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京地区的仓储建设

清代南京地区的仓储建设[1]

王玉朋

 

摘要： 历经改朝换代，清初南京地区的仓储事业处于荒废状态。到雍正年间，官府相继进行了社仓、常平仓建设，仓储事业初具规模。道光年间，江南水、旱灾害频发，为满足救灾赈济要求，在两江总督陶澍主持下，南京地区开展了以丰备义仓建设为中心的仓储建设，仓储事业日臻完备。太平天国战后，南京地区的各类粮仓破坏严重。光绪三年后，受朝廷政策影响，南京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仓储建设活动，最终建立起城乡一体的备荒赈灾体系。

关键词： 清代；南京；仓储;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作为灾荒史、社会救济史研究的重要部分，仓储制度研究已经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涌现出了数目可观的研究成果。不过，就引人瞩目的江南地区来讲，学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核心区域的苏州、松江一带，对地处江南边缘区的南京一带关注很少。[i]基于此，本文对清代南京地区[ii]仓储建设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尤其注重对各类仓储经营、管理情况的考察。

一、走出颓势：清前期的社仓、常平仓建设

清初江宁府下属各县粮仓的建置基本延续了明代中后期格局。各县不仅没有修建新的粮仓，反而因明末战乱使得各县粮仓荒废下去。如江宁县的存留仓^{[1](卷三《仓驿》，p511)}，句容县仓、东西南北四仓^{[2]（卷二《建置志》，p507）}，六合县义仓、盐惠仓等仓^{[3](卷三《仓厫》，p265)}，高淳县常丰仓^{[4](卷五《建置志》，p30)}均荒废无存。作为明代独有的专以备赈为任的预备仓，却比较多地留存下来（见表1）。[iii]清朝在江南地区的统治稳固下来之后，南京周边各县开始了对预备仓的增修，如康熙年间江宁、上元两县知县就增修预备仓，但这些修缮活动规模小，声势也不大。

表1  清初南京地区预备仓修缮表

 

上表据康熙《上元县志》卷九《官署》、康熙《江宁县志》卷三《仓驿》、乾隆《句容县志》卷二《建置志·仓库》、康熙《六合县志》卷四《惠政》等方志绘成。

 

 与其他各县形成反差的是，句容县却于康熙年间大规模的建设社仓，推行积谷备荒之法，声势颇为浩大。句容县建社仓吸纳稻谷的方法是：每年秋收后，按每户田亩数目多少，每亩田地岁捐谷2合作为社仓谷源。在管理上却充分利用民间力量，于各里推举老成持重、家境殷实的县民作为“堆户”，来负责社仓的运作与管理，“年终造具管、收除在四柱清册”。之后，将反映社仓运作情况的四柱清册上交县衙。每隔两三年，知县会对社仓运作进行严格盘查。不过，在对社仓盘查过程中，却存在着吏胥“因缘为奸”，“盘查骚扰，已不可支”的问题。此举充分利用了民间力量，极大地节省了官府的财政支出，但在社仓运作过程中，吏胥的各类盘剥加重了堆户的负担，导致出现“积谷毫无益于桑梓，反大累于善良”的状况。^{[2](卷二《建置志》，p508)}

总之，除零星的小规模修缮外，清初南京地区仓储事业基本处于荒废状态，仓储事业并没有走出明末社会动荡带来的颓势。对此，地方有识之士劝诫地方官能够积极进行仓储建设，以免灾害来临时造成慌乱状况，并认为仓储建设“实有裨益，冀切实行之”^{[3](卷四《惠政》，p392)}。

南京周边各县仓储得到大规模重建是在雍正年间。即位不久的雍正皇帝很重视仓储建设，尤其是兴修社仓以备荒年。他认为，“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善于社仓”，号召全国各省积极从事社仓建设。^{[5](卷三五《市籴考》，p5177)}在皇帝号召下，全国大部分省份即着手建造社仓，各地纷纷捷报频传。[iv]在各地建设热潮带动下，南京周边各县也积极地进行仓储建设，主要进行建设常平仓和社仓（见表2）。地方志中对雍正年间南京地区建设仓储的情形做了描述：“奉旨给发帑金，令各州县设立常平仓。年丰谷贱，增价籴入；岁荒谷贵，减价平粜以济民食。又令各州县设立社仓，以补常平之不及。劝捐于丰年，给贷于歉岁。春时借民谷种，秋成加息输纳。”^{[6](卷一〇《赋役四》，p116)}

 

表2  雍、乾时期南京地区社仓建设情况

		有6仓，县仪门左、东葛城、汤泉镇、石碛桥、新殿庙、浦子城
		有4仓，东乡涧北村、南乡涧西村、北乡柘塘镇、西乡明觉寺

上表据乾隆《句容县志》卷二《建置志·仓库》、乾隆《高淳县志》卷二《建置》、雍正《江浦县志》卷二《仓库》、乾隆《溧水县志》卷三《仓廒》绘制。

 

表2可见，雍、乾时期，南京地区下属4县均进行了颇具规模的社仓建设。这一时期的社仓建设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将现存的仓储进行扩建或改建后，直接成为社仓，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节省仓储建设成本。除原有石臼里社仓外，高淳县东的预备仓在这段时间直接被改头换面，改作崇教社仓。^{[7](卷二《建置》，p17)}而句容县则对现存的社仓运作方式进行改革，剔除社仓经营运作中的各类弊端。针对康熙年间社仓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吏胥居中盘剥，句容知县先将堆户、社长等名色予以禁革，随后把民间积谷尽数收为官办，由官方出面，延请城乡绅士，“分领经理，令四乡穷民春借秋还，取息一分”^{[2](卷二《建置志》，p509)}。第二类则是从新开始进行的社仓建设。溧水知县吴湘皋于雍正十一年（1733）发动县民进行捐谷活动，共募稻谷1308石8斗5升，作为社仓建设的本谷，随后于各乡建设社仓。乾隆五年（1740）知县杨塤继续发动县民，劝捐谷1699石5斗6升添作本谷。到乾隆十一年，知县蔡书绅将社仓所存谷变价后交给地方“社长”经理，于四乡设4仓10间，贮谷6600石1斗7升。^{[8](卷三《仓厫》，p138)}江浦县也设社仓6所。不过，社仓的推广却并不顺利，原因不外是江浦县乃“冲瘠之区”，“官无余俸，民鲜盖藏，立法易弛”。所以，地方人士担心已经出现的各类仓储不能时常保持充足的稻谷供应，这些社仓的运作会陷入无法运作的困境。^{[9](卷二《仓库》，p185)}

除社仓建设外，南京下属各县重点进行了常平仓的建设。此举是在江苏巡抚乔世松要求下进行的。他甚至对下属各县常平仓应储稻谷数字进行了具体要求，“大县三万石，中县二万石，小县一万六千。或动帑采买，或截漕拨储，以足额数”。^{[6](卷一〇《赋役四》，p116)}在地方要员严厉督查下，南京周边各县随即进行了以常平仓建设为主，兼及各类仓储建设的活动。上元县于雍正年间将汉西门内天主教堂改建为常平仓，还新设3个粮仓，分别位于县署大堂东、县署大堂西和县署外以西，新设四仓总共“额贮谷三万石”^{[10](卷八《民赋下》，p509)}。江宁县于雍正五年（1727）由知县孔毓珠于县署仪门外右首建设新常平仓，之后知县王仁锡、唐如柏、钦梿先后增修。用来贮存布政司和江宁府积谷的旧常平仓（在上浮桥西）在乾隆二年由知县张嘉绘增建仓房12间。^{[11](卷六《建置志》，p89)}句容县在雍正年间由知县施廷瓒对预备仓进行重建，“面南官厅三间，东、西合面仓廒各十六间，门楼一间，周围缭以土垣”。随后，知县鲁弘瑜亦于雍正年间将县仓于地形高阜处改建，“可免潮湿之虞”^{[2](卷二《建置志》，p507)}。六合县于雍正八年由知县苏作睿建宝成仓，“广十丈五尺、长十一丈五尺”。县西观前铺前的常平仓于乾隆年间扩建为“廒房十三间、官厅一间、仓神庙同看房一间”^{[12](卷三《仓厫》，p84)}。江浦县于雍正九年县衙右侧新建常平仓，到次年常平仓储谷有16000石。^{[10](卷一〇《赋役四》，p116)}溧水县则于雍正十年由知县吴湘皋建设常平仓，设仓房28间。到乾隆八年，知县杨塤添造仓房20间，用于收贮常平稻谷。^{[8](卷三《仓厫》，p137)}雍正年间常平仓建设活动的声势之浩大，可以想见。

此外，作为南京首县上元县在乾隆年间出现两个职能性粮仓——复成仓和虎贲仓。前者位于上元县复成桥，由江宁布政使负责管理，用来存放驻防八旗军和绿营军的稻谷；后者则位于石城桥附近，由江安粮道负责管理，存放江安粮道下属漕运船丁的食米。^{[13](卷三《建置》，p82)}

二、声势浩大：道光年间丰备义仓建设

丰备义仓的构想以及初步地实施是陶澍在安徽巡抚任上实现的。当时，安徽频年水灾，百姓流离失所。虽有常平仓、社仓放粮救济，但这些仓储在运作中显露的弊端愈发明显，“历久弊生，官民俱累”，带给救济工作诸多不便。为摆脱现有仓储废弛问题，陶澍便想设计一种全新运作模式的仓储形式——丰备义仓。他所设想的丰备义仓运作基本模式是：“于州县中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后听民间量力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境所积之谷，即散给本境之人。一切出纳听民间自择殷实老成管理，不经官吏之手，以冀图匮于丰，简便易行。”^{[14](卷一〇《劝设丰备义仓折子》，p243)}为确保这个构想能够实现，陶澍还设计了12条具体章程，通过官府发动民间力量，调动民间力量的主动性，管理与经营全部交由民间自行解决。

道光五年（1825）离任安徽巡抚后，陶澍先后担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之职。在此期间，江南一带出现了严峻的气候环境，水灾日甚一日。[v]沿江城市南京也迭遭水患，城市内涝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形成严峻社会危机。面对连年灾荒，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于道光十四年重提十年前的构想，劝谕商、富募捐，并再次刊刻原定的12条丰备义仓章程，颁于江宁府下属各县。此次颁布的12条丰备义仓章程与十年前完全一致，并没有提出新的举措。但是，与十年前相比，在陶澍的督查下，此时丰备义仓建设得到更为强力地推广。在告示中，陶澍对自己筹划、设计的义仓颇为自负，认为：“此章程筹思经岁，简便直捷，永远可行。”同时，他又告诫下属绅民人等，要切实推广，“勿以为空言文告而忽之”。^{[14](卷三二《劝设丰备义仓告示章程》，p322)}此时丰备义仓的建设，采取的措施更具应变性。如丰备义仓主要建在城市，而不同于十年前陶澍在安徽设计的那种“不宜近市”，以单纯救济乡村为目的运作类型。^[15]

在颁布创设丰备义仓告示后的次年，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随即于南京、苏州地区正式开展丰备义仓的建设活动。陶澍主持了南京地区丰备义仓的建设。他先于“缉私赏项余银五千两，作为倡建义仓之用”。其中，置办汉西门大街民间贮米砻坊，计房屋仓廒29间，用去银两2100两，并用余银2900两购得稻谷3010石存贮于仓。此外，南京城内士绅捐输稻谷9500余石，陆续存储入仓。^{[14](卷六〇《筹设江宁省城丰备义仓折子》，p45)}创设三年后，丰备义仓运作转入正轨，总督陶澍随即专折上书道光帝,要求对捐建谷仓出力的绅董、富商（捐银300两以上）进行褒奖，以表彰他们所做的贡献。^{[14](卷七四《丰备仓出力绅董请奖折子》，p399)}

南京地区推广的丰备义仓运作特点主要体现在两点上：其一，在仓谷处理问题上，丰备义仓平时并不出谷，而是长贮在仓，遇有荒年，才能开仓放谷。每年由承办绅士负责进行仓谷晾晒，防止稻谷发霉变质。对于晾晒产生的折耗，以“每次每石以三升为率”。义仓之所以不采取出谷获利的经营方式，主要是因为“减粜出易，春借秋还，易滋流弊之处，概不准行”。^{[14](卷六〇《筹设江宁省城丰备义仓折子》，p47)}其二，丰备义仓仓谷来源主要是“官民捐输”，但在经营上却主要采取民间承办的方式，并不经官吏之手，也不用每年向官府上报注销册。^{[14](卷六〇《筹设江宁省城丰备义仓折子》，p47)}

与十年前相似，南京地区丰备义仓的管理与运作依旧极大调动了民间士绅的力量。这在丰备义仓的人事架构上就有充分地体现。光绪《续纂江宁府志》中描述到义仓的人事，“（丰备义仓）由江宁府率绅士经营。其规划：绅士不支薪水，仓用司事一人，夫役四人”。^{[16](卷一四《人物》，p360)}正是由于丰备义仓在运作上对民间士绅的过于依赖，所以后来的文献描述到丰备义仓的实质，“虽曰存之公，实与藏之私无异”。^{[16](卷二一《田赋》，p134)}

在南京城内轰轰烈烈地建设丰备义仓的同时，周边各县乡也不甘人后,相继掀起建设丰备义仓的热闹场面。各县官员先后动员地方士绅捐输稻谷23800余石，采取就地建仓存谷的办法，选择殷实之家存贮，作为本村歉岁救济之用。六合县的丰备义仓即建于县城东门紫霞街。^{[17](卷三《仓库》，p52)}在各县建设活动中，尤以句容县丰备仓建设活动最为引人瞩目。句容县从上到下广为捐款来购买建仓所需稻谷，发动了官、绅各个阶层，官员如句容知县龚照琪捐银1000两，训导陈广钺捐银300余两，商、富捐谷630石、银5759两。随后，建丰备义仓于县城东门，计房屋仓廒28间，护卫平房48间。在建设丰备仓完备之后，句容县官员对这种临时劝捐筹谷的方式表示忧虑，担心义仓稻谷不能得到持续补充，进而丰备仓无法长效运作下去。句容县知县希望通过于“丰稔之年，业田一亩捐谷二斤”的方式筹集粮食以保证仓储有稳定的谷源。但是，这项请求经总督陶澍上报道光帝之后，皇帝认为按亩征收稻谷的方式，“难以昭平允”，且按亩征收，跟赋税征收无异，都要假手胥吏之手，日久必生流弊。道光帝坚持丰备仓建设仍遵陶澍原定章程，“听该商、富各自量力乐输，随时贮仓，以申好义之忱，而杜抑勒之弊”。^{[14](卷七四《句容县出力官绅暨捐户请奖折》，p401)}结果可以想见，这种听绅、富量力自愿捐助的方式无法保证丰备仓有稳定谷源。这也给后来丰备义仓无法持续长效运作埋下了一个隐忧。

到道光末年，江南一带水患依旧多发，建有丰备义仓的地区大多有比较好的救济效果。鉴此，时任两江总督陆建瀛要求建有丰备仓的各县按时于秋收时间赶紧采买稻谷及时归仓，同时要求未建丰备仓的地方，要尽快建设此类粮仓。在应急救灾的紧迫情况下，丰备义仓的运作逐步脱离了最初陶澍所设计的听民自愿捐谷的初衷，逐渐呈现出与社仓管理相似的方式。在江苏各地建设丰备义仓过程中，除有力殷富情愿多捐义谷者，听其自便外，总督陆建瀛要求，“仍各按各乡每田一亩，酌情捐谷一、二、三升不等，汇储公所。即以此乡之谷留备此乡之用”。这种亩捐的方式，是之前道光皇帝强烈反对的。而丰备仓的运作与管理也“悉遵社仓成法”，予以变通办理，并采取“公举一乡一村众所信服之人”，专司出纳等责。^{[18](卷五《查覆江苏保甲社仓情形折》，p202)}在陆建瀛直接参与下，南京周边各县随即出现一批新建义仓，如溧水知县陈敦诗于咸丰元年（1851）响应号召进行劝捐钱谷，并于县城内、柘塘镇、洪蓝埠、蒲塘镇、官塘镇等地设义仓五处。针对江苏各县建设丰备义仓过程中，有部分官员将原本积谷改为积钱的做法，登基不久的咸丰帝对此举进行批评，坚持要求丰备义仓的运作应仍以积谷为主，防止“不肖州县往往任意侵挪，藉肥私囊”。^[19]（p845)

总之，道光年间南京地区的丰备义仓建设，在总督陶澍亲自主持下，得到很好的贯彻。这种新式义仓的运作与管理，充分调动民间士绅力量，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社仓、常平仓管理废弛带来的救济不力困局。但是，这种义仓谷源的解决方式仍旧主要通过官府发动，民间自愿上捐的方式解决，无法保障义仓得到稳定的稻谷补给，这也给义仓持续运作带来隐患。

三、因灾而起：晚清仓储事业的重建

太平天国十年战乱过后，南京地区各类仓储遭受毁灭性打击。战后初期，为尽快恢复破坏严重的城市，救济城内外汇集的各地灾民，在地方官府主持下，各类仓储很快得到重建。得到重建的仓储主要有：①丰备义仓。于南京收复的次年三月被重修。在建设中，丰备义仓先后被购进米2000石、谷100000石充实粮仓。为了扩充粮食储量，江宁府出钱收买民房进行扩建。到光绪初年，丰备仓规模已达仓廒19间。值得指出的是，丰备义仓的经营方式发生了些变化，不再由民间绅士经理，而改为由官方机构——谷米局[vi]负责管理，逐渐成为一个官办性质的粮仓。^{[20](卷一一《建置》，p192)}②广丰备仓。于同治十一年开始重修，到光绪初年，总共进行3次重修，可储谷24000石，“今为官绅积谷仓，绅士经营”。^{[20](卷一一《建置》，p192)}③虎贲仓。历经战乱，此仓破坏严重，仅存“数廒”。同治八年，江宁府进行重建，至九年正月竣工。此时，虎贲仓共有“元、亨、利、贞”4廒，屋25间，功能还是“专储粮道旗丁行月米石并织造机匠月粮”。^{[20](卷一一《建置》，p192)}④复成仓。于同治七年被重修，先修5廒25间，以及牌楼、头门、客堂、围墙等。至十一年，又被添盖气楼、风洞。复成仓功能仍是江宁布政使司“收储江安各属征解南屯兵米，支放省城旗、绿各营月粮”。^{[20](卷一一《建置》，p192)}

光绪三、四、五连续三年，北方数省相继发生罕见的特大旱灾、水灾，没有被及时救助的灾民流离失所，境况惨烈。严峻自然灾害很快引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高度重视。随之，各省筹办仓储以积稻谷之议再起。借此契机，南京地区开始了战后最大规模的重建仓储活动。此次大规模建设仓储是以官府力量一手推广的，因此战乱流离失所的士绅没有发挥出战前那般重要的作用。

光绪四年，江苏巡抚吴元炳会同两江总督沈葆桢，饬令江宁、江苏两藩司所属各州县筹办仓储，要求各州县于同年秋天收成之时，“各就地方情形，其已经设有仓廒者，接续办理；其闲僻之处，尚未建仓者，一体劝谕绅、富认真举办”。为了让各县达到认真办理仓储的目的，吴元炳还在饬令中苦口婆心地解释地方广为存谷相较于存钱的优越性：“干洁净谷足支数十年而不坏，历时过久，尚有以陈易新之法。积钱既多，易启亏挪，且时遇凶歉，谷价腾长，购买无由，则多钱又不如多谷”。同时，他还要求“各属认真经理，力行无懈，并随时严加稽核，去除积弊”。^{[16](卷二《田赋》，p135)}

省城南京最早响应号召，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捐款积谷活动。南京筹办积谷发动了从官员到士绅、富商的各个阶层，包括了官捐、民捐、亩捐三种筹谷途径。①官捐。由在籍官员捐济，从两江总督沈葆桢至上、江两县官员，总共募得稻谷3500石。此外，光绪四年冬，两江总督沈葆桢、江宁布政使孙衣言筹款银子十万两购备荒积谷十万余石存于虎贲仓。^{[16](卷一四《人物》，p360)}②民捐。以崇善堂董事石楷带头，总共募得谷6000余石。米行、砻坊“所收买户每石一文”购谷后得谷1000石；此外，还包括崇善堂抚恤嫠妇积谷600石。以上官捐、民捐共得谷一万石，存于城内的广丰备仓。③亩捐。上元、江宁两县仿照社仓的筹谷方式，每亩田地捐谷2斤，后由各村老成、殷实人家实力劝办仓储。其运作方式为：“（粮储）各存各村，遇有凶歉，尽其所积，各赈各村，官不经收，民无纷扰。”在开展亩捐过程中，不论城居户、寄庄户、善堂、祠庙田产，一律按照每亩捐谷2斤的要求上捐。通过亩捐筹集稻谷后，再由地方官遴选地方公正、殷实的士绅1至2名作为社董，来专门负责社仓的运作。每年秋收后，由社董将社仓的收支情况具册上报官府，听官方不时查验。光绪三年亩捐，上元县得积谷4600余石，江宁县得积谷5100余石。^{[16](卷二《田赋》，p136)}江宁县筹集的5100余石稻谷存于下属各大村镇等20余处，其中“秣陵关一处捐有五百余石，板桥、禄口等镇各四百余石，其他或二、三百石、百余石、数十石不等”。^{[16](卷二《田赋》，p136)}

总之，通过此次大规模筹谷建仓活动，南京下属上元、江宁二县已初步建立起以丰备仓、虎贲仓以及乡镇社仓为主的备荒赈灾的仓储体系。

 

表3   光绪初年南京周边各县仓储建设情况

上表据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七《建置》绘制。

 

在省城南京进行大规模仓储建设同时，江宁府下属5县也在各县官府直接领导下，出现了颇具声势的仓储建设活动（见表3）。这次建设活动持续时间三到五年不等。在此过程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从仓谷来源上看，南京周边5县主要采用了两类筹谷方式。第一类是亩捐的方式，即筹集的仓谷按照田地亩数确定缴纳稻谷或者银钱的数额。溧水、句容两县均采用此种方式。鉴于溧水在战后的凋敝状况，“土非膏腴，户鲜盖藏，年丰则仅给，岁歉则艰食”，光绪四年知县傅观光在筹办仓谷时，并没有发动大规模向地方士绅劝捐的途径，而是采取了亩捐的保守方式，每亩地每年捐钱10文，连续上交四年，避免带给饱受战乱困扰的绅民太大负担。^{[22](卷一六《艺文志》，p1189)}句容县也采用亩捐方式筹集仓谷。在最初的光绪四年，筹集稻谷按田1亩捐谷3斤的比例办理，到后来则按每亩田捐钱20文办理。这一过程持续到光绪六年止。^{[21](卷五《田赋》，p104)}第二类则是筹集仓谷,“随漕粮办纳”。从光绪四年至十一年，江浦县即采此类筹谷方式，每上交漕米1石即捐钱120文，交纳银1两即捐钱80文。^{[6](卷一〇《赋役四》，p116)}六合县也采用随漕粮办纳的方式完成仓谷筹集：每交银1两即捐钱80文，交米1石即捐钱120文，比例与江浦县相同。不过这一过程从光绪四年持续到九年，比江浦县少两年。^{[17](卷二《田赋志》，p47)}总之，不论亩捐，还是随漕粮办纳，这两种筹集稻谷方式，均避免直接向地方富户、绅民发动劝捐，采取了县民均摊的保守做法。显然与战后民生凋敝、富户绅民力量还不够强大有直接关系。这种做法与道光年间声势浩大发动民间募捐，有很大不同。

其二，从仓储运作模式来看，在筹谷入仓之后，各县基本上都会提取一部分银钱作为本钱发典生息，作为维持仓储维修、人员薪资等运作经费。句容县通过连续三年“亩捐”总共筹集仓谷25400余石，分储于21仓。此外，还专门从每仓提出本钱1664066文，“常年生息，以抵岁修经费之用”。^{[21](卷五《田赋》，p104)}溧水县则在修仓买谷的同时，逐年提出部分银钱作为本钱进行生息：光绪四年，于常平仓旧址建仓廒11间，储谷1310石；五年，买谷2900石，提出钱“五百千文生息，为防守、工食之费”；六年，继续买谷2825石；七年，买谷2880石，提钱“五百千文生息，为仓屋岁修及每年晾晒稻工资、杂用等费”。^{[22](卷三《建置志》，p248)}其他各县基本采取了相似的运作模式，此处不再赘述。

其三，从仓储管理方式来看，战后南京周边各县仓储管理上，基本上采用了官方负责筹谷，官、绅合办的方式，充分利用民间力量介入管理环节，有效避免官府独办仓储可能出现的各类弊端。溧水县在建设筹备仓后，在管理上坚持“稽查出入，与诸君共理之，绝不假手吏胥”。^{[22](卷一六《艺文志》，p1189)}句容县兴办的仓储位于城内1所，四乡20所，在管理上也坚持“谕董经理，春借秋还”的方式。^{[21](卷五《田赋》，p104)}六合县积谷仓在管理上实行了官绅合办，“谕董经理”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吏胥的侵渔之弊。^{[17](卷二《田赋志》，p47)}

那么这次颇具声势的仓储建设究竟效果如何呢？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向朝廷汇报此次南京各县兴起的建仓活动时，用了“一时风行建仓储谷，当即酌定盘量章程”数语。^{[23](卷三〇《筹办积谷片》，p1116)}可见南京地区因北方大灾而兴起的建仓活动声势浩大，效果明显。

但是，此次建仓后，这些仓储是否可以长效运作下去呢？南京城内官府管控的虎贲仓、复成仓等官办仓储，大多能得到持续性稳定数量的稻谷补给，基本可以保证有效运作，发挥赈灾济民的效果。对此，晚清报纸对南京城内各类官办仓储有充裕谷源有形象描述，还讲到这些仓储补充稻谷的程序：“向章于秋稼告成后，由藩属探听谷价，委员赴产谷最盛处所，择尤采买，纳之于仓。”^[24]然而，南京城外以及周边各县经营的仓储，由于不能及时得到充足稻谷来充实空间，很快就面临经营上的困境。法国学者魏丕信分析这些半民间（semiprivate）性质的社仓和义仓经营困境时，认为这些仓储由于在资金来源上过度依赖慈善性捐输，“使它们面临的问题更为严重，因为这种资金比政府资金更难得到”。^[25](P168)魏氏的分析用在南京周边各县这些官、绅会办性质的仓储上同样合适。上元、江宁两县于光绪三年通过发动亩捐，于各村镇创办数十处社仓。但是到光绪四年、五年即遇旱灾，导致“山田苦旱歉收”。一时之下，这些社仓仓谷补给成为大问题，不得不只有依赖圩田所产稻谷一项。所以，当时方志讲到亩捐实行的条件：“亩捐一项，图匮于丰，必得丰稔之年，方能充积。”^{[16](卷二《田赋》，p136)}再以战后句容县积谷仓的运作为例。创办之初的积谷仓有21分仓储存谷25400余石。光绪十一年，句容发水，积谷仓随即开仓赈济出谷7028石。到十六年，积谷仓实际存谷量降低1倍，有谷11304石，其中民欠谷即有4674石。光绪十九年，句容又发生旱灾，积谷仓再次放粮10218石。至此，仓内存谷只有297石。导致积谷仓经营陷入困境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民欠仓谷一直是“积年累计，有加无减”。但是，百姓欠谷之后，却是“迄无一户遵还”。句容县不得不重新于光绪二十四年通过“亩捐”（田每亩捐钱20文）的方式于华阳书院建设新仓永丰仓。^{[21](卷五《田赋》，p104)}为此，其他各县也在积极寻求常规的“亩捐”之外的仓谷补给来源。如高淳县即于光绪末年在知县马枚参与下，决定从东坝周边一带的米行抽捐，创设东坝义仓，建有仓房13间，“贮谷以备凶荒”。^{[26](卷二《建置》，p26)}

四、结语

清初南京周边各县主要继承明代后期的仓储建置，除零星修缮外，各县并没有进行大规模仓储建设。这一状况到雍正年间发生了一些改观，南京地区相继进行了社仓、常平仓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仓储事业荒废的状况。至道光年间，江南水灾频仍，但是常平仓、社仓在运作中各类弊端显现，无法满足庞大的救灾赈济需求，由此出现了由两江总督陶澍设想并推动建设的丰备义仓。太平天国十年战乱，南京及周边各县仓储破坏严重。这种状况直到光绪三年才发生改观。受北方严重自然灾害影响，朝廷开始推广仓储建设，南京地区随即展开颇具规模的仓储建设活动。在地方官员积极参与下，南京地区初步建立起以丰备仓、虎贲仓以及各乡镇社仓为主的备荒赈灾仓储体系。

纵观清代南京地区一波三折的仓储建设活动，可以看出直接影响仓储建设能否长效运转的两大关键因素：一是参与力量的是否广泛。在中国传统时代，地方政府在行政运作上，面临管理上的两大困境：专业化程度低，大量公务须由不在编的胥吏、差役人员完成；行政经费的短缺限制了地方政府办理地方事务的热情。^[27]在仓储事业建设活动中，官府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充分调动地方士绅的作用，弥补官方管理上的各类弊端。道光年间，由总督陶澍主持的丰备义仓，就充分借用民间力量筹集稻谷，仓储管理也交由民间自行解决。不过可惜的是，这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补充官方力量的新型仓储，因后来战乱，并没有很好延续下去。二是仓储稻谷能否得到持续补充。在稻谷筹集上，清代南京地区仓储建设采用了各类不同途径，如官捐、民捐、亩捐、随漕粮折纳等。从效果上看，除了官府主导的仓储能保障持续不断的粮食补给外，其余民间参与的社仓、丰备义仓（早期）由于过多仰赖慈善性质的捐助，则很快陷入经营困境。

总之，清代南京地区的仓储建设活动仍以官方主导为主，士绅参与为辅。多数仓储由于没有得到持续性的稻谷补给，到后来多面临经营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