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居“王裔”到入籍”平民”：德州苏禄东王后裔的祖先认同
郭福亮[1]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山东聊城 252059)
摘要：苏禄东王后裔作为穆斯林群体，虽没有祖先崇拜，但存在一定的祖先认同，他们的生活变迁史，是其在中菲六百年交往背景下的文化适应和自我构建，“宗主国”与“藩属国”、“王裔”与平民、伊斯兰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等不同主体的交流和互动，历史时序的久远、苏禄东王后裔的情感关怀、文化自觉和中菲关系的变化是其族群身份和祖先认同变迁的主要动力。
关键词：祖先认同；苏禄东王后裔；祖先崇拜；文化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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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禄东王后裔现在散居世界各地，其中以德州市德城区新湖街道办事处北营村最多，共52户，218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共同的体貌特征、日常生活中遵奉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习俗、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利益诉求，从客观和主观方面来讲，他们都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群体。因此，本文选择苏禄东王后裔聚居地北营村为田野点，重点考察不同时期中菲（苏禄国）交流状况与后裔们的祖先认同，以及他们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增强我们对苏禄东王后裔的认识，了解居民观念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更好地处理现在的民族、宗教问题。
回族信安拉（真主），认为安拉是独一无二的，不崇拜图腾，更不崇拜植物、动物和自然、灵魂，不崇拜偶像，也不信什么财神、火神、风神等鬼神，因此回族没有祖先崇拜，与祖先崇拜相关的风俗习惯也不存在。虽然回族没有祖先崇拜，但是回族为了纪念亡人、寄托哀思，每逢亡人周年忌日或穆斯林节日，则会走坟。走坟是穆斯林传统的悼念习俗之一，是穆斯林区别于其它族群的重要方面之一。另外，祖先认同不同于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指人们对祖先的的信仰和膜拜，其核心是死去的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会继续影响到现世，对子孙的生活有深远的影响。而祖先认同则是对祖先的肯定的价值判断，即指同一祖先群体对祖先来源、迁移的认可态度和方式，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内容和重要工具，一方面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根基性”，成为族群内部连接纽带和外部的边界标识；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主观选择和建构的“工具性”，成为族群融合、同化、分裂、变迁的象征符号。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苏禄东王后裔作为穆斯林，虽不存在祖先崇拜，但祖先认同却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认同则是其对苏禄东王的渊源和迁移的价值判断和态度。
一、1417-1731年中菲（苏禄）朝贡贸易和祖荫下
明初，朱元璋奉行“以德睦邻和谐周边”的外交政策，修复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遣使四方，宣传明朝的友好对外政策，怀柔远人。明成祖在继承朱元璋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朝贡贸易，确立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在此背景下，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并率其家属头目凡三百四十余人，浮海朝贡，进金镂表文，献珍珠、宝石、玳瑁诸物[1]卷325”。
当年八月底，苏禄东王回国，居二十七日，三王辞归，朱棣赐苏禄东王“黄金百两，白金两千两，罗锦文绮二百疋，钞一万锭，钱三千贯，金绣蟒龙衣、麒麟衣各一，袭赐其随从头目文绮、彩绢、钱钞有差[2]卷192”。并且，朱棣派官员专门护送苏禄东王和群臣回国，东王走到德州时，因感风寒不幸病逝。《温安家乘要录·序》载：“我始祖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叭哈喇，于明永乐十五年，躬率眷属，梯山航海，效贡中朝。帝嘉其忠诚，温旨褒赐。是年秋，陛辞归国，行未数日，中途遘疾，至德州以北安陵薨逝。时永乐十五年九月十三日也[3]P249。”苏禄东王病逝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明成祖深表哀悼，派礼部郎中陈世启亲赴德州料理东王下葬事宜，选择墓地，并以“王礼”葬之，赐赠东王“恭定”的谥号。
安葬了苏禄东王之后，永乐帝按照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乃遣使赍敕谕其长子都马含曰：“尔父知尊中国，躬率家属陪臣，远涉海道，万里来朝。朕眷其诚悃，已锡王封，优加赐赉，遣官护归。舟次德州，遭疾殒殁。朕闻之，深为哀悼，已葬祭如礼。尔以嫡长，为国人所属，宜即继承，用绥籓服。今特封尔为苏禄国东王。尔尚益笃忠贞，敬承天道，以副眷怀，以继尔父之志[1]”，于是长子都马含回国继承了东王王位吗，而其二子、三子则另有安排。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当父母仙逝后，子女有守孝的传统。守孝期间，要遵守一定的禁忌：如不能唱歌跳舞，不能娶妻纳妾，不行房事，更重要的是孝子要在父母墓旁，搭棚而居。明朝时，孝子为父母守墓，仍较为盛行。于是，永乐帝准许东王妃葛木宁与东王次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及随从者十人留中国为东王守墓。“留偏妃葛木宁、次子安都鲁等及陪臣国人守其墓[4] 卷473。”为了保证守墓王妃和王子们的生活，“礼官察例赐恤，除陵庙地基外，恩赐十二城之，共祭田二顷三十八亩，永不起科，王裔之留中土者，俱关食俸粮，支给花布钞贯[3]P252”，另“拨回回夏乃马当、马丑斯、陈咬住三户，同原东王子安都鲁等相兼守坟，优免杂烦差役[3]P255”，就这样苏禄东王后裔开始了客居中国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后裔，祖先认同主要来源于“原生的”，或者称为“自然的”根基性情感联系。苏禄东王后裔们的情感来自亲属传承的“既定资赋”，世系距离苏禄东王较近，同时，苏禄国的语言、宗教、种族和领土又构成后裔们互相联系的“原生纽带”，这样的原生纽带和情感是非理性的、下意识的。总之，这一时期客居中国的苏禄东王后裔为其守墓，并享受“恭顺之诚，爱戴之意[5]”，带来的“恩荫”，他们的祖先认同最为强烈，与此同时他们“故国的概念越来越趋于淡薄了[6]”。
二、1732-1955年后裔们祖先认同的衰落
起初，客居的苏禄东王后裔享有特殊待遇，生活条件优越，衣食无忧。然而，到了万历年间，苏禄东王嫡系后裔“安”、“温”二姓，生齿日繁，已增加到75人，按规定德州仓每年要拿出900石粮食供给苏禄东王后裔。但是成化十一年（1475）之后，漕运改为“改兑法”，粮食由官军直接长运京师，不在需要交到附近水次仓，造成水次仓粮食储量减少，德州仓也不例外。万历二十一年（1593），德州管仓主事张世才借口朝廷财政困难，德州粮食储量低 “奏裁去前赐米六十六石，止存九石”。 其后，东王五世孙安守孙曾上疏乞求恢复原先给予的七十五石俸粮，但没有得到朝廷的答复。万历年间的“减俸逐步淡化了苏禄东王后裔的王族特权地位，使苏禄东王后裔从贵族向平民逐步过渡，促进了他们与当地人民的融合，客观上加速了其华化的进程[7]”。
清初，苏禄恢复了与中国的友好往来。雍正八年（1730），苏禄国王苏老丹来访，期间途经德州，东王后人提出了入籍中国的请求。雍正九年（1731）朝廷同意他们“以温、安为姓入籍德州[8]卷11”。后裔们入籍中国，既是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后裔们国家认同和祖先认同变迁的结果，入籍后的苏禄东王后裔成为中国回回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他们的日常事务和管理性质发生了变迁，由中菲外交层面变为中国内部事务，从侧重对苏禄东王“朝贡”的厚待，转向清朝对“归附者”的礼仪性的祭祀。“定温、安二姓各立奉祀生一名，照东省先圣先贤子孙之例[3]p253”。
辛亥革命后，废除了各种封建特权，后裔们的祭田被收归国有，祖先的恩荫无存，留下的则是今昔对比的伤感和落寞。与此同时，后裔人数逐渐增多，中间出现了贫富分化，有的人成为富农，有的人成为贫苦佃农。日常生活中，后裔们开始 “失忆”，对祖先的认同开始淡化，甚至对祖先的长幼顺序记忆都有所错误。如苏禄东王后裔温寿文1934年编撰的《温安家乘要录》，记载“长支温哈喇，次支安都鲁”，甚至今天的后裔们也认为温长、安幼。“一入中国籍，温哈喇，安都鲁，姓温的大，一入中国籍就姓温、安了[9]。”
关于苏禄东王后裔温、安两姓的长幼排序问题，许宪隆教授在论文《菲律宾苏禄东王后裔在华五百年史》中对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得出了“次子安都鲁、三子温哈喇”的结论，此结论已被学术界采用。其实，苏禄东王墓的破落和疏于管理本身就反映了后裔们祖先认同的减弱。雍正五年“苏老丹到中国来，道经德州，首先瞻拜祖先坟茔, 面对废坠已久的东王坟墓很有感慨，进京后即摺奏礼部, 请予修复[6]”。民国六年（1917）秋天，耿李庄运河堤决口，北营村房屋倒塌，仅剩下九间，石兽东倒西歪，王墓仅露坟顶，更深远的影响是大水退后，村中一片狼藉，许多后裔和村民有的携家带口，远走他乡，另谋出路，此时苏禄东王宗族的凝聚力下降，后裔的祖先认同进一步衰落，以至于到1955年，政府和后裔们对温、安两姓的族源认识都已模糊不清。“1955年初，政府动员少数民族回老家，支援大西北的农业生产，那时人们对回族来源的认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认为回族都是来自西域[3]P196”。于是，部分北营村民携家带口背井离乡，赶赴青海西宁。苏禄东王后裔的祖先认同在这一阶段的减弱，即是一个自然过程，也是中国社会变迁和中菲交流的缩影。
三、1956-2002年文物保护和外交需要影响下的祖先认同建构
1956年，苏禄东王墓被列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多次从文物保护、外交需要和旅游开发的角度，对苏禄东王墓、道路、陵庙、碑亭的修建。据苏禄东王管理处的马长军介绍从1965年到2002年间国家先后十二次拨钱对苏禄国东王墓进行了维修，形成了占地面积45.3公顷（680亩），南起青年路（共青团路），北至大学路（北园路），西起陵西路，东至解放北大道及荣庄村自然排水沟边界，南北长960米，东西长680米，以东王墓、陵恩殿、东西配殿、御碑楼、牌坊、神道、清真寺、王妃墓、王子墓为主的陵园式古建筑群。同时，从1975年菲律宾总统马克斯访华时，提到苏禄东王为中菲友好往来的历史开始，其后几乎每位菲律宾驻华大使都曾到德州瞻仰苏禄东王墓，同时菲律宾苏禄王子、苏丹、苏禄省副省长也多次到德州拜谒苏禄东王墓。我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也多次在外交场合提及苏禄东王，可见，此时的苏禄东王已经成为“中菲友好外交”的一个标志，其象征意义远超实际行动。苏禄东王古建筑群的建设和外交活动不仅促进了旅游开发，而且在苏禄东王后裔中造成了一种可以感觉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这种气氛使后裔们开始“自觉”关心自己的族群来源、民族身份、宗教信仰。
我国学术界为了响应中菲外交的需要，也开始研究苏禄东王。据许宪隆先生介绍，其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硕士时，就是受当时“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的号召和中菲外交的需要，选择德州苏禄东王后裔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学术界和当地政协文史委、文化馆开始批量研究苏禄东王，可以说一时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些科普读物，使苏禄东王广为世人所知。学术界的研究，为我国外交、当地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刺激了苏禄东王后裔的祖先认同。1988年6月，许老师在北营村田野调查期间，记录了后裔们关于东王的传说：“苏禄王当年乘大木船漂洋过海，到了中国，在北京见到了皇帝，与皇帝平起平坐，住了二十七天后，又坐船沿运河而下，在德州，因天气变化太快，东王生病无常了，留下了妃太太和温安两个儿子守墓，北营回民中的温安二姓就是两位王子的后人[6]”。通过分析这一传说，我们可以了解到此时的后裔们与先前相比，对自己的祖先有了明确的认识，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后裔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当然，“苏禄东王后裔”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带来的不仅“荣耀感”、“自豪感”，还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现阶段，在苏禄东王墓旅游开发、“中菲友好标示”的大背景下，一拨拨中外“要人”的参观和考察，象征性关乎苏禄东王后裔生活和发展的“询问”，他们的“关心”，经过人们的传播和发酵，渐渐传换成当地“建设社区”、“大开发”的美好前景。这些“前景”吸引了一些与苏禄东王后裔有着某些共同点的村庄，他们试图通过构建自己祖先的历史加入到苏禄东王后裔的队伍中来。于庄村就是其中之一，于庄位于德城区二屯镇西北，村中有汉族安姓400多人，他们因和苏禄东王部分后裔同属一姓。据村民安如山（61岁，汉族，中医）讲：“北营的知道于庄的安和他们是一回事，安庄的，于庄的、鸡店的、苏禄王坟的，是一家的坟地，都是属于一个安，都是（运河）开口子分出去的，姓安的现在走遍全国了”，关于“同一个坟”，安如山用其父亲小时候去苏禄东王坟“吃坟地”的事情加以佐证：“当时有坟地七八亩，谁种坟地的话，清明节要摆上几桌，让小孩们去吃，大人们一般不去，老人们常说，反正有这么个事”。至于于庄搬迁原因和年代，安如山指出“运河发水淹没了苏禄东王坟，人们搬迁到长庄，后搬迁到安杨庄（原齿轮厂），在现在芦家大院的西南脚，安杨庄离苏禄东王十里地，而安姓又从安杨庄搬到于庄12代左右，200-300年，今安杨庄已不存在[10]”。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于庄的《安姓族谱》，将其与北营村的《温安家乘要录》、《安氏族谱》相比较，双方安姓行辈不一，看不出有何联系。
于庄安姓将苏禄东王认作自己的祖先，“一般情况下，‘族群自称’常是最有效的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符号，有共同称号的为同一族群，以别于使用不同自称的人群，这大致是一样的[11] P72。虽然，于庄与北营村安姓都有三种身份：自称的“苏禄东王后裔”，两村庄外所称的“安姓”，双方眼中的“冒牌”。双方的行为构成了所谓的“一截骂一截”的族群结构，并且双方都有一定的依据，于庄安姓认定自己为苏禄东王后裔是根据于庄的来源，安姓的迁徙，老人与苏禄东王相关的历史记忆，而否定北营村安姓，则是从北营村多灾多难的历史遭遇，今天安姓墓与苏禄东王墓形状不一致等方面。同理，北营村安姓则是从国家、政府层面被社会广为认可的苏禄东王后裔肯定了自己，并从族别和风俗习惯不同的层面“轻易”否定了于庄安姓。但是于庄安姓和北营村安姓之间渊源和族别、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不同，于庄的祖先认同，体现其实体现了其对文化资本的竞争，这种文化资本可能会“以物以稀为贵的方式获得利润和效力[12]P134”。
而作为苏禄东王后裔的安姓，则试图通过编写家谱来追本溯源，维护家族的传承和血统的纯正，于是便有了苏禄东王后裔编写的《安氏族谱》。《安氏族谱》是马云魁与其妻东王第十七代孙安俊芝共同编修，其中马云魁作为主要纂修者，族谱也反映了马云魁“认为自己属于东王后裔的一份子，与东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马云魁愿意续修《安氏族谱》的原因之一[13]P18。田野调查期间，北营村的村民也指出马云魁常以安姓自居。饶有趣味的是马云魁的行为和编修的族谱，并没有得到北营村的安姓人的认可。
AFW讲：“写的不实际，他整个人不实际，整个王坟上都看不起他，他是硚口的人，他说的北营的媳妇，我姓安了，我又怎么着，怎么着了，他写了那里的家谱呢，你姓马，他编书的时候都没有和安家见过面，安家都没有家谱，他从哪里能家谱，谁给他续家谱，没正事[9]”。
这一阶段，苏禄东王后裔的祖先认同在中菲外交需要、政府旅游开发和学者的研究下被重新构建起来，苏禄东王后裔们依赖共同的居住环境、历史记忆、风俗习惯和守墓文化共同组成的族群边界，同时这一边界又成为苏禄东王后裔在利益竞争与资源分配方面排除他人和容纳“自我”的背景。
四、2002年迄今中菲关系复杂化和城镇化背景下认同的“多元化”
北营村，因为苏禄东王守墓而形成，所以对菲律宾有广泛的关注，老少熟知，而相对于华北平原的大多数乡亲来讲，却不知菲律宾为“何物”，即使偶尔看新闻听说过，也没有北营村居民对菲律宾感兴趣。由于政治分歧，菲律宾苏禄穆斯林反政府武装和菲政府军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使岛内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严重影响了当地的发展。菲律宾苏禄省希望扩大和中国的经贸往来，支持苏禄的经济建设。于是，在2005年6月，中菲建交30周年，邀请北营村的安金田、安砚春和温海军去菲律宾祭祖，与此同时安金田等人的祖先认同也得到了表达，“回到老家，见了老祖先生活的地方，我高兴得不得了[14]。”安金田一行受到了菲律宾总统的接见，菲律宾进一步为村民熟知。
近年来，中菲因“黄岩岛”事件、“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事件”，双方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北营村村民对菲律宾的到访也变得反感起来。通过对AFW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出当地后裔对苏禄东王的复杂的感情。AFW（78岁，回族，北营村村民，安氏十六代孙）讲“菲律宾上回来，不给钱，还要钱，一个副省长跳舞，还要钱，赏钱，你拿10块，我拿20，有的拿50，你说来有么意思。咱和他有嘛事，百姓们都各奔前程了，都做事情了，他有钱他花，有么事情呢。姓安的，一个姓温的，他们是外国人，不是咱中国人，一入中国籍，温度路，安达啦，姓温的大，一入中国籍就姓温、安了[9]”。
中菲关系的紧张，苏禄东王后裔的国家认同凸显，而国家认同的强烈，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其祖先认同，具体来讲，北营村苏禄东王后裔虽承认自己的祖先是苏禄东王，但是苏禄东王后裔将祖先籍贯归为“他者的历史”，将其国籍描述为“外国人”，甚至一些后裔和周边其他非苏禄东王后裔一样，将祖先“籍贯”列为“敌对”的一面。可见，北营村苏禄东王后裔在中菲关系紧张阶段，祖先认同得到升华。
苏禄东王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营村也被文物保护制度“保护”起来，并被赋予了强制性，村中百姓的经济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随着德城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周边村庄的拆迁和社区改造，村民住进了高楼大厦，楼内配套设施使居民生活更加方便，而北营村却因苏禄东王墓而无法得到拆迁，居民早期建起的楼房，缺少供暖、供气设施，冬天居民不得不自己想法取暖，村中卫生仍保持“各人自扫门前”的“自觉”状态，村中卫生较差。同时，苏禄东王墓的旅游收入归苏禄王墓管理处，与后裔无关，而早在2002年修建苏禄王御园时，则对村中土地、民房进行了征用和拆迁，昔日“王裔”的优越感，被现实的残酷性所伤害。
AFW讲“俺这儿，这里占，那里占，附近大队，俺这里就不让占，周边都住上楼了，都安上暖气了，俺这里还买（煤）渣子烧呢，自己烧暖气，都是被这上头累赘，被王坟累，为什么被王坟累呢，怎么说这个呢，中央掌权，谁也不敢占，谁也不叫占，中央点头才行来，这里划的有面积，中央不点头，谁也不敢占，都换楼了，光掉俺这儿了。王坟好孬都是这了，你说孬，他说好，没有好处[9]”。通过AFW的谈话，我们可知苏禄东王后裔共同的历史和文化是其祖先认同的基础，当下的利益需求和中菲关系的变化是其族群身份和祖先认同变迁的主要动力，祖先认同的变迁是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利益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结论
苏禄东王后裔的祖先认同作为一种意向性反应，指后裔们置身于中菲交流的各种文化情境中，在与异文化的接触过程中，也就是说是一种完全融入的状态，可能谈不上有认同的需要或冲动，因为他已与认同对象同一。也就是说，通过“宗主国”与“藩属国”、“王裔”与平民、伊斯兰教与传统儒家文化等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和相互比较，以及苏禄东王后裔和“夏马陈”同质文化中的“异质性”差异，所保持的自我同一性。当然这种“同一性”的反应不仅仅是抽象的文化符号，同时已化为后裔们“身体力行”的一部分，体现在他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情感表达等方面，其心理和精神的存在已变成“自我”，以区别于“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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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笔者在北营村田野调查所得：御制苏禄国东王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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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笔者田野调查口述资料：报道人：安丰武；访谈人：郭福亮，胡克诚、郑钊；访谈地点：北营村；访谈时间：2013年10月29日。
[10] 笔者田野调查口述资料：报道人：安如山；访谈人：郭福亮，胡克诚、郑钊；访谈地点：于庄安如山家中；访谈时间：2013年10月30日。
[11]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2]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 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3]郗玲芝：古苏禄东王留华后裔两份家谱的比较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3）。
[14]新华网，588年迎来一叩拜 苏禄国王山东后裔回菲祭祖[EB/OL]，(2005-06-17)
[2014-8-10]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17/content_3097144.htm。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