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7-17
历史就如同长河，大浪淘沙，留下的却是真金。如果从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算起，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上千年间，大运河不但输送了维持封建国家得以正常运转的漕粮，更加快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不计其数的物质与非物质文明。所以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更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横亘于祖国南北的一条生命线。
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黄河北徙，山东张秋段运河被拦腰切断，此前的京杭大运河已不能全线通航，但山东济宁以南，临清以北至天津仍然能够通行部分船只，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古老的大运河逐渐失去了传统水运的功能，或被改为农田，或被植上树木，或成了排污的河沟，甚至成了垃圾场，再也找不到往昔的辉煌了。岁月悠悠，历史带走了所有了繁华与暗淡，只有大运河的故道宠辱不惊，依然望向远方，也许这是一种期待与渴望，是一种平淡中的积蓄，终有一天，大运河将会再现昔日的繁忙与兴盛。
三天的考察，让我的心情有激动，也有伤感。就目前看来，聊城段运河除市区、临清及阳谷段的张秋、七级、阿城保护状况有所加强外，其他河段状况不容乐观，其中北城办事处的曾归刘村，梁水镇的西梭村、蒿庄、小蒿庄、梁乡闸村、王屯、米屯、叶屯、郑庄，茌平县的邢胡刘村运河河道多已淤塞，甚至被完全填平，某些仅存的河道也非常狭窄，被两边的排水沟、树木、庄稼所挤占，河中不是布满垃圾，就是荒草、芦苇弥漫，丝毫看不到清澈的水迹，所以运河保护的重担依然是任重道远。
今天我们继续未完的考察任务，主要包括叶屯、梁乡闸村、郑庄、邢胡刘四个沿运村庄。在叶屯，我们采访了一位80岁的李姓大爷，他说：“叶屯计有400口人，700亩土地，村中百姓主要以种地为主。25年前的叶屯在古运河岸边，后来迁移到今址”。叶屯是一个姓氏较多的村里，有胡、叶、李、刘诸姓，除叶姓最早从山西洪洞县搬迁而来外，其他姓多来自于运河附近的其他村庄。叶屯附近的古运河弯曲较多，附近河道有辛闸、土闸、梁乡闸、戴闸等重要的水利设施，在明清甚至民国时期，叶屯运河上有大量的船只，这些船以风帆为动力，大的有数十米长，小的也有十几米，将南方的竹竿、沙篙、白红糖、杂货运往北方，然后再从北方带回煤炭、棉花等物品。李大爷介绍，20世纪50到60代，叶屯运河仍然能够通船，当时从临清到聊城运货的船只能装数千斤到上万斤重的货物，当水源不足或逆风而行的时候，常常有2,3人或5，6人在河边拉纤而行（人数与船只载重有关），船上满载的粮食、炭等物品满足了聊城本地的市场供给，甚至山西的煤也通过运河销往山东临清、德州、聊城、济宁等地。
李大爷通过回忆说：“以前村附近的马颊河河道非常狭窄，经常爆发洪水，有十年九滞，十年九淹的恶名，后通过大修水利工程，在运河底部挖了三个涵洞（俗称三眼洞，大的有3米高，3米宽），使马颊河横穿运河底部，通过涵洞分泄洪流，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水患，但因涵洞较小，效果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0年代重新疏浚与开挖马颊河新河道，将涵洞拆除，才真正提高了堤防的抗洪能力”。另据李大爷介绍，叶屯因靠近运河，历史上发生了数次大的水灾与旱灾，其中民国年间范筑先主政聊城，某一年为防止洪水灌城，曾在十里铺村决开运河堤坝，滚滚洪流将叶屯、米屯、王屯等村庄全部冲走，甚至十里铺决口造成的深坑，直到近年才填完，可见当年洪水的严重。另外，民国31,32年（1942—1943年）聊城发生大旱，叶屯与周边村庄寸草不生，广大民众流离到山西、东北、江苏、鲁东各地，剩余的老年人与儿童只好食树叶而生。因地理状况的差异，叶屯地势低洼，所以发生水患的频率更高，每当运河水大，梁浅南北大水弥漫，从西南方向而来的洪水被运河堤坝独挡，于是就在附近村庄肆意横行，而运河东却淹不到。
离开了叶屯，我们到了梁乡闸村。该村先有闸，后有村，所以村子以闸命名。我们来到闸桥边，上面乘凉的百姓很多，据他们介绍，该村最早的居民也是从山西洪洞县搬迁而来（洪洞移民应该与元末战乱与明初的“靖难之役”有关），以前在运河畔有一碑，但目前仅见碑座，河边原有一棵数百年的大榆树，但也早已被砍伐，目前除了几块闸石，基本看不到原来的规模了。经过了解，目前梁乡闸村有人口1000多口，土地2000余亩，人均土地1亩多，耕地较为贫乏，村里的年轻人多外出打工，留守的多是老年人与儿童。在村中，我们采访了89岁的崔大爷，崔大爷一直生活在古运河畔，对运河非常熟悉，近一个世纪以来见证了梁乡闸运河的变迁。他说，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60年代，该段运河一直通船，运送的主要是粮食、煤炭与南方的竹竿，大船有2间屋子那么长，用帆牵引，遇到水浅涩的时候，就会有纤夫拉纤，本村也有人专门从事这个工作，因当时百姓生活困苦，拉纤很少有给工资的，多为管一两顿饭，拉纤时，纤夫门光着上身，身上有擦汗用的衫子，齐声喊着“嗨，嗨”的整齐口号，一齐拉着船只前行。遇到大船过梁乡闸，需要用绞索将船绞过船闸，整条船过闸需要5，6人密切合作，方能顺利过闸。崔大爷说，梁闸村百年来遭遇过多次水旱灾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运河涨水，洪水都把梁乡闸的桥淹没了，水深多达2米，庄稼也全部被毁，百姓只能划船通行，当年饿死了很多人，甚至连树叶、树皮都被吃光。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又发生大旱灾，2年没有下过大雨，全部土地里没有一颗庄稼，寸草不生，运河也全部干了，变成了龟裂的土地，百姓只好在自家深挖水井，向黄河南、东北、胶东逃荒，全村仅剩下100口人左右。谈到这里，崔大爷眼睛湿润了，说话的声音也颤抖起来，一个近百岁的老人，对过去灾荒的回忆，不禁也深深的沉浸在了过去痛苦记忆当中，看到老人这样，我们也不忍心再去提那些悲伤的话题了。
崔大爷的儿子是一名教师，也非常热情，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梁乡闸村的历史。目前村里共有1369人，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占三分之一，以前村里有三个庙，其中两个土地庙，一个关庙，但因历史原因，目前已全部消失。他说，60年代之前家门口的运河上经常有十数条船通过，60年代后基本仅有一两条船了，最后因水源缺乏，运河断流，再也见不到船的影子了。崔大爷的儿媳妇王阿姨（57岁）告诉我们，据老年人说，清朝的时候在梁乡闸旁边有一个衙门，博平县、堂邑县两县派官员在此查验船只，收取货税，检查船上是否带有私盐等违禁物品，并且有闸官、汛总等人员负责闸板的启闭，河道的巡防、堤坝的守护等，是运河上一处重要的水利设施。
离开梁乡闸村，我们又到了郑庄，看到与自己姓氏一致的庄子，内心感到有一种亲近感。郑庄有600到700口人，土地1400亩左右，因中午正是百姓午休的时间，所以我跟原杰师弟去看了郑庄的古运河，而孙老师与石师妹则在村里采访。郑庄运河在村南1公里左右，古河道已被树木覆盖，河面已经淤平，仅存南面一段河堤，该堤高约3到4米，宽7米，长40米，河堤上也布满了芦苇与杂草，有一种凄清与苍凉的感觉。古河道只见痕迹，在树木的庇护下阴凉清爽，两边是两道排水沟，用来灌溉与泄水，因前两天刚降过大雨，所以玉米地积水很多，居民们都在忙着排水，不过运河已经起不了作用，所以多少让人感到遗憾。
在郑庄村外的田地里，我们发现了一块清代的墓碑。该碑正面书写“皇明处士郑公讳字成德，配吴、张氏之墓”，立碑者是郑氏子孙。旁边小字书写“先祖系山西平阳府洪洞县民籍，自前明永乐间迁居至此，以前失传，至我太父郡痒生磐石公，协同贡生懋修、廷轩两公始创修谱牒，世系由是不紊”。另一边有小字为“监修保泰、文峰、月桂、连梅。林木系本乡栽植，迁居外乡者勿得干预（社会史中的宗族对祖产的规定）”，立碑时间是“大清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阳月上郑氏合族”，碑阴是密密麻麻的郑庄郑氏沿袭情况。
离开郑庄，我们又赶往了茌平的邢胡刘村。邢胡刘由邢、胡、刘三姓组成，据86岁的刘大爷介绍，该村最早的人员也是从山西洪洞县搬迁而来的，明清的时候是三个村，分别为刘家堤口、邢家大楼、胡庄，晚清合成一村，改名邢胡刘。从村名看，三村均处于运河沿岸，所以村名有些带有运河特色，如刘家堤口，以前我们在阳谷考察的时候发发现，有很多叫皋、堤、海、营、闸、堡的村子，其实都与明清运河河工有一定的关系，这就是地理环境影响了地域文化，当然其中国家政策的因素占了很重要的作用。刘大爷说，明清时候，漕船从南京到北京，运载粮米过72个闸口（一说108闸），使南北货物得到了交流。民国年间，航行于邢胡刘运河上的船只还比较多，能装载数吨货物，最长的船10多米，小的3,4米，经常有纤夫拉船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逐渐变少。
今天就考察了以上几个村子，拍了一部族谱，三副家堂，两座碑刻，采访了许多老人，收获很大。我感觉农村的百姓都非常的淳朴，对待我们也很热情，这种热情往往也感染了我们，使我们探究古运河动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争取在考察期间，更好的了解聊城，了解聊城段的运河文化。（郑民德）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