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运河流经省份习俗变迁

 

基督教与近代运河流经省份习俗变迁

 

 

赵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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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时期，来自西方的洋迷信基督教与运河流经省份以风水、祈雨、演戏为代表的土迷信，以及祭孔活动和传统的妇女观念发生激烈冲突，使运河流经省份的传统习俗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动摇瓦解，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教会还大力发展教徒，创办学校，从事慈善事业，从而使本地区出现了一个与传统习俗尖锐对立、奉行基督教习俗的群体。此外，教会还带来西方健康文明的新习俗。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近代运河流经省份的习俗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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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基督教；近代；运河流经省份；习俗变迁

 

近代运河流经省份系指京杭大运河流经的直隶(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 。所谓习俗，是指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人群风尚，具体表现在节庆、婚姻、丧葬等方面。近代运河流经省份有着独特的习俗。基督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诸教派。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自称奉上帝的命令，乘坐殖民主义战车，以征服者的姿态闯入中国，也来到运河流经各省传教布道，从事社会事业。基督教与运河流经省份习俗之间“横隔着几千年岁月沉积成的不同文化心理” ，因而发生激烈冲突。此外，基督教还带来新的风尚。所有这些，都导致运河流经省份习俗变迁。

 

一、洋迷信与土迷信的冲突

 

运河流经省份的习俗，是在儒释道三教长期影响下形成的。由于儒家思想从西汉以来一直支配着近代运河流经各省社会，因此，这些省份习俗主要以它为基础，并用儒家义理来解释。这些省份的绅、商、士、民还信奉佛教和道教的神灵，以及数不清的鬼怪。另外，运河沿岸有大量来自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等省的商人，他们也带来了各自家乡的神灵和迷信，使运河流经省份成为全国神灵和迷信最为密集庞杂的地区，可谓遍地鬼神，处处幽魂。因此，运河流经省份的习俗也深受这种鬼神幽魂的影响，充满着迷信色彩。基督教是来自西方的洋迷信，是典型的一神教，只信上帝，不允许信奉别的神灵和偶像。如《圣经》中上帝严厉地教训其门徒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由此可见，基督教排斥异端，惟我独尊，十分霸道。运河流经省份的许多习俗是弥漫着鬼怪神仙的土迷信。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必然与运河流经省份充满迷信色彩的习俗发生剧烈冲突。此类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风水。风水是运河流经省份流行颇广的迷信，对今天该地区仍有一定影响。风水的基本内容是在选择宅基和坟地时，必须注意该地的风向山水，合者得福禄，不合者遭祸殃。因而又被称为“相地术”或“地理之学”。中国人酷信风水，据载，“风水一事，举国奉若神明，牢不可破。” 国人“往往为一瓦之覆，一垅之植，互争风水，酝成巨案者，不一而足。”这种风水观念与不信邪神的基督教发生冲突。此类案件共有五起：

运河北段的直隶和山东共有四起。1863年农历十月间，京师(今北京)西斋堂村民教争控庙产。据村民史会元等控：“伊等均系西斋堂村会首乡约，伊村上宝峰寺系灵岳寺下院，有碑文为凭，庙外香火地二十亩，向系老道租给村人承种”。1863年农历3月间，天主教民“聂德书将宝峰寺老道撵逐，毁坏佛像，并欲填塞庙内井，刨伐大树，建盖天主堂，伊村三百余户，因庙内大树有关合村风水”，与聂德书发生冲突，而聂德书却声称宝峰寺与寺院外香火地20亩系其祖产，但并无凭据。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出面干涉，案悬莫结。1881年夏，在山东济南的两名美国新教教士借教民刘玉亭之手购买民房改建教堂，洛源书院师生怕有碍风水，极力反对，但教士仍督工兴建，致激众怒，毁房内物件，重殴承做工头。官府连换两地，教士均不受。1882年，法国天主教士在山东淄川韩家阿庄教民胡以勤地内采石建堂。村民韩昌修等以有碍其祖茔风水，且此山周围久经封禁，率族众驱逐石匠，将所采石块填回原处涉讼。因互不相让，案悬16载。1898年，经兖沂道彭虞孙等拟韩姓不得再阻止教会在此采石，将所填石块搬出，判词刻石，立于县署结案。1894年山东新泰新教教民董克学未与其母及乡邻商量，擅将闲园地送与英国教士建堂。村民因该地建房于车路农作均不便，且有碍合境风水，公禀阻止。经董克学母舅及绅耆与教士协商，教士同意不在此建堂，其地留于董克学母耕种；赔偿教士石灰、土坯等。

运河南段仅有江苏一起。1885年3月30日，美国新教教士在江苏元和置地造房，知县突然赶到，声称该地临近圣贤祠庙，有碍风水，勒令将地退还。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司塔立(Julius Stahe1)照会江苏巡抚卫荣光查办。

其二，祈雨。运河流经各省地域辽阔，气候复杂。如果出现持续干旱，人们常常祈求龙王爷显灵，惠赐甘霖。然而，享有特权的教民往往不参加祈雨活动，这使乡民非常不满。因为当祈求不灵时，乡民说教民不参加，人心不齐，神灵不悦，不愿下雨，憎恨教民；有时祈求之后恰巧下雨，这些雨水不仅往乡民地里下，也往教民地里流，乡民认为教民此前不参加祈雨，这时却沾了他们祈雨的光，遂起纠葛。此类事件共有六起：

运河北段的直隶和山东民教祈雨纠纷多达五起。1862年农历6月间，直隶柏乡小李村生员张愈因天气干旱，“邀同村众抬神赴各庙焚香祈神”，天主教民路成杭拒绝参加，村众“俱怀不平。嗣逢渥沛甘霖，张愈等复偕众迎神谢降，路经天主堂门首，适与路成杭等会遇，村众以路成杭等虽经人教，亦有田禾，并不随众祈祷，徒沾伊等求得雨泽之惠，出言讥诮，路成杭等不服，致相争吵揪扭”，致教堂被毁。总理衙门咨直隶总督文煜查办，经候补知府方汝翊等调处，断令张愈等赔偿教堂损失，嗣后不得强令教民祈雨筹神，双方和解。1863年，直隶通州三间房乡民祈雨赛神，适遇华人天主教教士蓝田玉，乡民逼其下马拜求，教士不肯，被殴伤浇水，致起讼端，经地方官将涉案乡民重责枷号完案。1869年春，直隶永年久旱不雨，乡民归之于城南天主教堂十字架。5月18日，武生魏长庆将十字架锯毁，祈雨乡民复毁堂内家具等涉讼。署广平府断令乡民偿银100两，将魏详革结案。1873年，山东德平李家楼阖村祈雨酬神，教民拒绝出资。村民张贴毁谤教会揭帖，称“洋鬼子来者不少，⋯⋯坏事太多。⋯⋯如(人)教之家，当先生之家，⋯⋯听此言懊悔改过者好人也。如若不然，必人祸难免灭门。”引起中外交涉。地方官传谕首事：此后不得再向教民摊费，也不许滋事。1881年农历8月，直隶定州阜头村天主教民陈洛美拒摊祈雨之费，被村民吴洛谦罚钱。复因陈洛美误拿刘大嘴衣服，被刘诬告，引起中外交涉。北洋大臣李鸿章拟该县知县记过一次；吴洛谦将钱退还陈洛美；刘大嘴责惩。运河南段仅有浙江一起。1905年浙江安吉村民求雨路过教堂，与教民口角，教民毁神像，村民拆教堂，遂起讼端。地方官拟偿教会银1500元结案。

其三，演戏。近代时期，演戏是运河流经各省之主要娱乐活动。演戏需要阖村村民共同出资，上演的戏剧又充满迷信色彩，教民总是拒绝分摊，民教冲突在所难免。此类冲突共二起，且全部集中在运河北段。1880年山东省临邑县民李学诚等因庙宇工峻酬神，阖庄摊敛戏钱，教民李台不出，与李学诚吵闹。李台以勒派害教等情控县，知县断令此后修庙演戏等事不再向教民摊派，并将李学诚薄责示惩。李台又向李学诚索要其兄李珩之钱，因李珩不信教，李学诚不允，双方口角互殴，再度涉讼，经调解销案。1882年直隶清苑刘村村民张洛茂等演戏派钱，天主教民不出，遭张等吊打，法公使宝海(Bour一6e，Fr6一d6ric Albe~)要求出示保护教民。

在近代运河流经省份，每逢冲突发生，外国使领往往出面干涉，迫使地方官妥协退让，惩罚反教乡民，并对教会赔款。这就使风水、祈雨、演戏等迷信习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大降低。

 

二、祭孔之争

 

运河北段的山东是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故乡。长期以来，儒学不仅支配着山东人的思想，也对与山东关系密切的其他运河流经省份产生重大影响，这些省份将孔子奉为至圣先师，顶礼膜拜。然而，在该地区的外国教士却认为祭孔属于偶像崇拜，与基督教义相悖，不许中国教民从事此项活动。这样，民教双方的冲突就难以避免。此类冲突共有二起：

运河北段一起。1867年直隶任县知县因修补孔庙，下令不分民教，每亩地摊制钱10文，并晓示随同钱粮完纳。保定府董主教致函法署公使伯洛内(Henri de Bellonet)，转照总理衙门，请求制止。

运河南段一起。1872年江苏江阴修孔庙，地方官令平民、教民添三年地丁钱粮。法署公使罗淑亚(LouisJules l~milien de Rochechouaa)称与条约不符。经过交涉，把教民所交银粮改拨官衙署工费结案。

早在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天主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就创立“利马窦规矩”，即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允许百姓祭祀孔子，深受官绅士民的好评。然而在200多年后，运河流经省份的外国教士却十分霸道，公开反对教民祭祀孔子，并会同列强在条约中塞进了教民免纳祭祀孔子费用等条款。这种举措不仅破坏了上述省份的祭孔习俗，也使基督教士传播的所谓“福音”大打折扣。

 

三、妇女观念的碰撞

 

儒家倡导的“三纲”，其中之一就是“夫为妻纲”。“夫为妻纲”形成的夫权制，造成了男子对女子的支配。在传统家庭中，妇女不仅要受宗法家长的专制统治，出嫁后还要受丈夫的支配。丈夫可以打骂虐待妻子，有三妻四妾亦不为怪；妻若犯有无子、淫浃、不事舅姑(公公和婆婆)、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七项禁忌中的任何一项，就会被离异，即所谓“七出”。在封建礼教、宗法家长以及夫权的统治下，中国妇女在家庭中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除家庭之外，她们自我表现和投身社会的机会极少，对妇女不存在正式的教育，妇女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和担任官职。溺弃女婴和裹脚之风盛行，使妇女丧失了做人的起码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传宗接代和侍奉男人的工具。基督教则主张男女平等，否定了男子支配女子的夫权制度。基督教认为，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男女之间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男女一旦结婚，就成为一体，丈夫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并且反对一夫多妻制。基督教的这些教义，直接与中国“三从”、“四德”和“七出”的封建礼教相对立，也和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主张相抵触。基督教会在运河流经各省发展女教徒，妇女同男子一样举行洗礼仪式，并到教堂过宗教生活等举措更违背了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为盛行夫权制的中国封建伦理社会所不容。

《兖州士民揭帖》谓“愚民被其利诱人教时，引入暗室，不论男女，脱其衣裳，亲为洗濯。继令服药一丸，即昏迷不知人事，任其淫污。”教民礼拜天到教堂过宗教生活，则被攻击为“每七13一礼拜”，“老幼男女齐集天主堂⋯⋯互相奸淫以尽欢。”有的还编成歌谣广为传播：“每到七日一礼拜，名为弥撒又教会。百工悉罢来纷忙，老幼男女聚一堂。牧师上赞耶稣德，下面都把经来说。说后奸淫任意撞，大公仁义又名双。”青年教民婚姻自主，被说成“不用媒约”，只按“教缘”，甚至“父可娶媳子娶母，己女亦可娶为妇。”教徒到教堂举行结

婚仪式，被诬为“教民新接媳妇，须先送至经堂，与主教同歇三夜。”男女教徒同堂聚会则被称为男女同堂洗澡，有悖伦常。反教者对妇女人教的种种流言，突出地显示了基督教对“夫为妻纲”观念的冲击。这些流言充斥着荒诞不经的情节，而运河流经省份的绅民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呢?现代大众传播学证明：“人们对社会信息的反映态度，受其主观的心理构成的制约。”即“选择性接受。人们总是愿意接受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一致的，或者自己需要的、关心的信息，而总是下意识地回避那些与自己固有观念相龃龉的、与自己情绪状态相抵牾的信息。”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些教士教民以列强炮舰和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乡民中到处弥漫着仇外、仇教气氛，因而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这些荒诞不经的东西。兼之流言的制造者们往往假托各种名义，并说亲眼所见，更容易激起人们反教的义愤。此类冲突共有四起：

基督教与运河流经省份共发生四起妇女观念之争，全部集中在运河北段，即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以及与其相邻的直隶。1865年农历8月，意籍山东教区主教顾立爵(Eligius，Coxi Exc．)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面称，“山东长清一案，系一习教女子，所嫁夫家，系不习教之民。其翁姑及夫令其出教，该女子不允”，遭到其翁姑责打，要求崇厚处理。崇厚根据“夫为妻纲”的原则处理此案。他告诉顾立爵：“长清之案，妇应从夫，虽地方官，亦不能因其妇而勒令夫家奉教。若谓应保护教民，该民系一家夫妇，地方官亦不能禁止其翁姑不准教

训其妇。却其妇即使受屈而死，其翁姑系应教训之人，亦不能治以逼勒之罪。”此案终以调解结案。1868年农历11月间，英国新教教士顾惠廉欲租直隶永清赵本立房屋，赵恐男女出入不便，加以拒绝；顾又欲在马清林等所开天兴旅店常住，马等怕客人出人不便，亦拒之。教士求见知县，而此时知县正忙于公务，没有接见。英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偏信教士一面之词，在1869年1月6 13照会总理衙门，声称英国教士在此租房，百姓同意，差役拦阻，知县拒绝接见，要求允许教士在此租房，惩办差役。该案发生后，总理衙门照会阿礼国，指出他所指控的人均无过错，应予免议；百姓不愿将房屋租给英教士，不能相强。1873年直隶宁津平民庞橘禁儿媳奉教，致起讼端，知县判定妇女应三从，儿媳不必赴教堂念经，仍准于闲暇默诵经卷，公公不得干预，儿媳亦可劝其夫及公、婆奉教，但不能相强，两造允服结案。1895年直隶固安新教教民安洛四将自置房屋租与英教士设堂传教，绅耆以教堂男女混杂控官，安洛四被官府缉捕。英公使欧格纳(O’Conor，Nicho—las R．)交涉，总理衙门饬顺天府查办，经晓谕绅民，释放该教民结案。

“夫为妻纲”是一种摧残人性的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义务”⑩，使妻子成为丈夫的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从而扼杀了她们的个性，限制了自由，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和近代民主制度相暗合的思想。⋯·一成为人们近代伦理观念转变的依据，这种不自觉的启蒙作用，在19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绝境，把人们从传统思想和保守习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寻找新的途径，有着一定功绩。”当然，基督教教士所宣扬的平等仅限于教会内部，并非想让中国实现真正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教士常常把自己凌驾于中国官绅民之上，因此除了少数先进分子之外，多数中国人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四、习俗变迁

 

近代时期，由于基督教在运河流经省份的传播，使这一地区的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前所述，来自西方的洋迷信基督教与运河流经省份风水、祈雨、演戏为代表的土迷信，以及祭孔活动和传统的妇女观念发生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大都以惩罚反教者、对教会赔款告终。因而运河流经省份的传统习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动摇瓦解，一落千丈。晚清运河流经省份人口及教会势力比较表

＼ 类别 人口 中国教 中国 教会学 职员、教民、学生

省 ＼ ＼ 总数 会职员 教民 校学生 占总人口比例

直隶 3418671 1 1907 60o856 13695 1．8％

山东 38247900 2951 19155l 21354 0．56％

江苏 33786064 3111 219783 19888 0．72％

浙江 22()43300 2314 83953 10592 0．44％

总计 128263975 10283 1096143 65520 0．91％

这一时期，基督教会在运河流经省份传教布道，并为“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控制社会上层，创办各类学校，势力迅速膨胀。根据《中华归主》统计，截至1919年，西方基督教会在该地区共发展华人教士和其他教会服务人员(简称中国教会职员)10283人；中国教民1096143人；教会学校学生65520人。占总人口的0．91％(见上表)。这些人遵守基督教的礼仪，过宗教徒生活，即从事洗礼，做礼拜，赞颂上帝、耶稣的功德，向上帝祈祷，要求消灾、免罪、赐福，并参加圣诞节、复活节等宗教节日。另外，基督教会还在这些省份设立教会医院92所，并兴建许多育婴堂、孤儿院，从事救灾活动，有更多的人受其影响。这样，在运河流经省份就出现了一个与传统习俗尖锐对立，奉行基督教习俗的群体。基督教习俗逐渐成为运河流经省份的一种重要习俗。

与此同时，基督教会为了发展教徒，扩大影响，把西方近代文明带到运河流经省份，如设立戒毒所，帮助吸食鸦片等毒品的人戒毒；设立济良所，挽救坠人青楼的少女；倡导天足，反对妇女裹脚；设立女子学校，等等。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抛弃陋俗和妇女解放，形成健康文明的新习俗。必须指出，上述活动并非外国教士的专利，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领袖，以及此后的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有类似的主张，并且做出更大的贡献。

近代基督教与运河流经省份的冲突共l9起，运河北段的直隶、山东就多达l6起，占84．2％ ，证明此类冲突主要集中在这一地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直隶、山东气候干燥，自然条件较差。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阳(今河南兰考)铜瓦厢大决口，东阿以北至京师的运河被截断，1901年后这段运河完全废弃。与此同时，随着铁路的修建和海运的兴起，直隶、山东境内的运河作用大为减弱，两省的经济逐渐落后。兼之山东、直隶两省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比较保守。而江苏、浙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运河始终畅通，河道纵横，水陆交通便利，开埠较早，是运河流经地区最富庶的省份，近代文明程度较高，因而此类冲突较少。

近代时期，基督教企图取代运河流经省份的传统习俗，有霸道的一面；但也有倡导抛弃陋俗，主张妇女解放等进步的一面。由于基督教是借助强权闯入运河流经省份，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种种特权，多数人不愿接受其主张，因而对基督教改良社会习俗的成效不能估价太高。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200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