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神北上：明清京杭运河区域妈祖信仰的建构与传播

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后圣母，闽、粤、台海一带呼为“妈祖”，民间俗称“海神娘娘”，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信仰极为普遍的女性神灵。相传她不仅能保佑航海捕鱼之人的平安，而且还兼有送子娘娘的职能。妈祖信仰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中国沿海人民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2009年10月，妈祖信仰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但很少有人注意，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也是妈祖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京杭大运河在妈祖信仰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永乐年间，京杭大运河重新得以贯通，并成为明清两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动脉和生命线。运河的流经不仅促进了沿岸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沿线区域信仰风俗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民间信仰的多元化是其最为明显的表现。众多起源于南方的神灵，如金龙四大王、妈祖、晏公、许真君等，沿运河一路北上，传播到运河北段的山东、河北及京津地区。在这其中，又以妈祖信仰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依据相关史料，在论述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妈祖信仰建构过程的同时，分析妈祖信仰传播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信仰对区域社会的影响。

一、运河区域妈祖信仰的建构

妈祖，名林默，福建莆田湄洲人，都巡检林愿第六女，生于建隆元年(960)，卒于雍熙四年(987)。有关妈祖的起源及身世，学术界对此做了大量研究。明清时期，运河的流经在促进沿岸城镇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南北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众多原来起源于南方的神灵，开始沿运河北上，为北方运河区域民间信仰增添了新的元素。在这其中，就包括起源于福建沿海地区的妈祖信仰。最晚到清乾隆中叶，运河沿线较大的城镇几乎都已有妈祖庙宇的分布。下表是笔者对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妈祖庙宇的分布情况所作的简要统计。

表1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妈祖庙宇分布情况表

州县名称	庙宇名称	数量	创建及重修情况	资料来源
通州	天妃宫	2	一在州北门内，始建无考，明崇祯十三年修。一在州北门外。	乾隆《通州志》卷2
天津	天后宫	16	一在东门外，元朝建，明永乐元年重修。一在陈家沟，一在丁字沽，一在盐水沽，一在贺家口，一在葛沽，一在泥沽，一在东沽，一在前辛庄，一在后尖山，一在秦家庄，一在城西马庄，一在河东唐家口，一在芦北口，一在城西如意庵南，一在大直沽。	同治《续天津府志》卷4
青县	天后庙	3	一在城东北卫河滨，乾隆四十六年，典史石漋重修。一在兴济镇南，一在林缺屯大道西。	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4
静海	天后宫	1	在西门内迤南。	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34
德州	天妃庙	1	在南关，州人王权修。	《古今图书集成•济南府祠庙考》
张秋	显惠庙	1	在北水门内河东岸，弘治七年建。	康熙《张秋志》卷2
济宁	天后宫	2	一在天井闸河北，乾隆三十一年，河道总督李清时建。一在北关东北，又名天仙阁。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
峄县	天后圣母宫	1	在城东南六十里台庄闸西。	光绪《峄县志》卷10
沛县	天妃行宫	10	一在县治东关护城堤内，一在县东五里射箭台上，一在县东十里，一在县北三里吕母冢，一在县西北二十五里刘八店集，一在夏镇新河西岸，一在县西南戚山北，一在县东南十五里，一在县东南三十里里仁集，一在县北三十里庙道口。	同治《徐州府志》卷14
宿迁	天后宫	1	即福建会馆，在新盛街。	民国《宿迁县志》卷4
泗阳	天后宫	1	在众兴镇西骡马街，系闽商会馆。	民国《泗阳县志》卷13
山阳	天后宫	3	一在城西南隅，宋嘉定间安抚使贾涉建，康熙年间，漕运总督施世纶重修。一在察院西，一在新城大北门内。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2
清河	惠济祠	1	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	光绪《清河县志》卷3
清河	天妃庙	1	在官亭镇北界，万历四十年建。	乾隆《淮安府志》卷26
江都	天妃祠	1	一名天妃宫，旧在挹江门外，后移建于南门官河侧。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25
高邮	天妃庙	4	皆高邮卫因海运修建。	嘉庆《高邮州志》卷1
丹徒	天妃庙	1	在竖土山东，旧在潮闸之西，南宋时建。	民国《续丹徒县志》卷3
丹徒	天后宫	2	一在山巷后宝盖山前，康熙间建。一在西津坊大马头镇，乾隆十九年建。	光绪《丹徒县志》卷6
武进	天后宫	1	在武进怀北乡大王庙东，建时未详，同治间重建。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4
无锡	天后宫	1	在太保墩，乾隆初，邑人刘沛等倡建。	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12
吴县	天后宫	8	一在胥江西岸夏驾桥南，明万历四十一年，福建商人集资建，名三山会馆。一在阊十一都二十二图小石晖桥，康熙间，漳州士商公建。一在阊十一都二十八图雁宕村，康熙间，泉州商人公建。一在阊十一都二十三图南濠王家港，宁波商人公建，名浙宁天后宫。一在阊二十二图南濠新巷北，名邵武天后宫，创建无考。一在阊二图南濠姚家街内，康熙间，兴化士商公建，名兴安天后宫。一在阊二十八都五图上津桥上塘街汀州商人公建，名鄞江天后宫。一在阊二十八都五图上津桥东上塘街，康熙四十七年，潮州商人公建，名潮州天后宫。	民国《吴县志》卷33
长洲	天后宫	1	在郡北中路桥，宋代建。	乾隆《长洲县志》卷6
嘉兴	天后宫	2	一在府治东北二里，宋乾德中建，明嘉靖年间，嘉兴所指挥巩洋捐建，道士沈道诚重修。一在南十三庄北称字圩，明崇祯年间创建，兼称福建会馆，乾隆五十年重修。	光绪《嘉兴府志》卷10
杭州	天后宫	3	一名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一名天后宫，在武林门内北隅，雍正八年建。一名天妃宫，在孩儿巷，明洪武初建，同治四年重修。	民国《杭州府志》卷9

由上表可以看出，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区域共有妈祖庙宇68处。从庙宇数量上看，妈祖宫庙的地域分布并不平衡，大多数州县只有一至两处妈祖庙宇，而天津、徐州两地的庙宇数量竟达10余处之多。由于妈祖信仰的传播路线是沿运河自南向北，运河南段的淮安、苏州、镇江、嘉兴、杭州等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天妃信仰的发源地福建，故建立时间较早，而运河北段的山东、直隶等地区的妈祖庙宇建立时间相对较晚，妈祖信仰在时间和地域上呈现出由南向北的传播趋势。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福建商人视其为乡土神，故福建会馆多奉祀天后妈祖。上表中宿迁、泗阳、吴县、嘉兴等地天后宫皆为福建商人所创建，兼为福建会馆，在祭祀妈祖神的同时，也成为联络感情、扩大与当地社会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由于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福建，京杭大运河浙江、江苏段妈祖信仰的传播要早于北方。京杭大运河的南方起点杭州，早在宋代就建起杭州艮山顺济圣妃庙。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记载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考之庙记，神本莆田林氏女，数著灵异。……开禧、宝庆一再创建。又有别祠在候潮门外萧公桥。”吴自牧《梦梁录》记载顺济圣妃庙：“在艮山门外。又行祠在城南萧公桥及候潮门外瓶场河下市舶司侧。……其妃之灵著多于海洋之中，佑护船舶，其功甚大，民之疾苦，悉赖帡幪。”杭州西湖天后宫建于明初，明人田汝诚《西湖游览志》卷二十一记载天后宫：“在孩儿巷北，洪武初兴建。……而军营漕运之所，江海河汉之滨，悉崇奉之。”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黄克谦《重修杭州右卫左所天妃宫记》云：“天妃为清河正神，载在祀典。欲利涉者，罔不户而祝之，社而稷之，此宫之所由建也。吾杭有两卫，前卫隶西北，后卫隶东南。……神所栖也，凡左所戎伍之职当挽漕者，建天妃宫以崇祀之。”由此可以看出，宋代杭州的妈祖主要扮演海神的角色，而在明初已演变为漕运保护神。

在京杭大运河中经济发达的苏州，宋代起建有妈祖庙，早在北宋后期，妈祖信仰就已传入。南宋时，平江府又建有灵慈宫，或称天妃庙，系章氏家庙改置。明洪武《苏州府志》记载灵慈宫：“在郡北中路桥，即宋章粢家庙，子孙因权要侵其地，遂献于官以建庙，而移家庙于侧。”苏州原有宋建妈祖庙，元代海道都漕万户府设在平江路(即苏州)，乃因旧庙太狭小，不便于官方大规模祭祀，故请旨敕建新庙。黄向《天妃庙迎送神曲》：

泰定四年春正月，海道都万户府初建天妃庙。……先是，因前代之旧，寓祠于报国寺庑下，偃陋喧湫，弗虔展谒。府帅赵公贵莅事，长帅迷的失刺公及诸佐贰谋用克协，得地九亩，购而营之。

至顺四年(1333)九月，时任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臣宋襞在其《平江天妃庙题名记》中云：

至顺四年七月廿四日，皇帝在上都御大洪禧殿。丞相臣奏：海道都漕运万户府，岁以舟若干艘，转输东南民租三百万石有奇。由海不旬日达京师者，几数十年，飓风不作。斥冥顽不灵之物以避，皆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之力。

明人陈仁锡在其所作《重修天妃宫记》中详细论述了重修苏州天妃宫的原因：

天历以回七日之扬风，济百千之运艘，益封“灵慈宫”。至于今，即海运罢而祀妃不绝，有以也。……洪武、永乐之间，挽七十万石于辽、于燕，会通河行，始罢。

以上史料无疑都在强调妈祖保障漕粮海运安全的职能。

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镇江也建有天妃庙，元人俞希鲁所纂至顺《镇江志》记载镇江天妃庙：“在竖土山东，旧在潮闸之西。宋淳祐年间，贡士翁戴翼创于此。太学博士李丑父为记。……至顺三年，僧德焕募众重修。”李丑父(1194—1267)，初名纲，字汝砺，更字艮翁，号亭山，莆田人，端平二年(1235)进士。历邵武军司户、福州通判、太学博士兼沂王府教授、太府寺丞、著作郎、权礼部郎官、湖南提举等职。其所作《灵惠妃庙记》中，他论述了祭祀天妃的原因：

妃为莆明神，庙于京江之湄，且十余年，迁于江口土山龙津之西侧。淳佑辛亥闰十月既望，越一日壬申经始。京口距莆三千里，祭不越望，山川犹然，况钟山川之奇，为人之神乎? ……妃既有功于此，亦宜食乎此。 ……金、焦之间，龙君水府所宫，妃之庙于此又宜。浙、闽、广，东南皆岸大海，风帆浪舶焉依，若其所天。比年，辇下江潮为患，赖妃竞弭，尹厘以闻，今皆不书，独志其江淮间事。……仆与翁皆妃邑子，且诺于京口，七年矣。既书岁月，又系以诗，俾歌以侑食焉。

由李氏的记文可以看出，镇江的妈祖信仰在护佑海运安全之外，又增加了捍御江潮的功能。

淮安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明清时期的淮安是黄河、淮河、运河的交会处，为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永乐年间京杭运河重新贯通后，淮安因其处于南北咽喉，成为重要的漕运枢纽。数量众多的官员、漕军、客商、船工、水手云集淮安，在淮安黄、运两河沿岸建立起众多祭祀各种水神的庙宇和祠堂，以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祭祀要求，其中就有专门祭祀天妃的祠庙。天启《淮安府志》记载当时的淮安府城内有天妃宫四处：“一在府学西，郡城西南隅万柳池中，一在新城大北门内，一在清江浦。”清河县天妃庙名惠济祠，光绪《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在运口，乾隆志云：即天妃庙，在新庄闸口，明正德三年建。武宗南巡，驻跸祠下。嘉靖初年，章圣皇太后水殿渡祠，赐黄香白金，额曰惠济。雍正五年，敕赐天后圣母碧霞元君。”根据学者的研究，天妃宫庙在淮安地区的空间展布与当地河道变迁密切相关，国家漕粮的转运导致了当地天妃信仰中心的转换。

山东运河区域的妈祖庙宇最早出现于德州。据明人王权《天妃庙记》云：“德州旧无天妃庙，庙初立无文记岁月，天顺庚辰、成化辛丑两新之。”根据记文可知，德州早在明天顺四年(庚辰年、1460)以前就有了妈祖庙宇。据现有资料推测，德州的天妃庙最早应在永乐、宣德年间出现，而这一时期正好是京杭大运河重新贯通之时。天妃庙至天顺初年已破败，于是天顺四年(1460)时重修；以后又经过二十余年，至成化十七年(辛丑年，1481)再次重修。再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天妃庙又因岁月侵蚀“栋宇垣壁复圮坏”，于是德州的耆老联络邑人共同捐资扩建。重新后的庙宇“倍壮于旧，庙貌鼎新”，令观者“肃然起敬”。

与德州南北相对的济宁州，也是妈祖信仰影响颇深的地区。济宁天后宫又名海神庙、天妃宫，位于在大闸口桥迤东，运河北岸街路北，大致位置在今太白广场东侧得月楼旁。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河东河道总督李清时奏请建立，并于次年请御题庙额“灵昭恬顺”。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李清时在奏折中云：“窃照济宁城旧有天后殿宇，规模不大，设像奉祀，灵应昭然。臣因庙宇倾颓，曾经略为修整。前因三月间在天津行宫面恳圣恩赏其匾额，以隆祀典，仰蒙皇上御书‘灵昭恬顺’四字颁赐悬挂。臣随照式钩摹制就匾额送至天后庙内，择吉于五月初七日悬挂正中。”此庙两进院落，天后殿前有山门，殿后院内建有梳妆楼。清末，漕运终止，香火冷落，庙宇渐趋残破。济宁城北关外东北，还有一座天妃阁，当地人也称“天仙阁”，“为谒岱通衢，持香顶礼者岁无虚日”。

天津的诞生与发展都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元代实行漕粮海运以来，天津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漕运码头，其妈祖信仰的出现及传播亦直接得益于海运的盛行。根据学者考证，天津出现时间最早的天后宫有两处：一处在大直沽，一处在直沽(今东门外天后宫)。民国《天津县新志》记载天津境内的天妃宫有两处：“一在大直沽东岸，一在直沽西岸，皆元建。史云“泰定三年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即在直沽者也；其在大直沽者，至元年建，泰定间被火重修。时称东、西庙。每岁海运驶至海滨刘家港，省臣、漕臣斋戒卜吉于天妃灵慈宫，谓东庙也。其后东庙废而西庙存，加封天后圣母，列入祀典，今名天后宫。”

位于京杭大运河终点的北京，目前有关天妃信仰最早的记载是来自明景泰五年(1454)丘濬的《重修京都天妃宫碑记》。碑文记载：“迨我太宗文皇帝建国幽燕，初资海道以馈运，继又造巨舰，遣使通西南夷。乃己丑之岁，诏中贵郑和，建宫祠神于南京之仪风门。太常少卿朱焯赍祝，封神为护国庇民妙灵弘仁普济天妃。京师旧有庙在都城之巽隅大通桥之西，景泰辛未，主持道士丘然源援南京例，请升为宫。然规制尚存其旧，弗称宫之名也。成化庚子，然源乃募财鸠工，拓大而一新之。”在北京所属州县也有天妃庙的分布，据乾隆《通州志》记载通州建有两座天妃宫：“一在州北门内，始建无考，明崇祯十三年修；一在州北门外。”此外，明清以来福建在北京设立会馆有25所，也多供奉天妃神像。

由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妈祖信仰较早传播于距福建较近的杭州、苏州、镇江等地，这些地方的庙宇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山东、苏北等地妈祖庙宇的出现时间则相对较晚，大多出现于元、明之后，妈祖信仰在南方的传播要普遍早于北方。在这其中，天津又是一个特例。作为漕粮海运的重要码头，基于保障海运安全的需要，天津早在至元或延祐年间就已建有天妃庙宇，以至于有 “先有天后宫(或娘娘宫)，后有天津卫”的说法。妈祖信仰的传播与水运关系密切，借助神灵保障航运，尤其是海运的安全是官方和民间修建妈祖庙宇的主要原因。

二、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原因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区域妈祖信仰的盛行的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古代社会代表朝廷的官方力量一直居于强势地位，对民众的人身和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基于保障海上航行安全、佑助海战、防洪护堤等现实需要，宋元以来，官方不断对妈祖进行加封。官方的褒奖和敕封在增强妈祖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同时，亦扩大了神灵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福建商人视妈祖为乡土神灵，所到之处无不在其会馆内供奉妈祖。官方的倡导和推动，再加上福建商人不遗余力地的示范和宣传，共同导致了京杭运河区域妈祖信仰的盛行。

（一）官方的倡导和推动

中国是个极其注重礼制的国家，历代王朝都将礼制建设视为立国之本。《礼记•祭法》之规定：“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皆有功烈于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在这个选择标准下，一些地方上有功于民的民间宗教神祇得以经由制度化方式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这其中，妈祖即为民间祠神信仰“国家化”的典型代表之一。

妈祖有史记载首次为国家所承认，赐予庙额，纳入正祀之列，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也即北宋朝廷为祠庙赐额、封号最频繁之时。绍兴二十年(1150)，廖鹏飞在其所作《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中叙述了其原因：“越明年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道东海，值风浪震荡，舳舻相冲者八，而覆溺者七，独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樯竿，为旋舞状，俄获安济。因诘于众，时同事者保义郎李振，素奉圣墩之神，具道其详。还奏诸朝，诏以‘顺济’为庙额。”自首次赐额之后，妈祖以其灵迹昭著，不断受到朝廷加封，自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封“灵惠夫人”后，又封为“灵惠昭应夫人”、“灵惠昭应崇福夫人”、“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灵惠妃”、“灵惠助顺妃”、“灵惠助顺显卫妃”等七次。后据宋人丁伯桂《顺济圣妃庙记》、《咸淳临安志》、元人程端学《灵济庙事迹记》等史料记载，其后又加封为“灵惠助顺显卫英烈妃”、“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妃”、“助顺嘉应英烈协正妃”、“灵惠助顺嘉应慈济妃”、“灵惠嘉应协正善庆妃”、“灵惠显济喜应善庆妃”六次，加封的原因有妈祖御寇、抗旱、疗疫等功迹，均为有功于民而受赐封。南宋后期频繁的加封一方面彰示了宋廷对妈祖神的承认，藉由赐额、封号的方式将妈祖纳入了国家祭祀体系，但另一方面则凸显了南宋国运之衰败，只能更多地寻求于神灵的护佑。

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京都军队、官民所需粮食主要仰赖江南供应，由于运河年久失修，河道阻塞，漕舟不通，粮食供不应求。自至元十九年(1282)朱清、张瑄海运试航成功后，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漕运之重要，海道之艰险，使妈祖作为海神得到了官方极大关注与重视。元代加封天妃的原因则和漕粮海运有关。元代因倚重海运，故极为重视对天妃的崇祀。“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直沽、平江、周泾、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因海运漕粮顺利抵达直沽，英宗至治元年(1321)五月和至治三年(1323)二月，两次遣使祀海神天妃。“文宗加封‘灵感助顺福惠’，赐额‘灵慈’，皆以漕运危险，立见显应故也。”元代对妈祖的加封均强调其“海神”的职能，几乎每次加封、赐额都与妈祖护海、护漕之“灵应”有关。

明清时期是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时期。基于军事活动、漕粮海运等原因，明代2次、清代15次对天妃进行加封。明朝是历代中对妈祖褒封最少的朝代，有史料记载的只有两次。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敕封“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永乐七年(1409)，因神灵多次“显应”，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并专门颁发了《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诏》，诏书内容如下：

惟昭孝纯正圣妃林氏粹如灵惠，毓秀坤元，德配苍穹，功参玄造。江海之大，惟神所司，佑国庇民，夙彰显应。自朕临御以来，屡遣使诸番及馈运粮响，经涉水道，赖神之灵，保卫匡扶，飞飚翼送，神功导迎，倏忽感通，捷于影响。所以往来之际，悉得安康。神之功德，著在天壤。必有褒崇，以答灵贶。兹特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仍建庙于都城外，赐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爰遣人以牲礼庶羞致祭，惟神其鉴之。

此次加封与郑和下西洋有着密切关系。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在其《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中记载了敕封天妃、修建天妃宫的原因：

仰维皇考太祖高皇帝，肇域四海，幅员之广，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人曼章。怀柔神人，幽明循职，各得其序。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或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兢惕，惟恐弗逮。恒遣使敷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其初，使者涉海洋，经浩渺，飓风黑雨，晦冥黯惨，雷电交作，洪涛巨浪，摧山倒岳，龙鱼变怪，诡形异状，纷杂出没，惊心骇目，莫不错愕。乃有神人，飘飘云际，隐显挥霍，上下左右，乍有忽无，以妥以侑。旋有红光如日，煜煜流动，飞来舟中，凝辉腾耀，遍烛诸舟，熵熵有声。已而烟消霾霁，风浪帖息，海波澄镜，万里一碧，龙鱼遁藏，百怪潜匿。张帆荡舻，悠然顺适，倏忽千里，云驶星疾。咸曰：“此天妃神显灵应，默伽佑相”。归日以闻，朕嘉乃绩，特加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建庙于都城之外，龙江之上，祀神报贶。

清代是妈祖信仰发展的鼎盛期，官方加封妈祖与对台军事行动、海外出使、漕粮海运等有密切联系。康熙十九年(1680），加封其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上圣母”。康熙二十三年(1684)，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这两次加封都与对台军事行动中妈祖显灵有关。

如康熙十九年(1680）《敕封天妃告祭文》曰：

国家怀柔百神，式隆祀典。海岳之祭，罔有弗虔。若乃明祗效灵，示天心之助顺；沧波协应，表地纪之安流。聿宏震叠之威，克赞声灵之濯，岂繁人力，实赖神庥。不有褒称，曷彰伟哉!惟神钟奇海徼，绥奠闽疆，有宋以来累昭灵异。顷者岛氛不靖，天讨用张，粤以杩厥，逮乎奏凯，历波涛之重险，如枕席以过师，潮汐无虞，暴徒竞奋，风飙忽转，士气倍增，歼鲸鲵于崇朝，成貔貅之三捷。神威有赫，显号宜加，特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载诸祀典。神其佑我兆人永著安澜之绩，眷兹景命益照重润之休，敬遣礼官往修祀事，惟神鉴之!

乾隆、嘉庆年间，对妈祖的加封主要与海外出使及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有关。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

沿海处所敕建天后神庙，屡著灵应，而福建湄洲系神原籍。现在台湾大功告成，官兵凯旋，一路遄行安稳，仰荷神庥，叠昭灵贶，允宜特著明棰，用彰崇报。嗣后该督抚于天后本籍祠宇，春秋二季敬谨蠲洁，官为致祭，以隆祀典而答神庥。仍交该部载入祀典。

同年十月十八日，内阁又奉上谕：

前因派往台湾官兵渡洋稳顺，仰赖神庥，特于天后封号上加‘显神赞顺’四字，并令在湄洲本籍祠宇春秋致祭，以彰灵感。今清口惠济祠供奉天后神像，屡著显应，本年河流顺轨，运道顺通，自应一体特著明梗，以光祀典。著交翰林院撰拟祭文发往，于春秋二季令地方官虔诚致祭。

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由于漕粮海运，先后十余次对其加封。道光六年(1826)，因办理海运顺利完竣，“奉旨于江苏上海县天后神庙加封‘安澜利运’四字”。道光十八年(1838)，据册封琉球使臣林鸿年奏报，由于舟中供奉了天后神象，因此得以“平安回棹”，故又加封“泽覃海宇”四字。道光二十八年(1848)，因北上海运米石，顺利完成，敕加“恬波宣惠”四字。同时，发去藏香十柱，遣官诣苏州、上海等处祠宇虔记祀谢。咸丰二年(1852)，两江总督陆建赢因海运成功，“奉旨于上海县天后神庙加封‘导流衍庆’四字。”咸丰三年(1853)，因台湾饷船被凤吹散，分别停泊南北各口，起运登岸未受损失，故奉旨加封“靖海锡祉”。咸丰五年(1855)，加封天后封号“恩周德溥”。同年，又加封天后“卫漕保泰”封号。咸丰七年(1857)，加封天后“振武绥疆”封号。至同治十一年(1872)，天后的封号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泽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嘉佑天后”，达64字之多。至此，清代对妈祖的崇奉可谓达到了顶峰。同治十一年(1872)奏准：“天后封号字数过多，前已定为四十字，以昭慎重，惟本届海运迅速抵津，江苏巡抚复请加封，此次敕封之后，即永为限制，于各处天后神牌一体增入，嗣后续有显应事迹，由各该督抚另行酌办，奉旨加封天后‘嘉佑’二字”。

宋代以来，妈祖信仰的民间传播作为一种自发形式，尽管有着很大的创造力，并不断产生、演变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但毕竟是局部的行为，于整个社会全局无大影响。虽然宋、元、明三代不断敕封，但妈祖信仰依然停留于官方层面。清代是妈祖信仰在民间广泛传播的重要时期，清政府对妈祖所做的一切，“诸如敕加封号、颁发匾额、修建庙宇、撰写资料等无疑对妈祖信仰在国内外的传播起到一种规范作用和宣传推动作用，使妈祖信仰在传播中能去粗取精，几近家喻户晓，其覆盖面之大、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是民间传播这种形式所不可比拟的。”

（二）福建商人与信仰传播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沿线区域的妈祖信仰和东南沿海地区有着很大的不同。运河区域的妈祖在兼有海神、河神、生育神等职能的同时，亦被福建商人视为乡土神灵，运河沿线区域众多闽商会馆都兼有妈祖神庙的功能。自从会馆制度出现以后，福建商帮会馆就成为传播妈祖信仰的主要媒介。“福建商人外出经商，为了维护本地区或同行商业的利益，在全国许多城镇建立会馆或公所，并且供奉妈祖神像，这对妈祖信仰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运河沿线区域的妈祖庙宇主要集中于商品经济发达、闽粤商人聚集之地，由此可以看出，商业活动与妈祖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明代，福建商人就已在外地出资兴建了一些天妃宫。如扬州的天妃宫，清人魏禧所作《扬州天妃宫碑记》记载：

扬州古无祀天妃者。相传明中叶闽沽客泛海遇飓风，舟落大洋，众饥渴欲死，仰见天空际有神女见，知为天妃也，群泣拜而迹之。……于是，醵金造宫于邗水之上。

据学者统计，明清时期我国沿海、沿江地区计有商帮会馆兼天后宫105座。其中创建最早的是苏州吴县的福建会馆，在管江西岸夏桥南，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福建商人集资建，一名三山会馆。运河沿线的嘉兴、苏州、宿迁、桃源等地都有兼有福建会馆功能的天妃庙宇。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嘉兴县天后宫：“在南十三庄北称字圩，明崇祯间创建，兼称福建会馆，为寄厝旅之所。”民国《吴县志》记载苏州天后宫共有八处：一在在胥江西岸夏驾桥南，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福建商人集资建，名三山会馆。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闽人刑部侍郎郑重暨浙江巡抚李馥拓地重建。康熙五十九年(1720)，奉敕列入祀典，岁以春秋致祭。一在阊十一都二十二图小石晖桥，康熙间，漳州士商公建。一在阊十一都二十八图雁宕村，康熙间，泉州商人公建。一在阊十一都二十三图南濠王家港，宁波商人公建，名浙宁天后宫。一在阊二十二图南濠新巷北，名邵武天后宫，创建无考。一在阊二图南濠姚家街内，康熙间，兴化士商公建，名兴安天后宫。一在阊二十八都五图上津桥上塘街，汀州商人公建，名鄞江天后宫。一在阊二十八都五图上津桥东上塘街，康熙四十七年(1708)，潮州商人公建，雍正四年(1726)，增建楼阁。雍正十一年(1733)，增建关帝庙，名潮州天后宫。

宿迁天后宫，又称“娘娘庙”，系福建会馆，座落于宿城新盛街北首。民国《宿迁县志》记载天后宫：“即福建会馆，在新盛街”。会馆座西面东，清初福建商贾从海道到宿迁经商，为求神佑，于雍正年间建天后宫，供奉海神天后娘娘，此间亦作福建闽人会馆。清乾隆二十年(1755)，闽人商贾发达，财力雄厚，购基重建天后宫。腰殿建有戏楼，两侧有看楼，戏楼斗拱飞檐，前檐柱上雕有倒爬狮子。栩栩如生。每逢海神天后娘娘祭日，或欢度佳节，或闽人会商大事，每每邀班演出。1928年，天后宫内办闽人子弟小学，房舍遂紧，演出乃停。后因战事频繁，且缺人照管，日渐冷落。1977年，因宿迁县机床厂兴建宿舍楼之需，戏楼遂被拆除。

泗阳天后宫，俗称“妈祖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民国《泗阳县志》记载泗阳县天后宫：“在众兴镇西骡马街，规模宏敞，殿宇辉煌，系闽商会馆”。天后宫主体建筑分前后两幢，临街面(骡马街)的叫前庙，前庙东西两壁分别雕刻镶嵌“河清”、“海晏”：后面的称大殿，规模宏敝，殿宇辉煌。据说建造时，设计、用料、施工者皆为外地，特别是建筑艺术，雕梁画栋，砖石雕塑，小瓦檐廊，都展示着闽南文化的特色。大庙落成，人们顶礼膜拜三天，可谓盛极一时。

福建商人之所以在会馆内奉祀天妃神，是因为其具有“祟乡祀而联乡谊”的特殊作用。正如民国《建宁县志》卷6《祀典》所云：

天下通都大邑，滨江濒海，商贾辐辏之区，客是地者，类皆建设会馆为同乡聚晤所。而吾闽之建是馆者，又必祟以宫殿祀天后其中，盖隆桑梓之祀，亦以(天)后拯济灵感，江河之舟揖往来，冀藉沐神庥也。

清代苏州城内有泉州、漳州、三山诸会馆，因馆内皆祭祀天后妈祖，亦称天后宫。清人陈万策《泉州天后宫记》载：

圣天子既定海外，鲸波永恬，市舶大通，吾闽之物产群萃于吴阊，风帆往来无虚日月。自阊门外之南濠，率皆粉榆之客，衣冠济楚，比屋相望，而吾乡尤盛已。越二纪，吾郡人思立一馆以为会聚、讲礼之所，且以海舶南北上下，利涉以安，是惟天后之庥，其弗可以忘，乃购地于南濠之南曰雁宕村，而经营焉。

余正健《三山会馆天后宫记》载：

今天后之灵能使海波不惊，风帆无恙，远人无涉险之虞，商艘有安澜之乐，其德于斯民者不亦大哉！况斯宫之建，不特为答神贶而资游览，且以敦乡谊、讲礼让，夫谁曰不可？

黎致远《汀州会馆天后宫记》载：

夫同井之谊，期于共相亲睦，今以全汀八邑之广，人各异业，居各异地，一旦聚集于此，涣者萃之，踈者亲之，雍如穆如，皆不啻若至戚耶！余三十年宦游四方，乡人士罕识其面，亦得以藉此一叙，恍若素知，然则会馆之设，宁可忽乎哉？

由此可见，福建会馆内祭祀天后妈祖，在增进乡谊、扩大交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的乡土信仰使得福建商人紧密团结，更容易在商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三、运河区域妈祖信仰的地域差异

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南北全长1700余公里，由于京杭运河各河段源文化的差异及各河段自然地理环境、河道设施(闸坝码头等)、管理方式、社会结构等方面不尽相同， 所以在运河文化区域中， 不同河段所流经的地区又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点。某个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社会文化特征，必然在当地的民间信仰中或多或少会有所反映。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区域的的妈祖信仰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妈祖神职的多样性上，即在不同地区，其职司和功能有着明显差别，而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导致地域差异出现的主要原因。

江南运河沿线的嘉兴、苏州等地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福建商人众多，故天后宫多兼为福建会馆。徐州、淮安等地由于黄运交汇，水患频发，天妃神被人们赋予了防洪护堤、护佑漕运的职能，因而被官方和民间视为河神。

明代淮安府城天妃庙称灵慈宫，大学士杨士奇在其《敕赐灵慈宫碑记》中记载：

永乐初，平江伯陈公瑄奉命率舟师，道海运北京，然道险所致无几。乃浚济宁、临清之河水达北京,以便饰运。岁发数千艘，每春冰解则首尾相衔而进，河狭且浅，一雨辄溢，雨止复竭，加以洪闸之艰且险，舟稍不戒,非覆则胶。时平江公仍奉命督饷运，……遂作祠于淮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盖公素所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公私之人有祈于祠下，亦皆响应。守臣以闻，赐祠额曰灵慈宫，命有司岁有春秋祭祀。

惠济祠在淮安清口，为黄、淮、运交汇之地，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御制重修惠济祠碑文》曰：“清江浦之涘，神祠曰惠济，鼎新于雍正二年，灵贶孔时，孚应若响，过祠下者，奠醴荐牢，靡敢弗肃”。徐州沛县境内有十座天妃行宫，多建于明代，由于沛县为明代黄运水患严重、治河活动频繁之地，且无福建商人参与创建天妃庙宇的记载，故笔者推断，沛县天妃行宫所祀天妃神其神职亦为河神。

天津由于依河傍海，妈祖既是海神，又是河神。《长芦盐法志》记载天津天后宫：

在天津东门外小直沽，元泰定三年八月作天妃宫于海津镇即此，历前明屡加修葺，国朝敕赐天后宫，加封天后圣母，神爽式着，载在祀典，最为一方护祐。凡海舶之遇风险者，祷尤响应。……乾隆四十九年，天津运同孟淦护送巡幸御舟，河流浅阻，祷于神，舟行遂利，乃捐俸重修庙宇。

张秋、济宁等地因临近运河，其天妃庙宇内所祀天妃同样为河神。弘治七年(1494)十二月，因治河工成，诏建张秋显惠庙，“祀真武、龙王、天妃，时塞张秋决口，改张秋镇为安平镇，建庙祀诸神，赐额显应”。济宁天后宫：“在天井闸河北，乾隆三十一年，总河李清时建。次年，奏请御题‘灵昭恬顺’额”。德州等地的天妃神多被民间视为碧霞元君加以崇祀。德州有天妃庙，明人王权《天妃庙记》云：“吾境内多泰山元君祠，谒天妃庙者，恒以元君视之”。神灵是由人们创造的，其神职亦由人们所赋予。地理环境的不同，使得人们对神灵的现实需求也不同，这也是造成运河沿线区域妈祖信仰地域差异明显的主要原因

地域环境对神灵信仰有着极为的显著影响，这在淮安清口惠济祠体现得尤为明显。惠济祠初为太山行祠，奉祀碧霞元君。由于碧霞元君来自北方的齐国，所以惠济祠大殿神龛内的碧霞元君也被人们尊称为“齐太太”。作为道教神祠，惠济祠初建时规模宏大，不仅奉祀“齐太太”，而且还供奉着道教其它诸神。从惠济祠的造像来看，除主殿奉祀“齐太太”外，三清阁上下两层的楼阁里还供奉着三皇、五帝和道教的最高神“三清”。三皇即天皇、地皇、人皇；五帝即东方苍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三清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配殿还陪祠天地水三官、六丁六甲、四值功曹、二十八宿、三十六天将、七十二地煞等等。清初，惠济祠设有前、后大殿，后大殿仍然奉祀“齐太太”，而前大殿的神位上则供奉着“大奶奶”，也就是天后，亦即妈祖。妈祖与碧霞元君共祀，明显是受到清口特殊地理位置的影响。惠济祠崇祀天后与祠前清黄交汇处波涛滚滚、水流湍急的清口有密切关系。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L．Watson)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华南沿海妈祖信仰的研究，曾经提出“神的标准化”(Standardizing the Gods)的概念。沃森所言的“神的标准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由于国家力量的“鼓励”导致许多地方神灵逐渐让位于国家所允准的神灵(如妈祖、关帝)；二是在此历史过程中，在象征符号与仪式行为一致的表象下，不同的主体(国家、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对该神灵信仰的不同解释和行为差异。妈祖信俗在天津落地生根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在标准化与在地化之间的博弈中发生嬗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它表现出三个特征：一，妈祖信仰的在地化不断向标准化模仿并认同，努力在神的标准化系谱中确立自己的权威地位；二，标准化和在地化同时并存，既可建构信仰的超越性，也可建构地方认同，保持文化的多元化；三，标准化和在地化的传统都是一个不断被再造的过程。”

妈祖作为外来神灵，其信仰的“本土化”过程亦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现象。天津是北方地区受妈祖信仰影响最为深刻的城市，当地的“皇会”和“拴娃娃”风俗则是妈祖信仰“本土化”的重要表现。天津皇会是天津民间极为隆重的民俗活动，它最初是为祭祀妈祖诞辰而举行的庆典仪式，伴随着天津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演化成一种独特的将神祗崇拜、宗教信仰、问医求子、祈福还愿、赛会演剧、男女游观、会亲访友、社会交往、城乡商品交换等活动集一体的庙会形式。天津皇会活动一般从农历三月十五着手准备，十六送驾，十八接驾；二十、二十二两天辇驾出巡，俗称“巡香散福”；二十三为天后寿诞，达到高潮。天津皇会的会档（种类）分为三类：一是服务性质的，如扫殿会、净街会、请驾会、梅汤会等。二是仪仗性质的会，如门幡会、太狮会、广照会、宝鼎会、接香会、日罩会、灯罩会、銮驾会、华辇会、护驾会、灯亭会、鲜花会等。三是以各类乡村民间花会为基础的表演，涉及内容相当广泛。皇会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杠箱、鲜花、法鼓、门幡、秧歌、提炉灯、大乐、高跷等40多种表演，融聚了天津民间各种技艺的精华，可谓“百戏云集”。

随着信仰的盛行，在当地民众眼中，天后的神通越来越大，几乎无所不能。天津百姓甚至把她奉为“三津福主”，俨然成了天津的地方保护神。人们什么都来求她，诸如农业丰收、商人发财、百姓安康、生儿育女等大事小情都在天后保佑之列。由于天后是女性，所以她的保佑妇婴的“子孙娘娘”的身份更为津沽百姓所重视，妇女们常常到娘娘宫里祈子还愿，由此还衍生出了天津“拴娃娃”的求子民俗。所谓“拴娃娃”是指想生男孩的夫妻到天后宫的妈祖神像前烧三炷香，磕三个头，许下心愿，然后趁人不注意，用事先准备好的红布条把妈祖神座四周摆放的孩泥偶瞅准了一个，拦腰一系，迅速地揣入怀中，扭头就走， 而且一边走，一边还得轻声念叨着：好孩子，跟妈妈回家。“拴娃娃”的“拴”，即“拉了就走”的意思。日后生了孩子还必须要买回三个以上的泥娃娃回天后宫向妈祖还愿。

妈祖形象在山东运河沿线传播过程中也发生了“变样”，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首先，妈祖神职和祠庙布局发生变化。妈祖最初是以海运保护神的形象出现，设有专庙祭祀；在明清时期山东运河沿线则主要是以河运保护神形象出现，多与其他漕河之神合祠。山东妈祖庙内的陪神，以龙神为主，又有真武、河伯等其他水神。如张秋的显惠庙，祭祀对象有龙王、真武、天妃、大王各神，多神合祠。其次，山东运河沿线妈祖信仰与当地十分盛行的碧霞元君（泰山娘娘）崇拜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或者说是被碧霞元君“收编”。崇祯年间，出现了“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青贤普化慈应碧霞元君”等封号。名称的相似更加剧了百姓区分的难度，一般百姓不能明辨天妃女神的身份，将其与“多子多福”的碧霞元君混为一人，共同祭祀，以致出现“谒天妃庙者，恒以元君视之”的现象。这一点在德州天妃庙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妈祖神和碧霞元君俱为女神，没有太大的区别。其实，妈祖形象不只是在德州“变样”了，在山东以及其他地区也都发生了“变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神灵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当它传播出去之后必然要发生变异，必然会与当地信仰文化相结合，使原来的神灵增加了当地信仰文化内蕴，成为当地人认同的神明。这样的神明对当地民众才具有强烈的亲和力。二者在相互冲突、融合的过程中，完成信仰的本土化改造。这种互动现象通常会以“兼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妈祖从海神而兼职“河运之神”、“生育之神”等。因此，妈祖信仰在德州、山东、乃至整个北方地区传播时的“变样”，是极其正常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也是运河区域妈祖信仰传播的重要特征。

定期举行的庙会风俗亦是淮安惠济祠妈祖信仰“本土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至20世纪40年代前，每届岁朝（大年初一）及农历四月八日（初八、十八、二十八）、六月六、七月半和九月九日，惠济祠例有庙会，百艺结集，特别是正月朝庙会更是当时淮阴绝无仅有的一大盛会。惠济祠的庙会起于何时，已不可考，传说正月朝是天妃娘娘出巡之日，她要与民同乐。庙会这一天，人们准备了各式文艺表演为娘娘出行助阵，它既是群众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也是文艺爱好者的一次大会演。据说最早娘娘出巡要整整一天，她的软身塑像坐在八抬大轿之中，穿戴的是凤冠霞帔，前呼后拥，锣鼓喧天。巡游队伍向东北经福兴闸，再转而向南过通济闸、惠济闸，然后折而向西过五坝经码头镇回銮。每到一处，当地群众鸣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接驾。回銮惠济祠时，各方演艺队伍随銮驾在祠前集会，形成“百艺结集”的盛况。“这种以文娱表演为主要形式的庙会，不仅伴随着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也体现了泰山娘娘等神灵信仰已成为普通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并逐渐衍生出淮安地区特殊的信仰文化。”

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泗阳天后宫是妈祖信仰在苏北腹地扎根的重要佐证。它东延古典建筑泗阳骡马街，南依京杭大运河，西接小西湖，北连泗水古城。清朝康熙年间，泗阳众兴镇为漕运要冲，是官家、商人、漕帮船家行船走马的歇脚之地。他们在水道上经历风险，都有祈祷的需要。当时，泗阳商贸发达，四面八方的客商汇集聚拢，有福建人在骡马街西建宫供奉海神，此天后宫既是他们祈祷祭祀之庙堂，也是闽商发展商务的聚会之所。自宋至清，泗阳人民曾饱受黄河泛滥之苦，闽商所建“天后宫”恰好符合泗阳人民的精神依托，深得地方信众尊崇。“每年妈祖生日，人们到天后宫进香、祈祷、游观，形成风俗习惯，更由于传说妈祖娘娘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说是林默之母梦中吃下观音菩萨的一粒仙丹而孕，由此，人们争相朝拜。”近百年来，泗阳天后宫逐渐演变为佛道融合、以佛为主的释家道场，为京杭大运河泗阳至淮安段唯一保存完好的妈祖文化建筑。

四、结语

妈祖信仰起源于福建，基于漕运、军事、捍灾等原因，宋元以来官方不断对其进行敕封。“妈祖信仰的产生与金龙四大王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金龙四大王是由官府率先提倡和竭立营造而成为神，然后普及到民间；妈祖信仰则反之，它首先产生、流传于民间，然后得到官方的认可，才渐渐传播开来。”运河区域的妈祖庙宇较早出现于距福建较近的杭州、苏州、镇江等地，这些地方的庙宇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山东、苏北等地妈祖庙宇的出现时间则相对较晚，大多出现于元、明之后，妈祖信仰在南方的传播要普遍早于北方，但总的趋势是由南到北逐步迁移。最晚到清乾隆中叶，运河沿线较大的城镇几乎都已有妈祖庙宇的分布。除了官方的倡导和推动之外，福建商人在信仰的传播过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运河沿线区域的福建会馆内多供奉有妈祖神像，众多妈祖庙宇也都兼有福建会馆的功能。地理环境和现实需要的不同，使得妈祖信仰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其在不同地区的职司和功能也有着明显差别。

由妈祖信仰在运河区域的建构和传播，我们可以看出运河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运河带来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运河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为妈祖信仰的北上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运河沿岸城镇繁荣的商品经济，使得福建商人大量在此聚集，妈祖信仰亦随之而来。基于保障漕运(包括河运和海运)、御灾捍患等目的，明清官方不断提升妈祖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有力推动了妈祖信仰在民间的广泛传播。总之，运河区域的妈祖信仰是官方、闽商、民众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祭祀政策、地域文化认同、区域社会文化成为影响其变迁的主要因素。

来源：《中国宗教》2024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