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名镇魏家湾经济与文化研究
——基于对魏家湾的历史考察
郑民德 朱年志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魏家湾是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漕运码头、商业枢纽、文化中心，其镇内不但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人口众多，而且寺庙遍布、科举人员层出不穷，具有重要的交通、经济、文化地位。同时魏家湾镇的历史演变与河工管理、战乱兵燹、黄运变迁等因素也密不可分，是山东乃至北方地区典型的运河城镇。
关键词：魏家湾 运河 商业 文化
中图分类：K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明清时期的魏家湾属于临清州下辖的清平县管理，因其位于京杭运河与马颊河沿岸，具有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号称“漯阳之名镇”[1]。靠着国家漕运的刺激，魏家湾不但有中央政府设立的钞关、驿站、水次仓、巡检司衙门，而且商铺林立、货物山积、人口众多，粮食、盐业、布匹、药材等行业都相当发达，为山东运河流域著名的商业城镇。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文化的兴盛，明清魏家湾不但出现了诸多的庙宇、寺观，有“一步踏三庙，十里看百帆”之称，而且教育也相当发达，出现了诸多的进士、举人、太学生、贡生、岁贡等，成为了一方文化之盛地。清末因黄河北徙、运河淤塞、战乱频兴，魏家湾也商人离散，经济一蹶不振，逐渐走向没落。
一、交通枢纽，河工重地
明清两朝，魏家湾位于京杭运河与马颊河沿岸，水路交通便利，同时临近临清、济宁、聊城、德州等商业名城，所以陆路交通也颇为发达，良好的区位优势使魏家湾成为“南近曹州，北通岱岳”的“一方之胜地” [1] 。而明清中央政府为保障漕运在该地设置的河道部门，施行的水利工程，又进一步提高了魏家湾的政治与交通地位，使其成为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河工要地。
明清时期魏家湾位于临清州、茌平县、东昌府的交界地带，流经其境的马颊河因地势低于运河，所以常常作为运河的减河，通过闸座将运河多余之水泄入马颊河，然后入海，所以明清两代在魏家湾的河工也多为筑堤、建闸、分洪、保运等，是完全围绕保障国家漕运而开展的。明初，“会通河为元转漕故道，岸狭水浅，元末已废不用，黑洋山决口后，其道遂淹” [2]，永乐十年（1412）随着北京城市建设及与北方蒙元残余势力作战军需的日益庞大，朝廷派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他“自魏家湾开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复自德州西北开支河一，泄水入旧黄河，使至海丰大沽河入海” [3]，《行水金鉴》亦载“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用老人白英计，改从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卫，遏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湾与土河相连，开二小河以泄之”[4]，可见明初魏家湾即为重要的河工要地。
永乐后，随着京杭运河的贯通，国家漕运量逐年提高，但黄河对山东运道的侵害也日益严重，所以魏家湾等地河工频兴。据《续修清平县志》载：“县境运河在魏家湾，离城三十里，南接博平县界田家口起，北至二十里铺，直接临清州界止，计长三十九里，东西两岸计长七千一百二十丈，内东岸官堤七段，长一千零二丈，主簿承修；防风三段，长一百一十七丈，上河通判管修”[5]，成化元年（1465）建水闸二“曰魏家湾，曰李家口，东岸浅铺八，曰朱家、曰张家、曰十里井、曰赵官屯、曰戴家、曰陈官屯、曰赵家、曰潘家桥；西岸浅铺六，曰张家，曰李家，曰李官屯、曰王官屯、曰丁家屯、曰魏家湾”[6]，其中魏家湾为减水闸，作用是将运河洪水泄入其他河流，以减轻运河压力，浅铺则为疏浚河道的组织，以防止泥沙淤塞，保障漕船顺利航行。《大明会典》载“清平县戴家湾闸夫三十名，魏家湾等浅铺九，老人九名，夫八十一名，今存四十五名，捞浅夫一百三十二名，今存六十六名”[7]，老人为基层社会管理夫役的头领，主要负责河工人员的组织与协调，是明清运河沿岸河工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减水闸与浅铺外，“魏家湾以南大坝下旧有引河一道，水势情形应行挑浚，有利民生运道”[8]，引河不但可以用来泄洪，还可以在运河淤塞时用于通航，具有重要的功能。另有滚水坝一座，“水多则开闸放出，下游则乐陵、海丰一带入海”[9]。魏家湾段运河弯曲较多，也是利用“三湾抵一闸”的原理，“若津道径直，缓缓而行，则水浮沙沉，随路淀积，疏之不胜疏矣。今多用弯曲，使之左撞右激，自生波澜，鼓动其水而不使之稍宁，则沙亦带之而去，无复停顿”[10]，这样不但减少了置闸筑坝的耗费，而且利用河流的自然原理使运道通畅，具有很大的科学性。
入清后，中央政府依然视漕粮为“天庾正供”，运河为“国家命脉”，所以对黄淮运的治理有增无减。顺治二年（1645）七月，黄河决流通集，“一趋曹、单及南阳入运，一塔儿湾、魏家湾侵淤运道，下游徐、邳、淮阳亦多冲决……诏封河神为显佑通济金龙四大王”[11]，清初因战乱未息，国家财力有限，加之明末清初兵燹导致运道损坏严重，所以只能通过祈求神灵保佑黄运安澜。雍正四年（1726）内阁学士何国宗与山东巡抚陈世琯勘察山东水利，“东昌府城南七里河下归徒骇河，城北魏家湾河下归马颊河，德州四女寺减水闸下归老黄河，皆运河东岸泄水入海故道，年久淤塞，应行疏浚”[2]。雍正五年（1727）又动银筑堤，“由博平魏家湾减水闸泄运，经东昌卫、博平、高唐、夏津、恩县、平原、德州至德平，曲折七十余里达乐陵，直省庆云，于海丰大沽入海”[12]，雍正年间对魏家湾运河的疏浚，不但改善了运道环境，降低了水患发生的频率，而且对于国家漕运的正常运行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运河连年漫溢，朝廷派大员与河臣一起挑浚运道，“山东八里庙添建滚水坝，并将徒骇河头之龙湾，马颊河头之魏湾，老黄河头之四女寺各建坝，落低七尺，以导其北注，开伊家河以畅其南流”[13]。乾隆三十八年（1773）河臣奏“马颊河下游由东岸魏家湾水坝入口经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县等一百六十余里，河身宽窄深浅不等，只能泄运河异涨之水，若运河西岸上游开通，添闸宣泄，运河必将涨满，亦应导其去路”[2]，建议排泄多余之水。
清代魏家湾运河除上河通判、清平与堂邑主簿管理外，而且还设有巡检司，“魏家湾有巡检司，临河有清阳驿，下十余里有戴家湾、戴家闸”[14]，巡检司多设于关津、要冲之处，级别虽然不高，但是掌治安、巡防、捕盗之事，权力非常之大，而驿站主要为传递官方文书人员的食宿之所，一般也设于较大的市镇。清代魏家湾段运河挑浚多是集数县之力，“濒河聊城、堂邑、清平、博平、馆陶等五县，协同挑浚，届期听上官檄摊夫数，遵照募雇强壮人夫携带侉板、跳板、跳架及锨、镢、錂、铲、布兜各器具，及时挑浚，立限竣工，其夫价、器具银两，知县具印领，赴河道库领发，向例间年大挑，募夫二百九名，一年小挑，募夫五十五名”[15]，另“额设魏家湾汛守兵二名，丁家墩守兵三名，戴家闸守兵六名，月河口守兵五名，二十里铺汛守兵二名，沿途催儧，日夜毋许其停留”[15]，催促境内的漕船入京。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对魏家湾河道的治理多集中于前期，后期鲜有记载，这是因为明清初期在魏家湾兴修闸坝、挑浚河道、开挖引河为后代提供了河道治理的经验，所以其后多是因循，很少有大的改变。另外清代中后期，运河淤塞，黄河北徙，魏家湾运河已经很难通行，基本不能承载漕船航行与商货流通的重任，因此相关河工举措也极其少见。总之，正是因为明清中央政府对魏家湾段河道的管理与治理，才在数百年间保障了国家漕运的顺利进行，刺激了城镇经济与商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了山东运河沿岸的名镇。
二、商业中心，文化圣地
明清两朝，魏家湾依靠国家漕运的刺激，在经济与商业上也实现了繁荣，有“金魏湾，银临清”之称，镇内店铺林立、货物山积、人烟辐辏，不但建有国家征税的钞关、收粮的水次仓，而且有晋商的山西会馆，各种寺庙、楼阁、祠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魏家湾钞关位于运河拐弯处，最早设立于宣德四年（1429），为临清钞关的分税口，由临清榷关户部主事管理，有瓦房五间，征收船货税收。雍正七年（1729）为体恤商人与百姓，命“免直省关豆米额税，复设通州分司之黄村，临清关之德州、魏家湾、尖塚、樊口等口岸，免征临清关船料，以扬州关归两江总督遴员征收”[11]，可见此时魏家湾商业比较繁荣，为南北货物流通的必经之地。其后，魏家湾钞关曾短暂关闭，但乾隆七年（1742）又题准“临清关所属之德州、魏家湾、尖塚、樊厂等处口岸，准其照旧设立，以便巡查”[16]，其商业地位已不容朝廷忽视，所以才会设关征税。征税操作方法为，在关前运河里设一道铁索，两岸由绞盘控制，平时铁索提出水面，拦截过往船只，收税后将铁索沉入河底，将交税船只放行。魏家湾钞关自明宣德年间设立，期间虽有数次裁撤，但基本很快复设，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运河基本无法通航时才最终取消，存在500余年，这既体现了魏家湾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也说明了其商业与经济的繁荣。除钞关外，明清中央政府在魏家湾还设有兑粮漕仓，因其位于运河岸边，专门收兑国家官粮，所以又称“水次仓”。《续修清平县志》载“水次仓，在魏家湾，创于明初，名曰水次兑军仓，高唐、禹城等县均纳米于此，系国有”[5] ，当时清平、高唐、夏津等县的漕粮都在此完纳，有“三大厫”之说。关于水次仓，包世臣在《闸河日记》中写道：“三十里至魏家湾，为粮食码头，清平之首镇，而高唐、清平两州县兑漕水次在焉”[17]，清代曾担任过工部尚书的张祥河亦道：“立冬节届开新漕，水次年年一往还。才见明波排画鹢，疏林黄过魏家湾”[18]，该诗不但说明了水次仓兑粮主要在冬季进行，而且也体现了百姓每年都需交粮的场景。
漕仓与钞关的设立，使魏家湾的粮食业、盐业、药材业、杂货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商品转输地与销售地，聚集了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服务业人员，被誉为“清平首镇”，“地滨运河，舟楫往来，南北各货云集，居人以是居奇致富，声妓之声甲一邑”[15]，《清平县乡土志》亦载“明清之际运河行魏家湾，商业昌茂，民殷富，最为繁盛之区”[19]。魏家湾商业的繁荣除了依靠运河交通优势外，还在于其附近有临清、德州、聊城等大型商业城市，为其带去了大量的人流、物流、文化流，提升了其商业地位。魏家湾商业最为发达者为粮食业，有八大粮行，主要收纳通过运河与陆路而来的粮食，数目很大，既可以平衡当地市场粮价，赈济灾荒，还可以让边远地区的漕户在魏家湾直接从粮行买粮交兑，从而减少了长途运粮的耗费。此外，魏家湾还有盐店、杂货铺、药材铺、布店、典当行、客店数十家，其中规模较大者有“大泰茂”、“仙缘聚”、“庆嘉号”等，这些店铺既在当地销售货物，还为中转商人提供货源，属于囤积与中转皆备的商业机构。经济的繁荣也吸引了外地商人的聚集与本地商人的崛起，其中晋商在魏家湾建有山西会馆，为联络乡谊、商业交流所用，本地也出现了“南家大户”、“朱家大户”、“冯家大户”、“彭家大户”、“高家大户”等土著地主，他们通过商业经营而发家致富，然后购买土地、建造庭院、积累财产，在魏家湾乃至清平县富甲一方，其中“半个魏湾属南家”的民间谚语，就充分体现了这些土著地主雄厚的经济实力。商人、手工业者、服务人员在魏家湾的聚集，使人口得到了暴涨，当地居民“百家姓，百家姓，魏湾就占七十姓”的说法，也证明了当时魏家湾人口的密集。
清代魏家湾最为兴盛的时期为康熙、乾隆两朝，当时清平县诸镇“野多沙土，人多种木棉，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 [10]，每到棉花收购季节，“四方贾客云集，每日交易以数千金计”[10]，百姓通过经济作物的种植，获得了超过粮食种植的收入。魏家湾的集市与庙会贸易也很发达，集市为一六日，“集斗行十人，征银十九两七钱九分，花秤行三人，征银四两五钱，猪行五人，征银二两八钱，牛驴行一人，征银二两八钱九分五厘”[10]，其征银数额在清平县诸集中为最多，庙会则为碧霞元君祭祀之日，为四月初八与十月初八，届时不但有大量的民众前来祈祷许愿，而且方圆数百里的商人、小贩、百姓也前来贸易，借此博取利益。商业的兴盛使魏家湾的街道布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七大街十六巷”之说，七街为西魏后街、前河崖街、永兴街、中心大街、钞关前临河街、五神庙前南北街、文明皋以西东西街，十六巷则包括殷家胡同、王家胡同、丁家胡同、魏家胡同、彭家胡同、吕家胡同、梁家胡同、南家胡同等十六个较大的胡同，其中镇中最繁华之处为临近运河的中心大街与钞关前临河街，每天都人群熙攘，异常热闹。
咸丰五年（1855）黄河铜瓦厢决口后，山东运道淤塞，魏家湾等沿运城镇的经济也陷入衰落之中，《增辑清平县志》载“清平地瘠民贫，市物无珍异……贸易无贵重者，凡日用所给，肉一斤值大钱一百，鸡大者二斤值大钱一百四五十，鸭大者四斤，值大钱二三百，鱼虾水族贸易者少……入境以杂货为大宗，洋布、煤油次之，出境以杂粮、棉花为大宗，布匹、估衣次之，木材较临清为丰，入春运贩络绎不绝，工无专业，商无大贾，合境之人无非农者……工商则百分之一二” [15]，可见清末魏家湾等地的经济已难以与前朝相齐并论。
明清魏家湾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宗教信仰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魏家湾有“七十二庙”之说，其中较大规模的庙宇为兴佛寺、水南寺、奶奶庙，其中兴佛寺为清平县最大的宗教建筑群，明代曾多次重修，探花张天瑞曾撰碑文曰：“魏家湾，清平属地也，湾之南旧有兴佛寺，北向大殿一楹，珈蓝殿翼于左，祖师殿翼于右，天王殿置于前，方丈回廊十有余楹”[10]，其布局严整，规模宏大。水南禅寺位于运河南岸，明正德年间创建，康熙十四年重修，占地约五亩。其他如天齐庙供奉黄飞虎、姜子牙，白衣堂供奉观音菩萨，文昌皋供奉孔子，吕祖庙供奉吕洞宾，三官庙供奉天地水三官，关帝庙供奉关羽，较小的庙宇还有龙王庙、五神庙、真武庙、三义庙、土地庙等。除庙宇外，魏家湾在明清时期教育也比较发达，据家谱记载，明清两代出了蔺而如、张鹏、李清连、李振东、李德玉、魏西琨等近十余名进士、举人、秀才。在运河文化考察中，我们查阅魏家湾《丁马庄村志》得知，明清两代，丁马庄一村就出了三十五名生员，包括太学生、贡生、岁贡生、邑庠生、廪生等，据此估计，魏家湾一镇明清两朝有功名人数当超过百名，其数目非常可观。
明清魏家湾经济相当发达，是山东运河沿岸重要的商业中心、物流基地、漕运码头，聚集了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服务人员，繁荣了近五百年，而商业的兴盛也带动了民间信仰的丰富与教育的进步，大量寺庙在魏家湾的分布，充分体现了该地具有宗教文化生长与发展的土壤，也证明了当地百姓精神信仰的多样性。教育的发达与人才辈出，则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造就的，是一种运河流域内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与社会文化。
三、河变兵起，城镇衰落
明清运河城镇的历史变迁有一个明显的规律，那就是北方城镇经济的崛起往往完全依赖于运河交通，自身与本土商业并不发达，经济的繁荣多为外地商人所造就的，所以这种依靠单一交通优势而产生的繁荣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一旦运道改变后，就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而魏家湾、张秋、阿城、七级等城镇就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明清两朝运河虽时有淤塞，阻碍漕船航行，但因国家重视，不时疏浚，所以影响不是很大，但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后，不但运道被阻，水源匮乏，而且黄河改变了山东地区的水环境，使京杭大运河的利用价值日趋衰落。早在嘉庆年间，魏家湾所在的清平县就“城多飞沙，随浚随积，加漕渠埋没几尽，人文风俗亦凋敝不振”[10]，运道已不甚畅通。咸丰元年（1851）黄河决口，又淹没清平县，水漫全境，百姓受灾，城镇被毁。咸丰五年（1855）“大水，河决铜瓦厢，由东明注菏泽，分流至张秋镇，夺运归大清河，曹州、济宁、东昌以下皆水”[5]。光绪末年，随着河东河道总督与运河沿线闸官、闸夫的裁撤，运河更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的状态，“自南漕折运，东昌、临清间运河已成废渎，偶值夏秋淫潦，东昌西北自白家洼等处水无所泄，由涵洞灌入运河，直达临清，百余里间商民用小船营运取便，一时涸可立待”[5]，此时的运河已经处于自生自灭的境界，水源完全依靠降水，与周围的自然河道缺乏调剂与联系，甚至成为了排泄洪水的废渠，漕运的作用不复存在。正是因为清中后期山东运河的衰败，才导致了魏家湾等城镇的没落，交通优势的丧失，不但使外地的商人不再来此贸易，而且本土百姓也失去了从事饮食业、服务业、商业经营的机会，进而导致了城镇整体地位的降低。
清中后期频繁的战乱与匪患也是导致魏家湾衰落的重要原因。清末社会动荡不安，山东运河流域更是战乱频兴，匪盗遍布，这种现状既使经济与商业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稳定环境，也使百姓流离失所、商人遁身，基层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中，很多城镇被战火所毁。如《续修清平县志》载“清平地当南北之冲，东临高唐，陆路西接临清，水路兵马往来，被害甚巨，户口凋敝” [5]。咸丰十一年（1861）堂邑县宋景诗作乱，“三月十九日，匪徒从堂邑梁家浅渡运河焚掠而北，魏家湾戒严”，“五月十九日，匪徒复犯魏家湾，官兵击之退。匪南犯贾寨，北掠康庄，势甚披猖，团民夺气，至是直犯魏家湾，适统领乌公带归化城马步兵数百，至十八日驻县城，知县桂昌告急，乌星夜调拨，黎明抵魏湾，是时匪由土闸循运河西岸北行，团勇循东岸南行，战于三孔桥，勇力不支，乌军至，击匪，匪溃，追奔数十里，适天大雨，收队”[5]。除宋景诗外，还有邱县、莘县等地的教匪也纷纷起兵响应，“又河东土匪或数十人，百余人，冒贼剽掠，勾引临清江家油坊，堂邑前后吴家庄、豆方屯等处踞匪，由丁马庄、小辛庄、左家桥渡运，旋绕魏家湾，觑清平、高唐冬漕囤积魏湾未兑，知县贵昌，魏湾巡检彭年督团逆击之，程官营匪退”[19]。清末的战乱，对魏家湾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它使因运道淤塞而日趋衰落的城镇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不但使百姓均受战乱的荼毒，农业、商业陷入凋敝，而且导致城镇被毁，商人离散，基层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再也无法重振昔日的繁荣。
明清魏家湾作为运河名城，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曾有过数百年的繁荣与兴盛，无论是河道治理、商业发展，还是文化灿烂，这所有的一切都归于运河的畅通与优越的地理位置，正是国家漕运带来了商人的经营、货物的流通、人流的聚集，使其成为了山东运河沿岸的重要名镇，但是这种缺乏多种条件支撑的繁荣，其根基是脆弱的，一旦失去了最主要的推动力，就会从高峰陷入低谷，从而再也难以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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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中国名城》2015年第3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