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泉
内容提要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建筑工程，它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其影响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一部中国运河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揭示运河的功能和社会影响，保护、传承运河文化，是我们建立运河学的初衷。运河学研究的内容包括运河本体研究和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两个方面，涉及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运河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完全可以支撑起这门学科。运河学属交叉或边缘性学科，其中既有社会科学内部各分支学科间的交叉，也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间的交叉。运河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汇集综合。
关键词 运河学 大运河 中华文明 运河文化
运河是用于交通运输的工程化的水道，同时在排水、引水、灌溉等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谓“工程化的水道”，是指人工开挖的河道或利用工程设施渠化了的自然河道。中国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其规模之宏大，历时之久远，作用之巨大，文化内涵之丰富，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均非其他工程之可比。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建立运河学的问题。随着运河及区域社会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对此表示赞同。本文首先探讨中国大运河的历史功能，说明建立运河学的必要性，然后讨论运河学研究的内容和理论方法。
一 运河在中国文明史上的意义
运河和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项建筑工程，它们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写照。但是，长城是防御性工程，它的价值取向是封闭、排外的，其中多少透露出一些屈辱。运河是综合性工程，它的价值取向是开放、进取的，所蕴含的是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反观中国古代历史，运河发挥的作用和社会影响，远远大于长城，远远大于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项建筑工程。
（一）运河的政治功能
西周实行分封制度，诸侯林立，各自为政，王室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春秋时期大国争霸，势力较小的诸侯国相继被兼并，政治大一统的趋势开始萌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的几个诸侯国相继开挖连通自然河道的运河。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挖邗沟、菏水，率兵由运河北上，争当中原霸主，开启了南、北诸侯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加快了国家统一的步伐。到战国初年，春秋时期的上百个诸侯国已缩减为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局部统一。这时由西向东扩张势力的魏国大举开挖治理鸿沟，使东、西各诸侯国的交往更为密切。要之，运河在中国统一进程中应运而生，它改善了中原和东部各地区之间的交通条件，区域联系加强，为全国一统奠定了基础。
在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建立起水军，称为“楼船之士”。灵渠开凿后，军需得以及时补充，战胜南越，使秦朝疆域达于岭南。从理论上讲，当时由关中地区沿水路可以直达广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大一统奠定了交通方面的基础。后来汉武帝训练水军，出兵岭南，设置郡县，对南方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治理，大一统局面得以巩固。曹操统一北方，征战乌桓，每次大战的胜利，都得益于运河交通的保障。隋炀帝开挖运河后，沿运河巡视南方，走运河出兵北方，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至为明显。唐宋以后，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常常被它的经济作用所掩盖，但是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乱时期，运河军事运输和政治控制的作用都十分明显。安史之乱中，叛军占据洛阳，切断了运河交通线，唐中央政府与东部地区的联系断绝，朝廷顿时乱了手脚，玄宗乃仓皇出逃。安史之乱平定后，政府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整修运河，恢复运河交通。北宋极力经营御河，因为它是向北部边境运送军事物资的通道。金朝为了向南方用兵，也十分重视对御河的培护。元朝在进攻南宋的过程中，曾经在山东境内疏通河道，开挖运河，为输送军需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也为开挖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积累了经验。元明之际，朱元璋军队北攻元朝大都，大将军徐达曾在济宁一带开耐劳坡口、塌场口，舟船由淮水入泗水，而后达于山东、河南。清代康熙、乾隆皇帝为了加强对南方地区的控制，多次沿运河南巡，运河的政治功能更加显明。在一次又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运河在发挥作用。大运河是一条政治之河，是国家统一的重要保障。
秦汉以后，影响中国统一的政治势力主要来自于北方，在辽阔的草原上，善于骑射的游牧部族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时刻谋求向内地扩张，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因此，南北之间的军事对抗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原王朝为抵御北方政治势力侵扰，多建都于北方，以北方或西北地区为政治军事中心区域。但是秦汉到魏晋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在东部地区，唐宋以后转移到了东南江浙一带。政治军事中心和经济文化重心长期偏离，如果不能将两个区域紧密连接起来，势必影响国家政治稳定，难以建立起政治一统的国家。怎样将两个相距较远的区域连接起来？唯一的办法是开辟稳定顺畅的交通路线。于是，各个朝代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运河，严格管理，精心培护。不管是强盛的汉唐，还是大一统的明清，都把运河作为京城物资供应、强化区域政治军事联系的南北通道。康熙皇帝亲政后，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当时的朝政要务：三藩、河务、漕运。三件大事中两件与运河有关。三藩之乱平定后，朝廷重点关注的就只有河务和漕运了。康熙、乾隆多次南巡，一方面是为了威吓、笼络南方士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视察河工及漕运，保证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
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朝代为了保障京城的粮食及其他物资供应，建都在离东部地区较近的洛阳、开封等地。这些地方地处南北大运河中段，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依然比较显著。比较而言，这些朝代都不甚强盛，除东汉和西晋为统一王朝外，其他朝代都难以摆脱分裂和动荡的局面。至于建都在南京和杭州的几个朝代，多处于分裂割据时代。历史事实说明，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只有以北方为国家政治军事中心，才能建立起统一的强大政权。而政权强盛、稳定的重要条件是运河交通畅达。大运河是国家大一统的重要支柱，反过来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中国古代的长期统一。
（二）运河的经济功能
在交通不发达的中国古代，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动脉，不仅承担着漕粮运输的任务，也是区域物资交流的通道，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相邻的其他区域。
西汉时期，政府每年都要通过黄河、渭河及关中漕渠将山东、河南等地的粮食转运到京城长安，于是建立了漕运制度。东汉修治汴渠，隋唐通济渠（汴河）畅通，漕运便捷。宋代以后，江浙地区成为粮食主要产区，南粮北运的格局逐渐形成。运输漕粮是大运河的最显著的功能，所以人们将其称为漕河。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畅通无阻，每年船运京城的漕粮在四百万石以上，从此大运河成了国家“命脉攸关”的漕运通道。把几百万石粮食从南方运到京城，运输费用很高。政府既要漕运军卒承担繁重的运输任务，又不愿付给他们与劳动量相当的报酬，于是沿袭宋代的做法，允许他们运输漕粮时顺便从事私货贩运作为经济补偿，以提高其从业积极性[15]。漕船从南方挟带大量地方特产北上，沿途售卖；在通州交粮入仓，船已卸空，又购买大量北方特产，运回南方。这种做法，虽然降低了漕粮运输的效率，但对运河沿线商品交换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明清时期漕船近万只，漕运兵丁十余万人，他们沿线停泊，使运河城市流动人口大量增加；漕运兵丁在运河沿线从事商品贸易和各种消费活动，改变了运河城市的产业结构。
大运河纵贯中国东部数省，沟通了东西走向的自然河道，形成了以运河为中轴线的水路交通网。运河区域的官道、大道或与运河平行，或与运河相交，形成了运河区域的陆路交通网。纵横交错的水陆通道，无一不成为商人商帮转贩货物的商路，于是运河区域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中国各地的商人商帮，纷纷来到运河区域，在这个百货齐集的商业大舞台上，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明代运河区域徽商势力最盛，他们以扬州为中心，势力覆盖整个运河区域，主要经营盐业、典当、茶叶、木材及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商品，有行商，有坐贾，有的也兼营手工业。清代晋商凭借着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控制了中国北方市场，北方运河流域出现了晋商独执商界牛耳的局面。他们经营的行业更广泛，除粮食、食盐、典当外，兼营茶、棉布、丝绸、铁、炭、木材、金融及衣、帽、皮货、毛毡、丹、油、书、纸、墨、烟、酒、漆、烛、杂货、海味等。苏南一带经济发达，运河畅通，得天时地利，所以苏州洞庭商人、南京江宁商人、太仓商人、无锡商人在运河沿线城镇十分活跃，在白布业、绸缎业经营方面称雄一时，领尽风骚。浙江商人以经营绸缎、毛竹为主，兼营稻米、典当、日用杂货、桐油等行业。江西商人也来到这里，他们以经营瓷器为主，兼营纸张、药材。以经营布匹、粮食、药材著称的山东济宁商帮，不仅在本地有很大的势力，而且活跃在江浙运河区域。来自闽广、辽东的商人也常常出现在运河区域，从事各种贸易活动。
便捷的交通，兴盛的商业，为运河沿线城市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唐宋时期，运河沿线的杭州、苏州、常州、润州（治今江苏镇江）、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南，后沉入洪泽湖中）、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开封、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唐中期诗人王建在途经汴河时写下《汴路即事》诗，叙述沿途见闻及运河沿线商业繁荣的状况：“千里河烟直，青槐夹岸长。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回看故宫柳，憔悴不成行。”运河千里，孤烟直入云天，青槐夹岸，远通天际。远来的四方客商都经过运河这同一条水道，他们操着各种不同的语言进行商业贸易。河边的草市里商贩争相货买由江南运来的货物，津桥旁边的关卡对泛海而来的商品征税。运河区域商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明清时期，运河通畅，沿线经济进一步发展，城镇更加繁荣，许多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崛起。以山东地区为例，明代前期位于会通河与卫运河交汇处的临清很快发展为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城市。城中有许多专门经营某一商品的街巷或市场，见于地方志记载的以商品名称或手工业部门命名的街巷有茶叶店街、草店街、冰窖街、酱棚街等，市有锅市、马市、鸡市、青碗市、姜市、饭市、柴市、猪市、米市、菜市、羊市、牛市，巷有果子巷、大白布巷、小白布巷、白纸巷、钉子巷、银锭巷、躧鼓巷、竹竿巷、琵琶巷、箍桶巷、粜米巷、纸马巷、曲巷、故衣巷、手帕巷、弓巷、窖冶巷、鞍子巷、豆腐巷、打狗巷、马尾巷、油篓巷、皮巷、香巷等等，于其中设置钞关征收商税。嘉靖年间，临清钞关的年商税额达八万多两，超过了地处京师的崇文门钞关而居于全国八大钞关之首。会通河南段的济宁、中段的张秋，卫河岸边的德州，也都是商业繁华的城市。会通河沿线的中小城镇更为密集，它们处于运河沿线的码头、桥梁、关津、闸坝所在地，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可以充当远离运河的经济区域进入运河的通道。这些大小城镇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运河上，组成繁华多姿的运河城镇带，拉动着运河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承担着向外的经济辐射功能。
运河沿线城镇兴起和商业手工业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首先，频繁的社会流动引起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各级政府每年征发沿线农民专门从事运河与交通管理，名目种类繁多，有船夫、纤夫、闸夫、坝夫、浅铺夫、湖夫、泉夫等。明朝弘治年间仅在山东南部各州县便征发泉夫两千六百多人。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运河沿线乡村人口大量向城镇流动，由农业转而从事商业、手工业和服务业。其次，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方出现“居民弃农趋贾”，“小农去而贩，大农去而贾”的现象。《夏镇漕渠志略》说运河开挖以前，夏镇（今山东微山）民众纯朴而恭谨，运河通航后变得讲求文采而生活奢侈，如今更变得轻佻而诡诈了。朴愿是农民的品格特点，而文、靡、佻、诡正是商人的特质。运河区域民众由朴愿向文靡的转变，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征兆，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另外，运河沿线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鲁西北运河沿线的一些州县，种棉地多，种粮地少，不少地方棉田占到农田的十分之七。他们种植的棉花几乎全部进入流通领域，其粮食消费也大都依赖于市场。运河沿线的烟草、花生、林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改变了运河沿线的农产品结构，给传统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运河的主要功能是交通运输，但运河的影响却遍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和部门。这种影响和促进作用巨大而持久，使得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邻近的其他区域，形成了一个纵贯南北的运河经济带。
（三）运河的文化功能
运河文化是运河本体文化和区域文化的结合体。运河本体文化是运河开挖修治、工程建设、河务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区域文化又被称作系统文化，是特定文化区域中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文化区域是她的母体和载体；区域文化又是历史文化的层层积累，文化历程是她的血肉和精髓。就是说，当某一地理区域的文化积累相当丰厚，出现了区域内部物质文化的共性和精神文化的认同，这种共性和认同明显区别于相邻的同属于一个文化大系的其他区域文化时，新的文化区域就出现了，新的区域文化也形成了。中国运河文化是社会各层级的人们长期从事运河开挖、管理，在与运河相关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南北地域跨度大、时间积累长、内容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
运河本体文化主要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两种形态构成。物质文化又称有形文化，是以历史文物、建筑及文化遗址为载体的文化。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63处运河水工遗存（河道及与之相连的湖泊）、9处附属遗存（保障运河运行的配套设施和管理设施）、12处相关遗存（与运河密切相关的古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及1处综合遗存，便属于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运河相关的制度文化遗产最为丰富，内容包括河道及工程管理制度、漕运制度、运河航运管理制度、河道航运管理机构及相关制度等等。这些制度，有的完整记录在相关书籍文献中，有的散见于各种档案资料中，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一座制度文化的宝库。
运河区域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运河畅通促进了区域商业兴盛和经济繁荣，运河城镇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功能增强，为运河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政府官员、士人学者和商旅人等往来于南北之间，有的在此驻足停留，有的游览运河名胜，有的在此落籍居住，运河区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文化氛围。这个富有特色的文化体系，由许多部门文化构成，如商业文化、城镇文化、漕运文化、消费文化等等。下文我们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市井文化（通俗文化）两个层面揭示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社会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就主流文化而言，自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运河沿线就成了文化发达的区域，明清时期更成为全国文化重心所在。从书院、科举、藏书家的数量等上层文化要素分析，运河区域在全国所占比重均大于相邻的其他地区。拿藏书楼来说，不仅皇家的藏书楼大都建在运河区域，北京建有文渊阁、文源阁，扬州建有文汇阁，镇江建有文宗阁，杭州建有文澜阁；私家的藏书楼也大都集中在运河区域，仅浙江运河沿线，就有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八千卷楼、湖州的皕宋楼、南浔的嘉业堂等著名藏书楼。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收录浙江藏书家399人，江苏藏书家490人。乾隆皇帝说“江浙为人文渊薮”，而江浙地区的人文，又以运河区域为最盛。明清时期的哲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也以运河区域最为显著。
运河区域的市井文化丰富多彩。市民文学兴起的先决条件是城市工商业发达，市民阶层力量壮大。在运河城镇中，工商业、服务业人口占大多数，他们的物资生活水平比农民高，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比农民强烈，市井文学的出现适应了这样的需求。唐代出现变文，宋代发展为话本，元代杂剧、南戏盛行，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异军突起，促进了市井文学的繁荣。明代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被称为“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这几部小说都和运河有关系。《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祖籍太原，后来长期生活在杭州。《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曾长期生活在运河区域，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及展开都以山东运河区域为背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淮安府人。这些著作中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倾向，同压迫者抗争的精神，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都是当时运河区域城市经济繁荣的产物。《金瓶梅》是中国文坛上出现最早的世情小说，它以运河城市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描写清河县破落财主西门庆发迹到败落的故事。书中描述的临清城市繁华，可与其他书籍相印证；七八十处临清景物的描摹，在临清地方志中都可以找到真实的记述；特别是对临清钞关、娱乐业、服务业、运输业的描绘，更说明作者对临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生活在运河区域的文人，出入于市井，受商业文化浸染，关注商人的经营活动与个人生活，逐渐改变了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在他们创作或改编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商人生活题材的作品。“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清代运河区域通俗小说的代表作是曹雪芹的《红楼梦》。曹雪芹的祖父、父亲都曾任职于江宁织造——这是设置在南京的专门为宫廷制作服装衣饰的机构，这些服装衣饰全都通过运河送到京城。后来曹府家道中落，曹雪芹贫居北京西郊。小说通过以贾家为首的几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再现了清代运河区域经济繁荣和社会上层生活的腐化，其中也有对皇帝南巡等运河区域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书中关于文人诗社、节日时令、戏剧曲艺、酒席宴饮等方面的记述，无不再现了当时运河区域的社会生活场景。另外，产生于苏南运河区域的昆腔，沿运河向北方传播的徽戏、汉剧，在运河北端的京城与秦腔融汇，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结晶——京剧。运河沿线的各种地方戏剧、曲艺，如京津地区的曲剧、评剧，河北的河北梆子、乱弹，山东的茂腔、柳子戏、五音戏、山东梆子，江苏的淮剧、扬剧、锡剧，浙江的越剧、绍剧等等，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它们凝结着运河区域的社会风尚、民风习俗。
运河沿线的市井文化和通俗文化的表现形式还有很多，诸如口头文学和民间传说，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杂技、音乐、舞蹈、传统体育与游艺，传统礼仪及节庆等。这些文化现象大都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存在，是运河区域优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部中国运河史，就是半部中华文明史。运河的影响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举凡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等领域，都有运河因素在发挥作用。运河的影响力持续传承，历久弥新，自春秋战国以后，历时两千多年，时至今日，仍充满生机活力。我们珍视中国运河，重视运河的功能，关注运河的社会影响，这是我们建立运河学的初衷。
二 运河本体研究和运河区域社会研究
本文所说的运河学，可以理解为一个学科，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研究方向或一门学问。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能否成立，关键因素有两个，一是研究对象是否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清晰的外延，二是研究资料能否支撑这个学科。下文试就这两个方面对运河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资料进行解读。
（一）运河本体研究
我们所说的“本体研究”指运河本身或主体的研究，这项研究大体内容如下：
1.运河发展史
中国的运河存在时间长，分布空间广。运河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历史上的运河，也研究现代的运河；关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关注全国其他区域的运河。研究运河开挖的历史背景、河道变迁及各历史时期运河的特点。运河发展史的研究起步早，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还很多，兹略举一二。
关于中国运河史的发展阶段及各阶段运河功能、特点的研究。即便从春秋末年夫差开挖邗沟算起，中国的运河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运河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有哪些特点，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什么，这是需要认真总结的问题。
关于中国大运河以外的其他运河研究。目前，由中国大运河申遗引发的“运河热”遍及大运河流经的东部各省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从经济文化带建设方面关注运河，民间则对北方运河通航充满着期盼。比较而言，大运河之外的其他河道则为大家所忽视。中国的运河遍及于南北各地，有些距离较短，有些已成历史遗迹，这些运河尚未引起各界关注。它们是中国运河的重要部分，也是运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于中国运河与世界运河的比较研究。目前，不管是研究中国史还是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对运河都十分关注。但是，大家各扫门前雪，缺乏必要的合作与沟通，就连运河的定义也是各执一词，差异很大。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运河与生态环境变迁
运河的开挖是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直接目的是用于交通运输。但从客观效果看，在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的同时，引起了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变。运河学关注的不只是运河本身的自然属性及其工程技术进步，同时也关注开挖运河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区域水文改变、自然水系变化、湖泊形成与消长、农业生态环境（水、土壤、植被）的变化。
中国的自然河道大都是东西走向，而沟通自然河道的人工运河大体为南北走向。运河与自然河道不可避免地存在交汇连接。运河靠自然河道补充水源，但又常常受自然河道侵害：北方的自然河道多发源于山地，夏秋洪水暴发，危及运河堤防；河水挟带大量泥沙将运河淤浅。怎样避开自然河道的侵害？古人大体采取了两种办法：一是修筑闸坝，将运河与自然河道隔开，适当引自然河道之水以补充运河水源；二是改造自然河道，使其成为运河的支流或减河。运河的开通改变了许多自然河道的走势流向，自然水系及水文环境因此而改变。运河的路线设计及航运管理，均以漕粮运输为计，关于排涝、灌溉及农田水利则无暇顾及，江北运河区域频繁发生水灾、旱灾，与运河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运河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巨大而持久，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却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是运河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3.河道工程
运河河道工程种类多，分布广，兴建频繁。概括来说，大体有以下几类。
综合性枢纽工程。是指为控制水流、调节水量，满足运河供水、排水、交通、灌溉等需求，在运河与其他河流交汇处或适宜河段修建的由几种不同类型水工建筑物构成的大型水利工程。如明清时期的南旺分水工程、清口工程，如今的淮河入海水道穿越京杭大运河工程、南四湖二级坝水利枢纽工程等。
供水工程。指为运河提供水源的引水河道、蓄水湖泊及泉源等。蓄水湖泊以会通河水柜最为著名。明清时期，济宁以北有五个水柜，称北五湖；济宁以南有四个蓄水湖泊，称南四湖。运河水量过大时排水入湖，水量过小时放湖中水入运河，利用水柜将运河水量控制在最适于航行的水平上。另外，苏北的骆马湖，扬州城南的五塘，丹阳西北的练湖，苏南的太湖，也都起到了调节运河水量的作用。泉是北方运河的重要水源，明清政府十分注重发掘、疏通泉源，使之汇流成河渠，输水入运河。明清时期鲁西山地泉数多达二三百个，这些泉源分布于兖州府、济南府的十六个州县。
排水工程。自然水体流向运河的水量过大时，会造成运河决堤泛滥。古人在运河沿线修建了许多排水设施，包括排水河道（减水河）、排水涵闸（减水闸、减水涵洞、减水坝、滚水坝等），用来排泄运河洪水。里运河、南运河、北运河沿线都建有许多这样的排水设施。
控水工程。京杭大运河的控水工程主要由闸、坝、堤、弯道、月河等构成。闸，秦汉时期称水门，后称斗门或陡门，宋代始将大型斗门称为闸。明清时期，人们习惯上把可以通行船只的或规模较大的斗门称为闸，规模较小或只用作输水、排水者仍称为斗门或陡门。按照功能的不同，运河水闸可分为三类：船闸（节制闸），建于河道中，启闭闸门控制河水的流量和河水深度；积水闸（进水闸），建于水源与运河相交处，运河水量小时，可开闸向运河输水；减水闸（平水闸、排水闸），建于运河与减河、水壑相交处，运河水量过大时，可开闸向外排水。另外运河沿线也建有涵洞，用于进水、排水，其优点是不影响地面交通，缺点是水流量小。坝，防水或拦水的构筑物。按功能分类，有拦河坝，建于河道中，拦截河水，使之断流或改变流向，元代以后比较著名的坝有山东的堽城坝、戴村坝，苏北的御黄坝等；有车船坝，是将运河与自然河道隔开的拦水坝，船只越坝后方可进入另一河道，著名的有明初以前的淮安五坝，运河入长江口的车船坝，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上车船坝较多；有减水坝（滚水坝、平水坝），是一种低溢流堰，运河水量过大时，可掘坝放水，或任水由坝顶溢出。按材质分类，有土坝，其优点是便于开启及控制高度；有石坝，坚固耐用，但难以调节高度，容易造成坝前淤积；有土石坝，土石混合建成的坝；有埽坝，是将秫秸、芦苇、树枝、石块捆扎成圆柱状，垒筑成坝，是临时的小型拦水坝。堤，为防止河水漫溢而修筑的挡水建筑物。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运河堤岸的维护，植树种草，以石垒砌，时常加以培护。黄河中下游易泛滥的河段筑有两道堤防，内为缕堤，外为遥堤。山东等地的水柜也有堤：外为大堤，内有子堤。元、明、清三代鲁西的北五湖、南四湖，苏北的骆马湖，高邮宝应诸湖外围都有堤，有的地方还用石块修砌。运河主河道旁有许多辅助性河道。其中月河数量最多，因绕闸开挖，状如半月，故称月河。又因其为越过船闸之河道，故亦称“越河”。“月河之制，环绕闸旁，水涸则塞，水溢则开，以杀水势，亦名泄水河，凡闸皆有之。”
交通工程。为便于与陆路通道衔接，运河沿线建有许多辅助性交通工程，包括桥梁、码头、纤道等。桥是运河上使用最多的建筑物之一，明清时期，江南运河沿线多石桥，北方运河多木桥。凡建闸的地方均顺便搭建木桥。闸门关闭时，两闸壁间搭上木板，便可过河；将木板移开，便可开闸过船。另外，运河上还有许多临时性浮桥，“以舟为桥”，“拨桥中二舟以通往来船，船过还以所拨之舟复为桥”。
运河工程的研究历来受到关注，成果较多，但以往的研究偏重于运河工程本身，或研究其兴建原因、工程概况，或研究其对运河的作用、发展演变等等，关于这些工程对自然环境和区域社会的影响，却很少有人讨论，这是运河学今后研究的重点。
4.运河管理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运河管理机构逐步健全，各种管理制度日益完善。
秦汉到隋唐时期，运河管理无专官，由“都水”兼管。宋以后，政府设专职官员，管理运河及工程设施，其官隶属于工部。明初设总理河道，为相对独立的管理运河的中央派出机构，常以工部尚书、侍郎领其职。又将运河分为若干河段，工部分派郎中管理，为总河下属官员。郎中下辖若干分司，管理所属运道及运河工程。运河流经的省、府、州、县分派官员参与管理。管河差役趋于专业化。清代设河道总督署，为独立的运河管理机构，河道总督秩位与地方总督同。雍正以后分设南河、东河、北河三总督，“掌治河渠，以时疏浚堤防，综其政令，营制视漕督”。地方管理机构分道、厅、汛三级，各级政府也都设置专门管理河道事务的官员。
运河河道淤浅及堤岸决口的问题历来比较严重，政府征派大量夫役，负责疏通河道、培护堤防。宋代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明清时期各项制度日臻完善。以会通河为例，明清政府规定：每年漕船南返后，便筑坝拦水，停止通航，挑浚河道。大规模的挑浚两三年一次，小规模的挑挖每年一次。运河两岸遍设浅铺，铺夫负责守护堤岸，疏通浅滩。还要在运河堤岸上植树种草，每夫种树的数量有严格规定，树木枯死，须及时补种，否则会遭处罚。
运河之水全靠自然河道和湖泊补充，太湖、练湖、扬州诸塘、高宝诸湖、骆马湖、山东境内南四湖和北五湖以及泗水、汶水、卫河、漳河均是运河的重要水源。历代政府均注重运河水源的调配，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唐宋政府均作出规定，盗决河湖之水，罪比杀人。明清政府设置专门管理机构管理水源，制度尤为严格，违反者严惩不贷。如明代《漕河禁例》规定，严禁农民取湖水、泉水灌溉：“凡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堤岸及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流者，为首之人并遣从军，军人犯者徙于边卫。”清代亦多次重申此法律规定。对于卫河上游的泉源，也有类似规定。水柜湖泊周边筑堤植柳，严定边界，不准农民侵占。明中期到清代，水柜日益淤浅，涸为陆地，地方豪强纷纷占种，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另外，水柜的储水量，政府也有规定，特别是清代，微山等湖的收水深度，须定期向皇帝及中央政府报告。
运河水工设施的管理也各有制度。如船闸管理方面，明清时期管理十分严格，基本原则是开启上闸，即关闭下闸；开启下闸，则关闭上闸，使河水不过多流失。过闸船只，须结为一帮，集体通过，以减少船闸启闭次数。运河水浅的时候，有的船闸集结船只百艘以上方才开启，“启完即速过船，船过完即速闭板”。此外对于供水、排水、蓄水、控水等各种工程设施，政府都制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明清时期运河航运制度十分完备，对于江北段运河，除严格限定各类船只长宽外，航行顺序也有严格规定：过闸或难以通行处，皇家船只优先通过，其次是漕船，再次是官船，最后才是商船、民船。对于无端滋事，扰乱航行秩序的漕丁船夫等，地方官员有权缉拿处理。关于漕船的航行管理，规定更为细密严格，内容包括行驶次序、各河段的行驶速度、抵达通州的期限等。
以上管理制度及措施，虽然很多著作文章中都有论及，但专门性的研究还很不够。
（二）运河与区域社会
比起运河本体的研究来，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运河是一条政治之河、经济之河，也是一条社会之河、文化之河。大运河纵贯三千多里，流淌了两千多年，在运河流经及辐射的区域内，几乎处处都能看到运河的印记。我们必须关注运河在区域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从运河流经及辐射区域产生的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社会现象入手，探究其原因，揭示发展演变过程及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的运河区域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史、经济史或文化史研究，而是与运河密切相关、有运河因素注入的综合研究。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尤其是在水系不发达的北方地区，运河交通有其他交通路线无法相比的优势：经济省力，运输成本远低于其他运输方式；承载能力强，可以运送其他运输工具无法装载的大宗物资和大型物体；受恶劣天气和山隔水阻等自然条件影响较小。所以运河交通为历代政府所重视，特别是明清时期，运河被看作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生命线。运河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大而广泛：举凡政治、军事、商业、手工业、农业、服务业及居住环境、城镇格局、文化交流、习俗变化、社会流动等等，方方面面都有运河流动的印记。我们关注上述社会因素和社会现象，更关注运河在这些社会因素、现象形成变迁中的作用。
1.漕运与交通
中国历代视漕运为国家大政，学界也十分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其中不乏大家力作。但我们的研究与一般漕运史不同，漕运史的研究是从漕粮储运出发而论及运河，我们的研究则是从运河出发而探究漕粮运输。尤其是漕运对运河交通及沿线城镇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唐宋以后，大运河的主要功能是运输漕粮，同时，政府也用其来运输木材及其他地方特产，遇有战事则用来运输军队及军事物资。此外，民间的物资转运、商旅往来也依赖于运河。因此运河交通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交通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不管是陆路交通还是内河交通的研究，都不乏大家力作。但是运河作为内河航运的主要通道，交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特别是运河交通的具体状况，学界鲜有涉及。历史上的运河交通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顺畅，甚至可以用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来概括。运河沿线有民谚说“赶车使船，命在眼前”，意思说，在运河上行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运河交通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盘坝，运河与长江、黄河等大河相交处，常修筑大坝，以免江河之水倒灌淤塞运河、冲毁堤岸。运河中往来船只，须卸下货物，用绞索拉空船沿坝斜坡翻越，而后装载货物，继续航行。二是过闸，运河上船闸很多，尤以山东段运河最为密集。过闸之难有二：有些船闸水流迅急，船只通过时易倾翻或发生磕碰损毁；有些船闸乏水，需等待数日方能开启通过。三是风涛，高宝诸湖，最为湍险，“西风鼓浪，往往覆舟”，其余如清口、徐吕二洪、昭阳诸湖、卫运河等处，也有风涛之险。四是浅涸，运河各河段几乎均有浅滩，其中以山东运河及白河（北运河）为甚，遇有浅阻，或等待浅夫捞浅，或使用小船驳运。五是冰冻，明清时期，北方运河结冰达三四个月之久，冰冻初结时，船只可打冰前行，冰坚时只能停船等待来年冰开。六是漕船官船阻碍交通，漕船兵丁，异常凶悍，多亡命徒，常沿线滋事，借故勒索，故商船、民船，常视运河为畏途。除此之外，对于运河交通工具、水驿管理、与运河相通的自然河道之交通、与运河相接之陆路交通、运河交通对于区域社会的影响，学界大都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2.运河城镇带
运河是一条交通磁力线，对沿线州县城镇有巨大的吸引力：运河流经的城镇迅速向河岸边扩展，形成新的商业区；离运河略远的城镇则移动城址，在运河岸边重建新城；无法移动城址的，则在运河边上寻找口岸，由此进入运河交通网；原本荒村僻野，因为兴建有工程设施、政府机构驻守等，逐渐发展为繁荣的商业城镇。于是，出现了以运河为轴线的分布密集的城镇带。
以山东运河区域为例，济宁、聊城、德州都是运河岸边的城市。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济宁运河以西以南，聊城东关外运河两岸，德州城西运河岸边，都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临清城本来在离运河八里路的曹仁傎，会通河开挖后，移至今址，很快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张秋原来只是个不知名的小镇，运河开挖后，商业迅速发展，清代其城市面积大于一般县城，比其所属的泰安府城还大些，商业规模仅次于临清、济宁，远非其他府县城可比。夏镇本是个小渔村，南阳新河、泇河开挖后，很快成为商业发达的城镇，后来为微山县政府驻地。台儿庄本是一乡村，明末运河改道经此，至清中期其商业规模便远远超过了其所属的峄县城。运河两岸小城镇分布更为密集，台儿庄向北是韩庄镇，过夏镇向北有南阳镇、鲁桥镇。济宁以北小镇更多，依次是安居、长沟、南旺、开河、袁口、安山、戴庙，过张秋后又有阿城、七级、周店。聊城向北有梁家浅、魏家湾、戴家湾，是运河浅滩、转弯处形成的小镇。
运河沿线府县城是区域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在空间结构上有明显特点，即政治社区与商业社区相互分离。城墙内是政治社区，建有官署、学校、粮仓、祠庙等，街巷两旁偶有商业商铺，但分布不集中。城外运河岸边，是新兴商业社区，朝着运河码头、桥梁、渡口方向，形成了经营、加工各类商品的街巷或市场，它们大都以所经营加工的产品为名，形成了鲜明的运河城镇特色。
运河城镇兴衰的原因、城镇功能、空间结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城镇与乡村的关系、南北商业城镇的差异、城镇的个案分析，这些题目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运河学研究的重要题目。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