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运河区域的水灾应对与水事纠纷
刘燕宁
摘要：南运河之水主要是依靠漳卫两河来救济行运，卫水势比较平缓，但漳水水势迅猛，而运河河身并不宽广，每遇汛涨，堤岸难防，往往会有冲决之患。为了防止运河决口，冲坏禾稼。官方积极地修筑堤坝、开挖减河，民间也纷纷筑堤。而有些地方却因运河决口土壤淤肥，却希冀运河在此决口，致使而引起的筑堤之争，与偷掘堤坝事例不断。
关键词：运河决口 筑堤 扒堤
卫河为漕运之咽喉，当漕运繁忙的时候，“歌声月明不绝，且商贾凑集，宝货俱陈，东南物华之美下邑得而有之”。[1]便利的交通促进并且沿运河的城镇交通便利，商业比较发达。如明清时期的临清是一座繁华的运河城市，舳舻千里，帆樯如林。明朝诗人李东阳生动地写到“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罗处处闻。”运河不仅有运输便利之用，也有“修筑挑浚，有绎曳、有防水、甚而有敲水之扰，甚而有溃决之祸”。[1]沿滨河的州县不仅要承受灾害之苦，还要滨河的州县的人民“应充浅夫，供浚河筑堤役。”[1]
一、卫河水患与官方应对
（一）运河决口带来灾难
运河之水受漳卫两河，漳水势猛，卫水比较缓，而“运河河身原不宽广，每遇汛涨，河水出，堤岸难防”[2]故常患溃决。且多年失修，“河身渐狭，河壮渐高。春则易枯，夏则溢邑。”[3]景县之内“惟逢运河上流在距县境一百余里内西岸决口，或遇雨水过大之年，水势便从故城入境汹涌而下。”[4]如果两岸诸防不严，即有泛滥之虞。景县有“四多”之称，—河道多、洼碱地多、坑塘多、灾害多。并有歌谣唱到：“一年到头白瞎忙，盐碱土薄不长粮，河水淹来沥水涝，冬缺衣来春无粮。”[5]（P85）永乐十年，“吴桥决堤伤麦”。嘉庆六年七月初旬，“山水大发运河西，平地深五六尺，淹没村庐无数。”[2]光绪九年，“坊子口决口，人命巨案。”[7]而沧县“地处洼下汛冲河决十岁九潦，鱼虾之类遣种于地，遇旱则成蝗蝻，故旱潦频仍，蝗蝻屡发。”[2]导致沃壤都变成贫瘠的土地，土地贫瘠导致农民收获减产，生活更加贫困。宣惠河为运河东岸泄水，数百年来宣惠河水患，“南决则害东光，西决则害南皮，北决口则害沧县”，[3]宣惠河水患，实际上是“由于运河东决，运河东决实由上下游淤塞所致。”[2]道光三年六月，“连镇香胡同御河西岸决百余日”，致使“龙堤外遣一深潭不冰不涸，潜蛰所居。”[9]同治十年六月，“御河东西俱决邑境大水”，光绪九年，“赵家堤御河东岸决德州境内亦河决北流县境东西被水”。[6]宣统三年六月，“连镇南运河东岸决水势汹涌，将铁路冲坏数十里。”[2]
（二）官方开挖减河与筑堤
为了防止洪水漫决河堤，破坏航道，还开挖减河，以分水势。明弘治年间，因“卫河泛溢东岸”，而别开两河泄水，以分其势。一在州南十里，一在州北四十里。 [2] 明朝曾在卫运河以东，开辟分泄洪水的减河和减河闸坝，以减轻洪水威胁。永乐元年（1403年），以运河阻塞，疏泉源，开卫河。永乐五年卫河溢，自临清至渡口驿，堤岸溃决，遣官修筑。永乐九年，在德州兴建四女寺减河，次年再开哨马营减河。弘治三年前后，又在沧州开挖捷地减河和兴济减河。嘉靖十四年，重修四女寺捷地、兴济减水闸，并在东光增建减水闸，四闸闸门各宽一丈六尺。 清河训导唐学成言：“河决沙湾，临清告涸，地卑堤薄”，临清至沙湾十二闸，有水之日，其势甚陡。请于临清以南浚月河以通舟，直抵沙湾，不复由闸，则水势缓而漕运通矣。[8] 除了开挖减河外，各县还纷纷筑堤。有官方修的堤称为“官堤”，民间修筑小堤则曰“民埝”。[7]“乾隆初年，司河务诸公考虑到滨河缕堤平薄堵御，便奏请皇上“在堤外地势高阜处，筑遥堤以防暴涨，洼下处建月堤以备放淤。”[2]这样一来，临河无虞泛滥焉。乾隆五年，南运河“青县鲍家嘴西岸湾坡裁直，畅流出口，淤浅挖浚深通，以免淤塞。堵筑东岸厂口，筑挑水隄、遥隄、月隄，以资捍御。又张洪桥以南一带民隄，加高培厚。在南皮县北卫河岸有大堤‘自南至北五十里，高丈余。’接沧州境，西接南皮境齐家堰。”[3]乾隆六年，开通直隶省元城县和儿寨北河沟与漳河故道相连，严禁小民筑坝阻水，听其宣洩以分水势。临清、恩县一带民修隄堰，酌量增培分别修筑。在东光县“运河两岸旧浅九处，堤四十处。”[6]通过开挖减河和修筑堤坝的方式减少灾害的发生。
二、民间的水事纠纷
（一）民间筑堤之争
河流决口往往会“漫水伤稼”，为此民间纷纷筑堤。而运河水涨需要宣泄，由此导致历年来扒堤争持之案不绝。“闻今年运河水溢，景州绅民赴德州呈诉，求为修防。”[9]光绪五年，宣惠河下游金沙领淤塞不通，“河南居民每决北堤泄水入沧，沧人苦之。”光绪九年，“沧州东光之民因水决堤争相杀，成大狱。”河之北岸大堤，以防卫河东决水患也。[2]光绪三十年六月先是减河夏家庄决，后运河决桑园东岸，宣惠河仍难宣泄。“东光人在河南筑台安石，以击沧人之守堤者。是月中旬，东人偷扒北堤水田，范家堤入境自西南而东北与夏家庄水合，淹没村庄禾稼无数。”知州袁遂便率众人将堤堵筑。[2]宣统三年，如果宣惠河发大水时商议“水若大，则七分入宣惠河，三分入沧州。”可是在此年六月连镇南运河东岸决，水势汹涌，从“东光千顷洼奔赴范家堤入，沧人趁水未至时，将灰霸筑高以符距地八尺五寸之数。”而东光人上控道宪派州牧弹压“不允许沧人增高范家堤”。沧民也极力反击“壮者筑堤，妇孺坐堤外拼命以待水至”，[2]州牧据实禀告给皇上，也屡次派人查看，可是也无可奈何。民国二年七月，宣惠河大水，连镇运河东岸口决水，仍旧奔赴范家堤。“沧民高筑灰坝以符八尺五寸之数，南皮县令率兵将沧民击退，泄水入沧。”[2]沥水大时，东沧各守各堤，相安无事。但年岁久远，金沙领地稍有停淤，一经运河东决，灌满该河。“东光恐宣泄不及，即抢扒北堤移向沧县，以畅其流。”[2]
（二）民间偷掘堤坝之争
有些地方却希望运河在其地决口，“山东恩县及东光各县附近河岸的居民，为淤地计希望决口，向不修补运堤。”同治初年，知州项桂轮奉檄挑宣惠河下游，竣工后禀请督宪论令“沧东沿河居民不准偷掘堤岸，以邻为壑，如有偷掘者，格杀勿论。”[2]捷地减河遇水之后，“居民贪淤田之利，往往偷决官堤，其屡有漫溢者，非堤防之不可恃也。”[9]“此次小杨庄决口，实系冯罗屯及小杨庄居民所私行掘开者。”[8] “据称直隶静海县西南，向有子牙河新正河一道，为容纳来水之区。曾经出示，不准修筑民堰。乃大成县奸民张海观等，阳奉阴违，修筑私堰，以致水涨难容。又贿通李荫平等，偷掘官堤十三处。”[9]“且维直境沿河各处，地多低洼。每遇盛涨，即被淹浸。小民不安义命。挖堤泄水，贻害邻村，其罪固不可宽。”“乾隆四十六年，有王忝福因所居河西积水，纠约数十人，潜往河东盗挖官堤，希图宣泄。”[8] 经河东之尹尚岳目击堤势将溃，情急放枪打伤王忝福等身死。但最终高宗纯皇帝觉得王忝福等情罪重大，非寻常罪人可比。尹尚岳为保护地方起见，着免罪释放。对于私自挖堤者国家则有明确规定“查挖掘河防圩岸，律有盗决、故决之分。盗掘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故决者罪杖一百，流三千里。因而杀人者，盗决则减斗杀伤二等。
三、民间水事纠纷的原因探析
（一）运河决口带来的水患
南运河流域地势低平，对运河的治理工程主要是加固加高堤埝，以防洪水泛溢决口影响漕运，然而，由于河床不断淤积，堤防也不得不愈筑愈高，诚如魏源所云：“强之就高，愈防愈溃，是为无策”给河北地区埋下了严重的水害隐患。李文忠对直隶地区的聚众挖堤的陋习做了透彻分析：“直隶聚众挖堤之案，多系上游被淹，移害下游。或因河淀盛涨，移害堤外民田。地方官勘验查办，若系县属之民，盗掘本境之堤，提犯严惩。办理尚易。其有界分两县，一经扒挖，此县受害，向彼县提犯。而挖堤奸民，往往混推村众，承认无人。即严讯地保、乡长、非以衅起一时狡饰；即以黑衣人多，无从辨认为词。为首及帮同扒挖之犯，每至无从拿解，办理殊多掣肘。地方官事前疏于防范，失事之后，又以挖堤之犯，俱系被淹情急可悯之民，类多酌量示惩，从宽了解。以致愚民益无所顾忌，纷纷效尤。此直隶沿河居民，一经水淹，动辄聚众挖地之积习也。”[8]运河决口淤地也是有一定的条件，一般是“多在五六里内得好淤，太近被冲太远，则清水潦矣。”“其距河稍远一带，地势低洼，土色黄碱，虽植五谷收获亦薄。”[2]就连河边的老农也知道“凡河决处五里之内皆浑水，最能挂淤，水退即为腴。至十里外，水渐清而淤亦淤浅，若二十里外尽清流矣。”所以在水涨时候，“守河村庄各分段严防以所淤之地。”而有时候水未必溃于所守之堤，导致“偷堤扒河之讼，亦历年不断”。[8]
（二）运河决口与土壤肥力
运河决口对于某些地方来说却使土壤淤肥，雍正年间，在开挖捷地、兴济两处减河时，勘察减河两岸的土地情况，“减河左岸近历系低洼荒碱之地”。在没有开挖减河之前，田地常在水中浸泡，而开坝筑堤，将浑河水引入荒碱的田地里，“即可分泄减河汹涌之势，又可将不毛之地淤肥。”沧州地区土壤概况，第四区“凡沿运河一带土皆沙质，谷蔬皆宜，凡临减河之地，土壤皆佳”；第五区位于中部“自减河以南至七里淀原为卑隰不毛之地，后经运河连年决口，淤成膏腴。”第十区位于东北隅，“地近海滨，势极低洼，向受水患，惟上游沿减河岸西，屡经河淤，变成沃壤。[2]“其沿河两岸自东岸自李天木、辛庄以北至大吴庄西岸之严镇台大寺等均为减河决口淤成沃壤。” [2]自乾隆初，减河南溃十有八年，将南边的土地“遂淤成良田”，此后数十年里，“南堤溃则淤南，北堤溃则淤北。”河两岸附近的村庄的田地由“碱污变为膏腴者，不知凡几。”[8]在静海县，运河水“水一斗，泥二升，无往不利，若伏泛决口，则流注之地，淤瘠为肥。” [9]“冯罗屯小杨庄近堤碱场，往年地价不过三千文一亩。自同治十年决口挂淤后，每亩可值三五十千。此沿河居民所共知者。故此，日之决口，非但无损于德州，实且有益于德州，其害乃全在畿南耳。”[8]
然而并不是河道决口就会带来肥沃的土地，“淤地之利，人人皆知，固不可待言。然无大段之地可以放淤，其利微有。其地引水不易，其利亦微。有其地引水亦易，而无宣泄之地，则收效太迟，其利甚微。”[2]德州四女寺减河虽然有议淤东洼之举，但是因为没有宣泄的地方而中止。而沧县捷地减河“东北直抵海滨，又有大段海滩纵横七八十里，可以尽力放淤。又有海口可以放淤，此真天赐美区。”[2]而运河决口的带来的是灾难还是土壤改善则是各地区筑堤与扒堤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康熙）吴桥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 （民国）沧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3] （民国）南皮县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 （民国）景县志 [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9.
[6] （光绪）东光县志 [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7]（乾隆）河间府新志[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8]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室编校.再续行水金鉴 [Z].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9]（民国）静海县志 [Z].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文字来源：《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