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有一块田野

我心中有一块田野

郑钊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模的田野考察，也是运河学研究院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规模的田野考察。说实话，在我们为期七天的运河文化考察结束之后的第三天，身体和心理在当时都有一点疲惫的我会在这个阴沉又悠闲的午后怀念起那七天的紧张节奏。在我的印象里，那七天有着草帽和太阳，也有着雨靴和泥泞，有着疲倦和抱怨，也有着感动和兴奋，也就是在这之后，我的心中有了一块田野。

我的专业是运河区域文化社会史，说来惭愧，两年来我并没有多么深入地去对运河进行探索。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运河承载着沟通南北的任务，为古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运河沿岸的城镇和村落因为运河兴起或衰落，运河沿岸的人民也因为运河带来的便利和灾害而有喜有悲，运河沿岸区域同样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在大运河申遗的背景下，我们的这次运河文化考察更加意义非凡。

我们这一次主要考察了聊城段运河，包括了东昌府区、茌平和临清三个地区。七天的时间我们小组走访了三十几个村落，获得了十几部家谱和近十通碑刻，此外还有对每个村落的老人进行的访谈，收获颇丰。在田野考察的初始，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此次行程的目的和意义，但就是在每次村民对我们统一着装和单反相机产生“你们是干什么的”此类疑问时候，心中的疑惑才渐渐解开。在运河区域的村落历史里，会留下或多或少与运河有关的文字记载，而这些记载就可能存在于村民的家谱、庙碑和家碑或者各种文书中，这对运河研究者来说非常重要，而对于老人的访谈也是我们的重点，口述资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对运河了解更深。所以这次我们进行的田野考察就是为了获取新资料。

进村找庙、找碑、找家谱，这便成了我们进村之后的头等大事。首先我们会先确定这个村的村名，避免找错村子，之后我们找村支书或者熟知村子的村民对这个村子进行一个基本了解，如村名的由来，村里主要姓氏、村里人口数和人均土地面积等，在询问到上岁数老人的名字和住处之后我们便前去进一步访谈。在与老人的访谈中我们注重挖掘老人对运河的记忆，如运河上船只数目、大小、运输物品和运河发洪水情况。在打听到碑刻的地址和拥有家谱的人家住处之后我们便去进行文字资料的采集，在清理碑刻和征得家谱所有人同意之后我们进行拓片或拍照。这是我们进入村子考察的一个简单流程，当然，具体情况肯定要比我上述要复杂的多。

说起具体情况，从看地图问路找村子到车轮陷入田地里无法行驶，大大小小的麻烦随时都可能会出现。而我想着重谈一下村民对待我们的心态问题，因为他们的态度是我在七天的田野考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从我们停车下车那一刻，其实我们就已经被村民的目光和好奇心所包围。他们会在远处驻足观望，或者在我们经过他们身边时瞪大眼睛询问我们，或者小声与邻居嘀咕着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有的甚至停下电动车听我们访谈，笑着插上一嘴然后载着我们去找线索。在得知我们是聊城大学过来考察的学生，他们有的哦一声便继续忙碌，有的饶有兴趣的问我们具体要做些什么，有的必须刨根问底直到他弄明白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村民的质朴和热情帮了我们的大忙，他们积极的回答我们的问题有时候都让我们无法应对。邢胡刘村一位86岁的刘大爷是其中最热情的一位，他走路不方便，带我们去找刘氏族谱时候一直滔滔不绝，讲到尽兴处都会停下脚步认真对我们诉说，说好第二天继续找他可惜第二天下雨考察暂停，第三天去的时候大爷说昨天他等了我们一整天。刘大爷一直夸我们是在做有功德的事情，在有的村子也不乏一些村民问我们什么时候来治理一下村子境内的运河，这让我们很惭愧，因为我们做的考察短时期内并不能达到“功德圆满”和惠及村民。而在梁乡闸89岁崔大爷家中进行访谈时候他正在打吊瓶，说到民国26年村子里发大水让村民背井离乡并饿死不少人时，经历过此事的崔大爷不禁湿润了眼眶……七天的田野考察中不乏感动，让我们体会到老一辈对运河的各种情感，村子里老百姓的热情感染了我们，这份热情也是我们更好地完成田野考察的动力，谢谢你们。

在田野考察中，我有幸和孙元国老师、郑民德老师和高元杰师哥分到一个小组。孙元国老师认真细致给了我们整个田野考察队伍最好的后勤保障，对我们大家伙的关心周到而又全面。而郑民德老师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俨然是我们小组的主心骨，永远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心中的热爱和责任心化成了坚定的脚步，在找到碑刻和家谱之后会尤其兴奋，晚上回到寝室之后还要仔细整理笔记并写出日志，他就像一个战士勇往直前，从学术到做人，我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写到这里，仿佛田野考察还在继续，我脑中不断闪现我的老师同学们以及乡亲们的脸庞。七天很短，只有七天。七天又很长，因为这七天已经深深的存在了我的记忆里，给了太多的感触和收获。我期盼着下一次的运河文化田野考察快点到来，因为我心中的那一块田野还想要更加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