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
高元杰
[内容提要]漕运是古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十分兴盛。相关学者就各朝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的社会职能、实际运转、管理系统、运输人员、漕弊、漕讼与减漕运动、漕运中的商业活动，以及漕粮河运和海运的变迁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大陆；漕运史；研究综述
漕运是古代社会极为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历代朝廷尤其是唐宋以后最为重视的国家事务之一，对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所以漕运史及其相关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
我国的漕运史研究起步较早，1891年《万国公报》发表的署名懒散老人的《历代漕运异同说》[i]似乎是最早公开发表的漕运史研究论文。到了三四十年代，这方面的论著逐渐多了起来。有介绍历代漕运概况的论文，如青山定男《论北宋漕运法》、清水泰次《明代之漕运》、吴世贤《清代以前的漕运概况》、蔡狮《清代漕运之组织及其运输方法》、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王楚材《明代之漕运》、杨文煊《历代漕运评述》、嘉予《从唐宋的漕运到现代的粮运》[ii]等。也有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如庄华强《<浙江减漕纪略>述要》、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吴铎《轮船招商局与漕运的关系》、桀《清季漕弊与海运》、铮铮《明初漕运问题考述》、李文治《清代屯田与漕运》、李文治《历代水利之发展和漕运的关系》[iii]等。
解放以后，大陆漕运史研究继续发展，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未能成为一个热点。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马云青《清季漕运遗闻》、赖家度《元代的河漕与海运》、史念海《三门峡与古代漕运》、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于耀文《漕运史话》、南怀瑾《漕运与青帮》、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蒿炎培《明代漕运与会通河的疏浚》[iv]等，这些研究仍然较多地停留在一般性的情况介绍、基本知识普及和资料搜集整理方面，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全面、深入和细致。
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经济史研究成为热点，有关漕运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目前已经有数篇涉及到漕运史研究的综述，如王云《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等，[v]但尚未有系统介绍漕运史的论文发表，本文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的漕运史研究作一综述。
一 通论性论著
80年代以后出现了许多运河史的通史性著作，这些著作中多有涉及漕运史的。比如198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印的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对与运河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其对于秦汉以下特别是唐宋以下运河在漕运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也甚是关注。[vi]岳国芳《中国大运河》、常征和于德源《中国运河史》以及姚汉源《京杭运河史》等也都涉及到了各朝代的漕运状况，不过相关内容比较简略。[vii]1997年出版的李治亭的《中国漕运史》是首部以漕运为主题的通史性著作，对先秦到清季漕运的起源、开创、发展、繁荣、盛衰和终结的过程进行了整体描述，涉及运河开凿、漕运组织管理、漕运工具、漕运与社会经济关系等多个方面。[viii]吴琦的《漕运与中国社会》是作者1988年至1999年发表的15篇相关文章融会贯通而成，是从漕运与中国政治、古代军事、社会制衡、商业经济、农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全面研究漕运及其社会影响的通史性论著。[ix]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也就漕运的政治军事意义、管理机构和理漕官吏的状况、运输者的生活待遇及其各方面的活动，以及漕运与古代社会其它方面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并深刻地批判了漕运对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x]于德源的《北京漕运和仓场》是首部区域性的漕运通史，对自东汉至清末的北京地区的运河和漕运、仓储的管理进行了考察。[xi]
在论文方面。曹尔琴从选择建都地址、供给驻军食粮等方面分析了古人对国都与漕运关系的认识，分析了漕运运道的几个特点，还对漕运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进行了探讨。[xii]宋源考察了“以漕为本”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作用，认为“漕本”思想、政策的产生和强化，造成了全国土地、人力、财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经济效益的低下，严重阻塞了商品流通渠道，极大地挫伤和抑制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育。[xiii]马瑞俊对先秦到宋代尤其是汉唐两代黄河漕运事迹进行了整理和分析。[xiv]郭孟良和孔祥君从政治结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生产关系等方面探索了大运河漕运对传统社会的消极影响，认为大运河漕运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对传统社会的发展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xv]嵇建琴从河运漕粮方法的思想演变、商业原则在漕运中的运用、河运与海运思想的争辩、常平仓和田赋的改征折色等方面对唐代以降的漕运思想的演变进行了考察。[xvi]
二 元代以前的漕运
（一）对隋代以前漕运的考察
漕运伴随着中央集权政治而诞生，在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前，已经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潘京京、罗庆康、王鑫义等人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概况进行了考察。[xvii]马晓峰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渠建设，并按主要功能将其分为军队与辎重运输、农业区租赋运输和商业运输三类，他认为这时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机的管理体系，军事将领对漕运各个环节的巨大影响是该时期漕运管理的特点。[xviii]上官绪智和温乐平对秦汉时期的造船业进行了考察，认为秦汉时期造船业的发展给军事后勤漕运和水军战船以重要保障。[xix]张晓东的系列论文从军事角度对研究较为薄弱的秦汉、六朝和孙吴时期的漕运进行了考察。[xx]
（二）对隋唐漕运的考察
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以后，漕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国家命脉，相应的有关隋唐大运河漕运史的研究也成为热点。著作方面。潘镛通过对1984年参加唐宋运河考察活动所得资料的研究考证，著成《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一书，对隋唐时期大运河的开凿、疏浚、管理，运河漕运的兴盛、改革和衰落进行了梳理。[xxi]李菁《解读运河：大运河与唐代社会深层关系之考察》一书从文人诗作的角度考察了运河上的物资转运、文人行旅和对隋炀帝开河评价的转变。[xxii]论文方面。马正林、杨希义、李廷先、何汝泉、高荣盛等人对隋唐时期的漕运情况进行了考察。[xxiii]曹铁圈、艾冲、陈朝云等人对隋唐时期运河沿岸的漕仓进行了考察。[xxiv]付志方、潘镛、吴立余等人都探讨了唐代的漕运改革，其中潘镛的文章还就安史乱后漕运改革与漕运衰落和唐朝覆灭的关系进行了探析，王朝中也分析了安史乱后漕运衰落的原因。[xxv]王力平指出唐后期从韩滉开始的浙西节度使兼理漕运的情况是唐后期漕运史上的特例，认为藩镇主持漕运实质上是中央与藩镇的矛盾斗争在漕运制度上的体现，而韩滉成绩卓著的漕运工作体现了藩镇对漕运的积极影响。[xxvi]何汝泉的系列文章对唐代漕运官员的设置、治所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考察。[xxvii]徐庆全和黄寿成就转运使的相关问题与何氏进行了商榷，[xxviii]何氏在《唐代地方运使述略》中作了回应，并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xxix]。
（三）对两宋漕运的考察
张晓东的《五代时期的漕运与北方边防》是少有的考察五代时期漕运的论文，认为五代时期在利用漕运支持边防的具体措施中，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战略变化，这些战略变化对宋代军事史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xxx]
陈峰从漕运格局、漕运方式、漕运管理组织和漕运运输队伍等四个方面考察了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他还考察了北宋漕粮的数量、来源地及变化，分析了漕粮居高不下的原因、漕粮的意义及影响。[xxxi]周建明、陈峰、张勇等人考察了北宋的漕运方式及其演变和影响。[xxxii]陈峰、王艳对宋代的漕运管理组织进行了考察[xxxiii]，袁一堂对南宋的总领所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总领所是南宋供漕及军队供养体制的基础[xxxiv]。陈峰、王云裳对宋代漕运的运输人员进行了考察[xxxv]，王云裳还对不同漕运方式各个阶段押纲人员的营私舞弊行为进行了阐述[xxxvi]。王瑞明对纲运（宋代一切官属物资运输的总称，运河漕运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机构、种类、作用和弊端作了探讨，韩桂华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xxxvii]还有此外陈峰、程民生、周建明、王艳、曹家齐等人还有相关的研究宋代漕运的论文。[xxxviii]
吴宏岐考察了金代前期的御河漕运、京城至通州运河的开凿，上京、北京、东京诸路的漕运等问题，认为金代对北方地区的漕运开发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对研究薄弱的金代漕运做了有益的努力。[xxxix]
[i] 懒散老人：《历代漕运异同说》，《万国公报》第33册，1891年。
[ii] 未署名《历代南米漕运数额》，《地理杂志》第4卷第3期，1931年；（日）青山定男著，朱庆永译：《论北宋漕运法》，《清华周刊》第41卷第10期，1934年；（日）清水泰次著，王崇武译：《明代之漕运》，《禹贡》第5卷第5期，1936年；吴世贤：《清代以前的漕运概况》，《天津益世报·食货》1937年5月18日；蔡狮：《清代漕运之组织及其运输方法》，《交通杂志》第5卷第7期，1937年；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政治季刊》第4卷第3期，1940年；王楚材：《明代之漕运》，《西北公谕》第4卷第3期，1942年；杨文煊：《历代漕运评述》，《中国学报》第2卷第2期，1944年；嘉予：《从唐宋的漕运到现代的粮运》，《粮政季刊》1947年第5、6期。
[iii] 庄华强：《<浙江减漕纪略>述要》，《地政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自然科学版）》1935年第2期；王毓铨：《清末田赋与农民》，《食货》第3卷第5期，1936年；吴铎：《轮船招商局与漕运的关系》，《天津益世报·史学》1936年8月30日；桀：《清季漕弊与海运》，《北平晨报·艺圃》1937年4月28日；铮铮：《明初漕运问题考述》，《新东方》第2卷第5期，1941年；李文治：《清代屯田与漕运》，《学原》第2卷第2期，1948年；李文治：《历代水利之发展和漕运的关系》，《学原》第2卷第8期，1949年。
[iv] 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历史教学》1957年第9期；马云青：《清季漕运遗闻》，《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2期；赖家度：《元代的河漕与海运》，《历史教学》1958年第5期；史念海：《三门峡与古代漕运》，《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于耀文：《漕运史话》，北京市：中华书局，1962年版；南怀瑾：《漕运与青帮》，《新天地》1964年第10期；邹逸麟：《从含嘉仓的发掘谈隋唐时期的漕运和粮仓》，《文物》1974年第2期；蒿炎培：《明代漕运与会通河的疏浚》，《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6期。
[v] 涉及漕运史的研究综述主要有王云《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刘小花：《中国运河史研究综述》，《吉林水利》2007年第9期；向福贞：《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学术研究综述》，《福建论坛》2008年第10期；孟繁清：《元代海运与河运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9年第9期；郑孝芬：《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综述》，《淮阴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胡梦飞：《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王文淑：《明代京杭大运河研究综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等。
[vi]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西安市：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vii] 岳国芳：《中国大运河》，济南市：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年版；常征，于德源：《中国运河史》，北京市：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姚汉源：《京杭运河史》，北京市：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
[viii] 李治亭：《中国漕运史》，北京市：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
[ix] 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x] 陈峰：《漕运与古代社会》，西安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xi] 于德源：《北京漕运和仓场》，北京市：同心出版社2004年版。
[xii] 曹尔琴：《中国古都与漕运》，《唐都学刊》1987年第2期。
[xiii] 宋源：《论“漕本”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历史作用》，《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3期。
[xiv] 马瑞俊：《黄河河性与我国古代漕运》，《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9年第3期。
[xv] 郭孟良，孔祥君：《大运河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xvi] 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xvii] 潘京京：《略论秦汉时代的运河和漕运》，《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2期；罗庆康：《简析刘邦时期的漕运》，《益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王鑫义：《东晋南北朝时期的淮河流域漕运》，《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
[xviii] 马晓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漕运与管理》，《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xix] 上官绪智，温乐平：《从秦汉时期造船业看水军战船及后勤漕运保障》，《南都学刊》2004年第2期。
[xx] 张晓东：《秦汉汉江漕运的演进及其历史价值》，《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秦汉漕运的军事功能研究——以秦汉时期的漕仓为中心》，《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六朝的漕运、地域格局与国家权力》，《史林》2010年第3期；《孙吴时期长江中游的漕运与军事》，《史林》2012年第3期。
[xxi] 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
[xxii] 李菁：《解读运河：大运河与唐代社会深层关系之考察》，厦门市：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xxiii] 马正林：《渭河水运和关中漕渠》，《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杨希义：《略论唐代的漕运》，《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廷先：《唐代江淮地区的漕运》，《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何汝泉：《唐代河南漕路述论》，载《运河访古》，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高荣盛：《唐代江淮漕运的历史考察》，《安徽史学》1998年第3期；何汝泉：《唐代河南漕路续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xxiv] 曹铁圈：《隋唐时期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仓储初探》，《中州学刊》1996年第5期；艾冲：《隋唐永丰仓考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陈朝云：《唐代河南的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xxv] 付志方：《刘晏与唐代漕运》，《学术月刊》1982年第6期；潘镛：《中晚唐漕运史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吴立余：《略论元和初期李巽的盐法漕运改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王朝中：《唐代安史乱后漕粮年运量骤降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xxvi] 王力平：《韩滉与唐代漕运》，《河北师院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4期。
[xxvii] 何汝泉：《唐代转运使成为固定职官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关于唐代转运使的治所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唐代转运使的设置与裴耀卿》，《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xxviii] 徐庆全：《关于唐代转运使设置的年代》，《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4期；黄寿成：《关于唐代盐铁转运度支等使的问题——与何汝泉教授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xxix] 何汝泉：《唐代地方运使述略》，《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xxx] 张晓东：《五代时期的漕运与北方边防》，《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xxxi] 陈峰：《试论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略论北宋的漕粮》，《学术界》1997年第1期。
[xxxii] 周建明：《论北宋漕运转般法》，《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陈峰《北宋东南漕运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河北学刊》1991年第2期；张勇：《两宋东南地区漕运直达法比较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xxxiii] 陈峰：《宋代漕运管理机构述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王艳：《北宋漕运管理机构考述》，《洛阳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xxxiv] 袁一堂：《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
[xxxv] 陈峰：《北宋漕运押纲人员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王云裳：《简论宋代漕运与武职押纲队伍及舟卒》，《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xxxvi] 王云裳：《简述宋代漕运中押纲武臣与舟卒的营私获利活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6期。
[xxxvii] 王瑞明：《宋代纲运与阶级矛盾》，《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韩桂华：《宋代纲运的管理办法》，载《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保定市：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xxxviii] 陈峰：《略论漕运与北宋的集权统治》，《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程民生：《北宋汴河漕运新探》，《晋阳学刊》1988年第5期；周建明：《北宋漕运与东京人口》，《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王艳：《论北宋汴河漕运制度》，《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曹家齐：《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xxxix] 吴宏岐：《略论金代的漕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
文字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