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7-20
运河文化考察是一种与历史面对面的对话，虽然逝去的很多东西永远都无法回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亲身的实践去回顾那段历史，甚至去复制或还原那段历史，这不仅是一名历史工作者最基本的责任，也是一种民族使命感，是一种生生不息与不断传承的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历史两个字，才能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日益成熟与完善。在我们考察途中，我们最感动的是运河沿线朴实的劳动人民，无论是他们期盼古运河恢复通航的梦想，还是他们热情、真诚、无私的帮助，都使我们有了一种责任感，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社会考察，更寄托了沿运人民的希冀，是一次真正融入社会，联系群众，贴近历史，服务未来的实践。
今天我们考察的第一个村庄叫李圈，据村民介绍，李圈有900口人，人均1.3亩土地，村中有李、罗、赵、王、许等姓氏，其中李姓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为全村第一大姓，其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搬迁而来，与附近的河南堂、杜庄村中的李姓为一李，因运河在此绕有一个大圈，故有此村名。幸运的是，在村东我们找到了三块横卧的碑刻，旁边路过的群众说，这三块碑是以前魏家湾庙宇的碑，后来用于修桥，前几年村民挖河的时候挖出来的，所以用车拉到这里了。通过目测，三块碑中有两块较大，长大约2米，宽80厘米左右，厚30厘米，小的长大约1米7，宽70厘米，厚25厘米左右。经过辨认，其中一碑上写“玄帝庙……魏家湾系漯阳之名镇也，湾之北有玄帝庙一所，南近曹州，北通岱路，实一方之胜地也，创建以来……岁当重火之僧，每困……乙巳岁又重整之”。另一碑为《重修白果堂关圣祠碑》，为康熙年间所刻，最后一碑为纪念重修真武庙而立，年代为明嘉靖年间。三碑中，明代嘉靖碑刻石料较好，笔功深厚，虽历经数百年风雨，字迹却依然非常清晰，康熙碑次之，另一碑因阳面磨损严重，加之上面很多字都被磕掉了，所以难以辨认时间。在魏家湾的一村就发现三块碑刻，可见明清时期该地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昌盛。据史料记载，魏家湾兴起于隋唐，明清因运河贯通该镇而顿成繁华之区，是著名的水陆码头与商业要地，镇中商铺林立、会馆遍布、寺庙星罗，且有国家设立的钞关与衙署，有“一步踏三庙，十里看百帆”与“金魏湾，银临清”之誉。其中庙宇中比较重要的就有修于唐贞观年间的唐大寺，修于明崇祯年间的贞节坊，傍运河的三义庙（该庙与山西会馆相临，供奉刘关张三人，具体建于何年无考，但曾出土过《顺治七年重修三义庙功德碑》一通，所以建庙时间应该早于清代），除此之外，另有和尚塔、奶奶庙（供碧霄元君）、文昌皋、白衣堂（供奉白娘子与小青）、兴佛寺、北王庙、天王庙、药王庙、文官庙、孔庙、五神庙、七神庙、九神庙、吕祖庙、三官庙、洪庙、魁星楼、观音庙、武圣庙等近72座庙宇，在一镇之地，却有如此众多的寺观庙宇，可见当年魏家湾不但人口稠密、商业发达，而且文化相当繁盛。另外因魏家湾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明清两朝，高唐、夏津、清平三县的漕粮均集中于此发运，国家在此设有水次仓，其名为高唐廒、夏津廒、清平廒，被称三大廒。繁忙的水运加上商人、商帮、物流的汇集，使魏家湾每年有数次庙会，五天四次集市，单粮食交易的商行即有八处，盐店一处，布匹、绸缎庄、当铺、药店各十几家，客栈、餐馆各数十家，真所谓“运河通南北，魏湾一名镇”也。
采访李圈66岁的李大爷得知，明清魏家湾却为运河重镇，只是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逐渐衰落下去。特别是民国年间，因运河为地上河，经常爆发洪水，村里的土地盐碱化严重，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发生大的洪灾，给魏家湾镇的诸村庄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运河挖低，加之使用黄河水浇地，才使农业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李大爷说，虽然清朝末年运河通航效率降低，但是魏家湾60年代时的运河还能通船，那时候的船大的有接近10米，小的有3,4米，船上有包括煤、粮、油各种各样的货物，当时运河大约有40到50米宽，运河上曾有一名为神驮桥的建筑，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离开李圈，我们到了第二个村庄—薛楼。据村支书介绍，薛楼共有400来户，1700余口人，有薛、方、穆、彭、徐五大姓，最早居民是从山西洪洞县搬迁而来，全村计有3700余亩土地，出去打工的有100多人，且多数是年轻人，村中搞养殖的比较多，有养猪、养鸡、养牛的。另一位90岁的薛大爷说，薛家最早来此地定居的是兄弟两个，分建东薛、西薛，以前的老运河有150余米宽，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成小河，当时水深有2米左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又在运河上修涵洞，从而扩大了洪水的泄水量。因旧社会农业发展主要是靠天吃饭，所以百姓生活艰难，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发生大水，大量群众受灾，很多人只能去“闯关东”，藉此寻求活路。另外从前薛楼农业用地盐碱化严重，一片白茫茫，亩产量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方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村民的信仰方面，薛楼以前有关爷庙、奶奶庙、龙王庙三座庙宇，其中关爷庙为财神，奶奶庙为白玉堂，里面供奉白玉奶奶，有一间正房，一间厢房，一口钟，龙王庙为乞求四季风调雨顺，三庙均毁于解放后，神像与碑刻都被拉倒或拆掉，现在已无任何痕迹。出薛楼村大约1公里，我们发现了一段运河老堤，因南水北调工程使用运河老河道，并对原有河道裁弯取直，于是残存的这段堤坝得以存留，老堤长约20米，高1米到1.7米，土质坚硬，呈青灰色，下为古运河河道，堤的上面长满了芦苇与杂草，横截面上镶嵌着很多贝壳，应该是挖掘河道培修老河堤留下的，带有一种沧桑感与历史感，是为数不多的运河老堤。
考察完薛楼，我们继续前行，沿着村外的南水北调工程河道，就到了十里井，看到这个名字，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叫十里井呢，难道村里有一口古井吗，但是十里又怎么解释呢？很快，这个疑问便消除了，因为我们在运河边上遇到了一个96岁的张大爷，张大爷虽然年近百岁，但是眼不花，耳不聋，身体健康，他向我们解释，因为十里井距戴湾镇十里，距魏家湾镇十里，村中有一口水质甘甜的水井，所以叫十里井。张大爷说，十里井目前有1100多口人，2200亩土地，以前土地更多，但是因挖河与扩展南水北调工程河道，所以土地面积减少了，村中的老百姓主要种植玉米、小麦，鲜有经商者。当我问到以前老运河的状况时，张大爷告诉我们，北洋政府与民国时期，运河上有很多船只，运输的货物有煤油、粮食、盐、竹竿等，大船能装近20万斤货物，小船也能载数万斤，是那一时期运河流域主要的运输工具。当时运河河堤有3米高，分为里堤与外堤（现在的运河老河堤并非清代所修，而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修建的），其中两里堤之间七八十米宽，两外堤宽达100余米，里外堤之间是河滩地，当水少的时候，有村里的百姓在里面种植庄稼，每当船只航行的时候，便会看到河上帆篷遍布，逆风的时候则有纤夫在岸边拉着船前行，船只一般不在村边运河畔逗留，只是在魏家湾或戴家湾这样有码头的商埠停歇，船上的人可以去市镇上购买货物，吃饭与住宿，也可以将船上的商品运到集镇上发卖。张大爷还说，旧社会老百姓靠天吃饭，民国年间运河曾经发过大水，当时洪水都已经漫过河堤，庄稼地都变成了盐碱地（以前村中有碱厂），占全部耕地的近三分之二，所以庄稼收成不好，百姓几乎每年都忍饥挨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黄河水浇地，才将盐碱压下去。发生水患，除了季节性降雨过大外，还与古运河的地理状况有关，因以前运河为地上河，高于周围平地，洪水暴发时，水流无法排入运河，运河水大时，又冲决堤岸灌入村庄，所以每遇水灾，周边村落即受灾严重。有关村里从前的信仰情况，张大爷介绍村里原来有关爷庙、奶奶庙、财神庙三座庙宇，其中关爷庙与奶奶庙都是一间，财神庙是小庙，每当逢年过节，村中的百姓都会去祭拜，希望神灵保佑有一个好年景。村中的庙宇分别毁于两个时代，一是孙中山建立民国时，实行拉庙割辫的政策，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平庙，导致所有的庙宇均已不存。在对待南水北调工程的态度上，我感觉到沿岸百姓的心理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南水北调供应了天津、北京等大城市，满足了众多人口的水源供给，但另一方面，工程虽然尽量使用老运河河道，但也占用了大量耕地，周边村庄是不允许使用运河水浇地的，只能挖井浇水，其中很多村中的井水不是很好喝，但是百姓也买不起净化装置，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希望能尽快解决，让老百姓喝上好水。
据十里井村民介绍，村子有两处名胜，一是古水井，一是上百年的大杨树，其中古水井因盖房时被掩塞，所以已难以见到，而大杨树就在村外的玉米地里。带着兴奋的心情，我们去看到了大杨树，大杨树确实很粗，很高大，有数十米高，几个人合起来都搂不过来，虽然杨树为长得特别快的树种，但这么高大的杨树还是第一次见到。老杨树之所以能存留在现在，我感觉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老杨树为村中百姓祖先立坟墓时所植，所以保存完好，受到其后代的庇护。二、我们发现老杨树树干中间有一个分叉，树材不好，难以用于盖房子或者从事其他工程，所以可能当时该地有一片杨树林，其他笔直中挺的都被砍伐了，所以就留下这一棵不成材的，这也是其存留到现在的原因，这真与“路边苦李”有异曲同工之意呀。
我们到了下一个村庄王营，采访了82岁的王大爷，王大爷说该村有1000口人，人均1.5亩土地，计1500余亩土地。 以前运河上的大趸子船是两个一起的，用小火轮牵引前行，每船大约有10米长左右，后来运河淤塞，水源减少，便无法行船了。另外旧社会村里有庙，是土地庙，供奉土地爷爷，王家原来有家谱，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因王氏族人携家谱去天津，便再也找不到了。在王营村外，我们发现了五座老碑，其中一座碑阳为“皇清初士八世祖讳宣字著口德配孙氏之墓”，旁边刻“十二世监生尚志，十二世监生尚忠，十二世监生尚友，十三世监生殿选、贵选，十三世监生应选，十三世监生保举五品廷选，十三世千总御选”，立碑时间是大清光绪三十年。另外一碑阳面为“清太学生十二世王公讳尚志，字崇节，德配时氏之墓”，旁写“十四世介宝锡龄，监生松龄，军功桂龄，文生文龄。十四世文生口口，军功椿龄……文生槐龄、禹龄……，立碑时间为民国十四年。另外三碑均立于大清光绪十七年，为王家族人纪念始祖王十九，二世祖王福臣、王福盛所立，王营清代一门竟然出了监生近十余人，其中有保举五品者，有正六品的千总，可见也是人才辈出，世家大族。
今天的考察收获很大，一共找到了8块碑刻，拍了4部家谱，其中碑刻自明代嘉靖一直到清代康熙、光绪，甚至民国，涉及到庙宇碑刻、墓碑等，内容比较丰富。这些资料的获得，与我们小组的紧密团结分不开的，正是在孙老师、高师弟、郑师弟及海洋学弟的帮助下，我们小组才有这些成绩。（郑民德）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