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意义上的大运河研究至今已近百年时间。从长时段来看，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1980～2013年、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至今。以上三个阶段都表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和“运河”特点，其中前两个阶段以运河工程、漕粮运输、经济市场网络等内容为核心，研究一方面着重在政治制度的框架中考量运河的功能，另一方面又尝试摆脱从经济入手且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宏观社会形态解释模式。随着“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开展，文化传承主旨下的大运河研究占据主导，研究开始朝两个方向进行转向：一是整合性转向，二是研究整体性与细致化的结合。这一转向意在构建新的学术理论，使具体的研究得以整合，并提供新的社会文化解释模式，丰富运河学学科理论。

关键词  大运河  学术进程  问题意识

2014年至今，大运河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种发展一方面建基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学术积淀及学界对“运河”重要性认识的自觉；另一方面在于两个重要事件的发生，即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和2017年2月、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通州时的讲话。就大运河本身而言，这两个时间节点意味着国势强盛、文化自信背景下传统文化价值的再挖掘、再提升；对研究者来说，这一契机则促进了学界对运河历史功能和现实价值的再认识，将运河作为研究主体，纳入学术视野与学科建设中。当然，除此之外，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科学的精神以及人们在特定时期形成的特定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大运河研究发生转向。那么大运河学术研究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向，这些转向凸显了学术界怎样的学术旨趣？本文试图对大运河研究历程进行长时段的勾勒和重点讨论，以期有助于未来的研究。

一 大运河研究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轨迹

从长时段来看，现代运河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即运河研究的兴起阶段。本阶段以1919年张景贤发表于《地学杂志》（9期、10期）的《北运河考略》一文为标志。从研究对象看，这一时期国内学者以运河本体史研究为主[①]，国外学者则更多关注漕运和交通问题。[②]研究成果的形式以论文为主，专门性的著作较少[③]；同时成果多偏重于历史研究，且多为运河基本历史史实考证；从研究取向看，学者多着意于运河的政治特性的论述。显然这些研究特点与这一阶段的整体的历史研究特点相符合，即在制度的框架中考量运河的功能及漕运制度。

第二阶段为1980～2013年，是为运河研究的发展阶段。从数据来看，“中国知网”[④]以“大运河”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2423篇左右，其中1980～1990年有206篇，1991～2000年有426篇，2000～2013年有1855篇（仅2010～2013年就有806篇）。简单从数量来看，这一阶段学术论文呈现快速增加趋势，尤其是“申遗”前的2000～2013年，论文数量较多。

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的日趋多样化是这一时期研究的总体特点。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学术价值观、研究方法及研究环境的改变，大运河研究不但实现了从历史（地理）研究向其他学科的逐步扩大，而且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发生了改变，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学者重新审视以往从经济入手且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宏观社会形态解释模式，将研究带入新的多元视角与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界前辈如史念海、陈桥驿、姚汉源、邹逸麟等从水利史、历史地理等角度厘清了大运河开凿及其所产生的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中的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的核心技术与价值，以及运河的疏通对区域生态环境、水利灌溉、资源开发的重大影响，并客观分析了区域社会因“人工开凿”运河而形成“沧海桑田”变化背后的“差别有等”。

历史学界对运河的研究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延续漕运研究，二是将运河放置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框架中讨论其作用。此一时期的漕运研究在探讨运河漕运制度的政治性意义及其变革过程的同时，更注重解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在漕运制度史的研究中，将社会层面的各种事项推至漕运波及影响范围内，实现对其社会意义的部分考察，正如吴琦在《漕运与中国社会》[⑤]一书中所言，漕运“是一项社会性极强的经济活动”；其二，在比较视野下透视作为国家政治运作手段的漕运所反映的政府模式、经济制度的运转方式，借以寻找明代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进程的原因，黄仁宇《明代的漕运》[⑥]正是这样的著作。

第二种趋势是探讨运河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此类研究的初衷或不着意于对运河与区域之关系的解读，但亦将运河作为“一种因素”，讨论城镇“专业化”、市场“层级化”、“区域社会的内变迁”等经济史问题。国内外学者有关“内卷化”、“大分流”等理论的提出与讨论，不仅量化了江南区域田产赋役、生产效率等内容，将“描述性”研究转化为“实证性”研究，且发展了史学研究新范式，在国际比较视野之下探讨了江南区域社会的发展模式与动力机制。

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相对细化，多以人口、宗族、社区、信仰为对象，讨论不同区域的社会发展脉络与结构性变化，其中尤以韩书瑞《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⑦]为著。该书运用“通过构成日常生活经纬的个人活动”去观察运河区域社会的方法，分析了运河区域自主性发展的可能与样态。这类研究看似“细碎”，但实则是将触角下沉，对区域若干事像进行“剥笋”式剖析，以实现对运河区域“立体”历史的整体性认识。

大运河文化方面的研究基本遵循了传统研究模式，即对运河文化进行分门别类的讨论，凸显运河文化的融合性与地域性。同时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类的研究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学研的结合。从表象来看，运河文化异彩纷呈，文化理论与实用性研究各美其美，但由于对运河文化缺乏相对统一的认识，导致运河文化成一个万物皆可入的“筐”，研究对象过于宽泛，模式化、碎片化现象突出。

第三阶段，即2014年大运河“申遗”及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概念被提出至今。2014～2018（9月28日）年，“中国知网”共发表“大运河”主题论文1265篇，文章的类型化趋势更加明显，呈现出以下特点。首先，与之前以历史、地理类研究为主的情况相比，2014年以后的文章涉及多个学科，最为突出的即是大运河文化及保护类文章，占26%。其次，运河城市规划、景观设计及旅游类文章，占20%左右；水利环境类，占18%，历史、考古类文章占16%；最为值得一提的是，运河学科建设及理论类的文章大幅上升，占约10%的比例，其他类约占9%。从这些数据统计来看，运河研究发生了很大程度的转向。总体看来，这种转向涉及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应用类的研究占据更多的份额；二是运河学科理论正逐步形成。关于前者，笔者将另文讨论，在此想用更多的笔墨探讨运河理论研究的学术转向问题。

二 大运河研究的学术转向

2014年“申遗”成功以来，运河理论研究向两个方向进行转向：一是整合性转向，二是研究整体性与细致化的结合。

首先，所谓整合，是指对运河本身跨学科性质的知识体系和经验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运河学”概念的产生。最早提出“运河学”这一概念的是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申遗”背景下，罗先生提出的概念旨在强调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尤其从物化的层面突出了大运河的价值所在。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大运河连接的不仅是地域意义的南北、地理意义上的水系、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还有文化意义上的技术、生活、认同等内容，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实现对运河的整体认识。雷蒙·威廉斯说，在文化发展史上，一种新概念的出现，既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外部环境变迁做出反应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种变动努力进行的总体评估并逐渐形成的重新控制的过程。[⑧]所以，运河学概念的产生，从宏观来看，应该被看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专业化前提下，学界解释、叙述与解决运河问题的思想重构，这种结合带有一定社会改造的目的。

在这样前提之下，国内首家“运河学研究院”2012年于聊城大学成立，其后该院组织国内学者召开了“运河学”专题研讨会，就运河学的研究特点、知识体系、研究理论与方法等进行了深入研讨。近几年，国内相继成立了十几家运河研究院（所、中心），召开了几十次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旨在通过学术碰撞，从理论上构建一套运河学研究的体系。从“学科”概念出发，某某学是指一种知识分类，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李泉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运河学是以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这里的“学”不应理解为通常所说的学科，而是指一个学科方向、一门学问。一门学问能否成立，关键要看两个要素：一是研究范畴、基本概念是否具有丰厚的内涵和清晰的外延；二是看相关资料能否支撑这门学问。[⑨]对此，吴琦教授认为：运河学的概念和指向是清晰的，“所谓运河学即是围绕运河的历史与现实，形成一整套研究、保护、开发的理论与方法。其知识系统、理论及方法也相对明确。知识系统主要指建立在史实基础之上的关于运河的各方面知识：诸如运河演变历史，运河的地理特征，各历史时期围绕运河的重大事件等；运河的理论体系则包括：运河的历史地位，运河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社会意义，运河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关系，运河的区域性差异与辐射意义，运河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治理与发展观念，运河引发或关联的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运河学史等；至于运河学所涉及的研究、保护、开发的方法问题，应该是多学科交叉共研的格局，可以根据研究的领域和解决的问题，具体酌定”[⑩]。

整合性并不意味着认识的一致性，运河学也不是仅被加入社会科学分析概念和现代视角的知识系统。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就认为一个学科成立与否必须将其放置在世界范围及整体的学科建设中来理解，他谈道：运河，非中国所独有，世界各国都有开凿，有些古运河还在使用，而且国外也有专门研究运河的学问。……同时，作为一门学科，应当能够与国外相关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并形成对话。中外学者广泛参与，关注共同的问题、探讨同一件文献，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运河学”今后也必然要向着这个方向努力。[11]李教授的担忧一方面因自近些年“某某学”的滥用，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对运河研究队伍和研究共识性问题的担忧。

其次，研究整体性与细致化结合的转向。整体性是指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河，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承载与表现方式。笔者认为“一部运河史，即是半部中华文明史。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是一条河，更是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12]。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就是在这样的研究意识之下形成的。讨论大运河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即运河的开挖、畅通与断流，如何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走向。课题既讨论运河的“社会性”价值与意义，又探讨中国社会的“运河性”特点与历史进程。显然这种研究思路突破了以往只强调大运河政治、经济、文化的框架性研究，主张大运河的任何研究都要建基于运河整体发展的前提之下。

大运河整体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与文博领域。学界试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构建大运河与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体系。这种体系的构建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可以进一步实现以下几方面的认识。①对运河社会功能的认识。将运河放置在社会发展的脉络中，探索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地方文化的创造，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大历史”的轨迹。在宏观层面分析作为水利工程、政治策略、经济文化传播通道、市场构建主体的大运河，如何在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并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路径。②对运河文化价值的认识。“申遗”及“后申遗”时代，整体性研究指导下的遗产保护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承。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但事实上如何对待“死”及其背后的一套人生态度、社会礼仪以及价值涵养，是我们认识有些断流地区（济宁以北）甚至新的历史时期的运河文化的基础，“向死而生”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传承。正如有学者所说，“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色并将之传承后代是这一运动的基本宗旨”[13]。③对运河环境功能的认识。全面研究作为人工工程的运河的开凿与畅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探讨运河与区域社会生态环境变迁的互动关系，既可以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又可促进环境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深刻洞悉运河与人类社会的关系。④对运河生活功能的认识。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践行提供历史借鉴。一部运河史，本质上为劳动人民的创造史与生活史，运河区域城镇的发展、民众的生活、精神信仰、衣食住行也无不受运河影响，在“人”的身上得以体现，通过对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探讨，对于发扬“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之，整体的运河学的研究，既应了然于运河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更希望借此解决“现世”的实际问题。

细化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看似矛盾，但其正是实现运河整体性研究的必然路径，如何以更细腻的姿态进入历史与现实也是一种学术价值观。目前，在多个学术领域，以个案（运河城市、河段、湖泊、人物）、区域、专题（艺术、文化、饮食、民俗）为内容的研究大量涌现，不同学科细致深入的研究逐渐增多，视角独特（如图录运河、廊道运河、文学运河、生活方式的运河等），观察举证越来越细。当然，这种细化研究不免让人与碎片化研究等量齐观。但笔者以为，在运河学理论架构和整体性研究统整之下，细化研究毋宁是“深入”和“切近”运河的最有效的方式。这好比是运河行船，不仅要有长远的眼光，以摸清运河畅通的水况水脉，更要有细致缜密的观察，去体悟运河不同河段的行船特点，两者缺一不可。若研究者不太在意运河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又有意忽略历史的主体性，那无疑会造成剑拔弩张但内心茫然的窘境。

三 大运河研究转向的学术、现实意义及反映出的问题

说到底，运河研究转向的学术意义是构建起新的权威性理论架构，使具体的研究得以整合，摆脱碎片化与地方的狭隘性，提供新的社会文化解释模式，丰富运河学学科理论。当然，运河整体理论不是叙述和研究与运河相关的所有方面的历史和现实，不是把所有的事实和现象都一一研究清楚，而是要把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影响人们的行为结果的所有要素都视为整体性联系的事实，从其整体性联系去把握与理解历史和现实，去认识运河之于中国、之于民众的价值意义及其过程、结果。

运河研究的细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突出运河区域史研究中“人群主体”，实现“面向社会”的研究。完成这一目标的动力源泉在于视角转换、史料挖掘和现实关怀。大运河所影响的社会与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趋势相吻合，同时运河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区域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的过程和方向，因此将运河的政治身份转化成社会角色，是视角转换的结果。面向社会应更加重视“社会人”在结构变迁中的主观性作用和价值，这一方面可以解决运河区域社会稳定、变迁及内在发展动力的主体因素；另一方面，只有深挖“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容，即其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的问题，在再现地域各阶层日常生活的真实而生动的历史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的基础之上，实现对区域自身社会发展特性、动力的综合性认识，才能进而完成人的主体价值和社会能动性的考察。

运河研究的转向，无论是运河学理论的构建还是整体与细化研究的展开，都是当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与语境的产物，反过来又满足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现实需求。宏观而言，运河学研究理论的构建和整体细化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运河作为“一带一路”连接点的作用，从国际视野出发，从社会发展、国家利益的角度讨论运河的价值，为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支持；可以提升运河及其区域社会规划与发展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可以突出运河人生活的特殊性价值和意义。

运河研究转向及其脉络较为清晰，但是目标尚不明确，转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值得注意。运河研究需要解决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明确作为系统的整体的“运河”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一套内在逻辑及运作机制，因运河开挖畅通所形成的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且与世界相关联的社会文化形态价值与意义。这一具体问题可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作为国家策略与制度的大运河，如何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程。运河开挖、线路的改变、漕运、河工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制定与变化，形成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发展脉络和整体趋势。第二，作为沟通渠道的大运河，如何在经济市场形成、商业模式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及文化融合沟通等方面，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性的形成。第三，作为工具与文化符号的大运河，如何影响着其流经的区域形成一套区域发展的内在运作机制、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并进而形成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特质。

运河研究转向过程中的问题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者的问题。研究者是研究的主体，也是做好运河研究的前提，但近几年来，研究队伍却出现了“冷热不均”的情况。这里的冷热不均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受大环境影响，尽管有些学者开始关注或者有意将自己的研究向运河“靠拢”，但比之民间爱好者的热情，却冷清的多，国外学者在运河研究中除早年对漕运有所关注外，少有相关话题展开研讨；二是多个学科的学者都感受到运河的热度，但是研究深度不够，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形成文章的数量和出版著作虽在逐年增多，但选题相近，依样画瓢的“成果”占到不小的比率，相对深入的研究却凤毛麟角。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些人对运河的历史与现实并不了解，却急于搭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列车，甚至有意忽略运河的历史，“积极”行“智库”之职能，隔靴搔痒地解读并“打造”运河文化。或许这种“可嘉”的勇气只能致愚，不能行智，因为复杂、系统、多变、跨区域的运河，不是夸夸其谈的投机者用漂亮的辞藻、应景的设计所能“规划”的。正如葛剑雄先生所提醒的那样：“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实事求是，综合考虑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经济建设要求等，不能仅仅从历史方面考虑，也不能夸大历史或任意想象历史。”[14]

其次，研究领域、研究时段比重失衡，还存在部分学术空白。大运河研究涉及多个领域，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交叉。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看，历史地理层面的运河本体及政治层面的漕运史研究最为充分，运河影响下的“社会”研究则较为薄弱；从社会研究的角度看，运河流经的个别区域的研究较为充分，而整体的运河社会的研究相对薄弱；从研究的目的性来看，多强调“运河”的功能性，而忽略了运河区域历史层累过程中形成的民众生活方式及生活场域建立的自主性，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运河及运河的社会性的理念未得到体现；从研究的范围来看，京杭运河研究的最为充分，而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的研究成果较少，且浙东运河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再次，问题意识方面，一方面强调“运河”功能的“利弊论”占主导，运河与社会多元关系的研究较弱，运河与社会研究的理论相对僵化，“运河盛衰决定论”与“运河利弊二元论”被作为该区域研究的主体框架，指导着的研究意识，缺乏对新的概念和分析视角的借鉴；另一方面，研究过程中过多强调运河的唯一性，忽略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自造藩篱，造成了对运河与中国社会更“精确”和“深入”研究的困难。

最后，研究资料方面，对专书、档案、文集、民间文献的整体性运用较为薄弱。资料是从事科研的基础，丰富资料的积累需要长久的时间与经验的总结，而资料的整理、分析、利用更需要科学的方法与手段。运河相关资料浩如烟海，异常丰富，这种情况既为我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同时也带来了烦琐的搜集、整理工作。目前的研究对正史、实录、名臣奏疏、地方志等方面资料已利用得较为充分，取得了诸多的成果，但对地图、档案、民间文献、文人笔记与文集的利用则较少，或者研究不充分，没有形成研究的证据链条。因此通过沿河区域新资料搜集、整理，开展运河的研究，将极大地填补过往研究的空白，丰富研究的内容，发现新的研究角度，总结研究经验，实现研究的突破。

（责任编辑：朱年志）

【注】本文刊载于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2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