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智慧 赵丁丁 楼微君[2]
内容提要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立足杭州实际，总结了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优势和实践经验，分析了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研究、生态环境保护、文化旅游发展、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并在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的思路对策：保护好大运河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形成系统化的大运河研究工作架构；形成多元共治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护机制；形成以文化旅游为引导的现代产业集群；形成科学完善的大运河文化带管理的“杭州模式”。
关键词 大运河 杭州 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思路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调研要报》第48期《打造展示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关于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若干思考》一文上做出重要批示，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后申遗时代”大运河的文化传承和保护利用再次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积极谋划我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把大运河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讲好大运河文化带的“浙江故事”，成为树立浙江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杭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和浙东运河的西端，大运河杭州段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杭州拥有“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浙东运河杭州萧山—绍兴段”两个遗产段，入选六处遗产点，数量仅次于扬州的九处和济宁的八处，居全国第三位。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后不久，李克强总理在杭州视察大运河时指出：“运河是人类智慧的创造，今天的大运河，则是我们对历史遗产的再创造。人居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也在于创造。我们今天要用好用活大运河这笔丰厚遗产。”[3]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沿河沿湖高端商务带要以金融服务、高端商务、商贸旅游、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产业为特色，建成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带。可以说，建设好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讲好大运河文化带的“杭州故事”，是杭州市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也是建设具有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的重要抓手。
一 “大运河文化带”的内涵
“大运河文化带”是指，在广义的大运河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以及浙东运河概念基础上，形成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国家级文化廊道。这一文化廊道，北接长城文化带，西挽陆上丝绸之路，东连海上丝绸之路，有助于形成覆盖中国广大地域的文化网络。
首先，大运河文化带是一个文化概念。“大运河文化”不仅包括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河道、码头、桥梁、渡口、斗门等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运河的水运，与其相关联的附属建筑、沿河乡镇，因运河而产生的沿岸饮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漕运文化、军事水路通道等多元文化遗存，以及运河相关的文人墨客、仕人官宦及其诗词歌赋、文学作品等。因此，大运河文化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多维文化空间。
其次，“文化带”作为文化地理学的范畴，是一个特殊的地理空间。大运河文化带依托运河河道并以其为发展轴，以沿线城市为核心，发挥文化集聚和辐射功能，由此形成点状密集、面状辐射、线状延伸的保护、传承、利用一体化的带状文化区域。
再次，大运河文化带具有特殊的复合功能。“运河文化与运河经济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内嵌式的文化经济模式”[4]，大运河文化带与大运河经济带建设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早在“申遗”前，杭州市就提出“运河经济带”建设，随后扬州、山东等地都开展了构建运河经济带的研究和实践。2017年全国两会后的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提议将“建设大运河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大运河文化带与大运河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逻辑起点在于大运河的多样复合功能。从最初为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所需的漕运功能，到随着时代变迁水利功能和运输功能部分消失，转而成为承担北煤南运、南水北调的主要通道，再到如今文化传承和交流功能逐渐得到加强，沿线形成了多元价值体系。可以说，大运河历史文化与现实经济价值兼备，同时还蕴藏着重要的未来价值。大运河“申遗”发起人之一、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先生认为：“大运河的保护目的不是单一的，既要给予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也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还要将保护成果惠及民众。”[5]因此，大运河的保护和利用，要以实现经济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三者协同发展为目标。
二 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的实践和优势
大运河杭州段文化积淀深厚。杭州的历史，就是一部因湖（西湖）而名、倚河（大运河）而兴的历史。如果说西湖赋予了杭州脱俗的美，那么，大运河则带来了杭州独特的市井风情和长久的繁荣繁华。大运河杭州段不但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还有二十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达四百多种旅游资源以及亟待传承与利用的船民文化、漕运文化、运河饮食文化等，具有建设好文化带的丰富文化资源。今天，大运河杭州段依然具备最基础的通航功能，没有复航问题的困扰，使得杭州具有保持大运河文化完整性的重要基础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杭州成为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交通运输的要冲，也是“一带一路”交会的重要节点。“后峰会、前亚运”时期的杭州，具备了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条件。作为杭州与国内外城市和地区沟通与交流的桥梁之一，大运河杭州段的文化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助推其成为中国大运河走向国际的窗口，成为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引领者。
大运河杭州段保护利用走在了全国前列。杭州把“还河于民、申报世遗、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作为目标，自2002年起，连续十余年实施大运河（杭州段）综合保护工程。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拓展旅游、以民为本、综合整治”等五大原则，坚持截污、清淤、驳墈、绿化、配水、保护、造景、管理“八位一体”，通过实施水体治理、路网建设、景观整治、文化旅游、民居建设“五大工程”，将大运河（杭州段）打造成具有杭州特点、时代特征、运河特色的生态河、文化河、景观河，成为鲜明展示杭州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世纪“新地标”，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交融的东方“塞纳河”。通过该工程，对运河系列景观进行保护和恢复，修复了自然和人文生态，建成开放博物馆、桥梁、公园、粮仓、码头等系列文化景观和文化空间。大运河杭州段不但在水环境治理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有效保护了古桥梁、古民居、历史街巷等，建设了一系列博物馆群落和文化广场，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电子商务、新媒体、动漫等新兴文化产业的聚集地，为文化带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对于杭州市大运河近十五年的保护与利用，有学者这样评价：“用多种元素架构起鲜活的‘运河千古情，江南盛世缘’场面，成功展现了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发展状态和未来趋势。”[6]
大运河杭州段文化研究成果突出。系统化的大运河杭州段文化研究始于2006年，标志性项目是《杭州运河丛书》（13种）的编纂出版。该丛书多角度展示了大运河杭州段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的意义，为保护和治理运河提供了重要支撑。2009年，大运河杭州段文化研究步入了一个新时期。12月29日，中共杭州市委办公厅、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杭州学研究工作章程》，正式提出了“杭州学”“运河学”概念。“杭州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学等重点分支学科。章程还规定，由市运河综保委负责建立运河研究院；由市运河综保委牵头负责，余杭区、拱墅区、下城区、江干区配合，运河研究院具体承担《运河全书》编纂工作。《运河全书》包括《运河丛书》《运河文献集成》《运河研究报告》《运河通史》《运河辞典》等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大运河杭州段的前世今生，发挥“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目前已出版25种，为展示和推广大运河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挖掘运河千年文化，进一步采取民间征集文稿、组织高校研究联盟等形式，推进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
大运河杭州段管理不断完善。负责保护政策制订、组织指导等的杭州市运河综保委在参与完成了中国大运河“申遗”和G20杭州峰会举办等重大工作后，管理经验不断丰富，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在管理人员组成上，在编人数不断增加，高学历人才不断引进。在机构设置上，汲取国内外有关经验，2013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成立遗产检测中心，负责运河监测、预警、信息收发和日常保护等。遗产区文物保护修缮工作形成了较为完善、严谨的流程：前期研究，中期分析论证、环境评估、编制方案、审批流程、项目实施与验收评估，后期建档与监测。
三 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面临的挑战
虽然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按照“文化带”的内涵要求和大运河文化带国家战略要求，还面临诸多挑战。从整体上看，目前大运河杭州段城市景观、防洪排涝、通航运输等功能较为明显，文化功能亟待提升，对非核心区遗产的保护力度不够，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有限，文化载体及凸显运河文化精髓的活动较少，运河文化建设亟须深化发展。
（一）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是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第一位的工作。近年来，大运河的保护给沿岸城镇乡村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巨大机遇，而现代化和城市化也给大运河的保护带来很大冲击，沿岸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破坏现象时有发生。沿岸居民生活和工业污水对大运河水体质量有重要影响，运河上的水工建筑和重要古建筑破坏仍有发生。大运河遗产基本特征在于作为整体的价值大于单个遗产点或河道的简单相加，而目前大运河遗产仍然仅停留在保护核心区的状态。对大运河遗产的集中关注就会造成“遗产保护区孤岛化问题”，“缓冲区内各类型的文化遗产、遗产周边环境、景观完整性却被忽视”[7]。大运河遗产所面临的首要威胁是城市建设不断扩张对运河周边土地的侵蚀，造成运河周边历史环境的破坏。特别是“杭州主城区以外的河段两岸用地更是繁复杂乱，居民、工业、仓储、码头等用地穿插分布”[8]，建筑物逼近岸线，甚至占用岸线，导致沿线开敞空间较少，亲水性和视觉通透性差，影响了运河在市民和游客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在运河流域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与水上交通运输相关的传统知识和技能、船民以及沿岸两边居民的民俗生活、运河有关的名人名作和民间艺术等，是最贴近民众的生动的运河文脉，它们的原生生长空间正在萎缩、口传心授的活态方式急需传承人。
此外，沿岸整体风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沿岸景观设计和用地状况，在开发过程中存在两岸景观设计不协调、功能分区不明晰的问题。部分河段两岸绿化保护呈良好和尚未改造两种极端状态，或者一岸保留了古代遗风而另一岸则是现代化气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岸是典型的商业区，以第三产业为主，与此相对的另一岸则是水泥厂、电子工业等工业区。
（二）文化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
文化研究的不足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历史文化挖掘不深。目前，大运河杭州段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中观层面较多，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较少，特别是史实的考证还有待提升。没有大量细致入微的考证和对历史文化变迁的梳理，就无法对大运河遗产的完整性形成客观的认识，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综合研究范围不宽。作为线性遗产，大运河历经千年积淀，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界关于大运河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关于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成果较少。大运河作为活态的遗产，历代积淀形成的市井生活形态、经济贸易体系、环境生态资源，都需要深入挖掘与认知。随着原住民的外迁，对口述史料抢救性收集整理也成为综合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
三是基础研究积淀不够。主要表现在历史文献整理滞后，导致更广范围的文化挖掘与解读不足。历史文献是今天人们认识大运河发展历程的基础，也是开展各方面研究必须依托的基本资料。历史上，大运河杭州段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文献，虽然已有部分整理，但大多还处于待整理状态。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过程中，这些史料文献需要进行系统整理，以便更全面认识大运河历史，开展广泛的研究和解读。
四是研究范式创新不快。目前，对大运河的研究采用较多的还是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较为传统的研究范式，国际上较为前沿的线性遗产、遗产廊道、历史城市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等研究范式较少应用于大运河的研究，导致各界对大运河遗产如何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存在分歧，保护和利用的手段存在一定问题，影响保护和利用的效果。
五是研究力量集聚不强。目前，关于大运河杭州段的研究力量分散在党政机关、科研院所以及企业和民间，统筹性、综合性不强，研究领域未能做到全覆盖，有时存在重复研究现象。在建设大运河文化带背景下，亟待各界研究力量的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系统推进，进而保障研究成果有效服务于保护和利用实践。
（三）生态环境保护亟待加强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基础条件，水环境直接影响运河遗产的保护。以往在京杭大运河南段沿线各省份的比较中，浙江段的水质较差。在“申遗”整治和G20杭州峰会环境整治过程中，通过大规模截污纳管和环境恢复，大运河杭州段水质恶化趋势得到遏制。但由于运河是杭州主城区水位最低的地表河流，以及航运频繁导致河道底泥污染，因而水质整体状况不佳。在《2016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中，运河水质为Ⅲ—Ⅳ类，Ⅲ类水质断面占14.3%，Ⅳ类占85.7%，主要污染指标为氨氮、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
另外，《2016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省酸雨污染仍较严重，降水pH年平均值4.88，同比上升0.02[9]。酸雨对文化遗存的侵蚀会导致不可逆转的损毁，应引起重视。
（四）文化旅游发展有待改善
运河旅游业的发展是民众共享文化带建设成果、感受与传承运河文化最直接、最广泛的方式。解决大运河杭州段保护性旅游开发过程中的问题是文化带建设的题中之义。
大运河沿线各省市的旅游体验方面，水上观光已经成为大众化的项目，但综合开发、深度开发不足使得运河旅游功能单一、特色不明。运河本身的线性特征使得各景点分散隔离，影响旅游的完整性和便捷度。此外，大运河杭州段虽然旅游资源丰富，有古河道、动物景观、运河土特产、古代帝王巡游典故等众多资源，但这些资源的层次不高，民众只对拱宸桥、桥西历史街区等遗产点识别度较高，其他内容的旅游热度远不及这些遗产点。在宣传力度上，博物馆、书籍展示等形式都不能拉近运河与其他民众的距离，亲身体验运河文化的活动还有待开发。G20杭州峰会后，大运河杭州段旅游呈现“井喷”态势，其接待能力有限和配套服务设施的匮乏也暴露了相关工作力度不够。
（五）管理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大运河杭州段的管理横向上分部门、纵向上分级别，即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但横向上仍然存在管理职责的不明晰，纵向上负责运河遗产保护的杭州市运河综保委在保护规划的执行力、保障经费的来源以及监管力度上还存在不足之处。
横向上，大运河所需的管理领域涉及众多部门。杭州市运河综保委负责综合整治与保护工作，港航管理局负责水上交通行业与安全监督管理等，防汛防台指挥部负责救灾抢险和灾后恢复处置，林水部门负责引配水，气象部门负责运河降雨量等的检测，街道办事处负责环境卫生督管工作等。条块分割，职责重叠，缺乏统筹，难以形成合力。
纵向上，杭州市近几年相继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时也颁布了《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规划》《拱宸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等专项保护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首先，杭州市运河综保委为杭州市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负责保护政策制订、组织指导、综合协调和监督检查等工作，但不具备对相应法规的执行权力。例如，综保委作为拱宸桥遗产的主管单位，因不具备海事违法处理职能，每年的碰撞和刮擦事件都不得不交由其他部门处理。对于责任单位的认定与职责的不一致不利于运河遗产的保护。其次，大运河杭州段遗产的保护资金主要还是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专项拨款以及各遗产管理单位相关产业收入。通过比较国外运河经费保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大运河资金来源呈现政府投入主导，但这种方式无法满足大运河永久性保护管理。运河自身收入能力不足，后续需要总结前期经验逐渐转变为自给模式。最后，还缺乏社会赠与，这与民众对大运河的认同感低有关。
四 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的思路和对策
文化带的建设要经过科学论证，不能盲目建设、粗糙建设，更不能违背运河自然生态规律和历史文化规律，应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总的指导意见和科学规划，以正确地指引建设方向。“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要按照国家有关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保护第一、生态优先、拓展旅游、系统综合等理念，使运河沿线变得更宜居、更宜业、更宜文、更宜游，成为杭州文化发展的新增点、新亮点、新品牌，在国家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保护好大运河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文化带的建设是对运河功能和价值再认识与再定位的过程，也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工程，要把历史和文化传承好，丰富文化带的内涵。文化带的基础工作是保护，在这一前提下，实现其他目标才有底气和保证质量。传承的过程也是保护的过程、利用的过程，是用现代手段传承活态的文化、流动的文明，实现文化带建设目标就要用传承的手段来拓展发展空间。
借鉴国外运河建设和发展的经验，大运河遗产保护的首要策略是“建立元素尺度上的保护设计原则”，“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对遗产现状进行详尽调研，以及基于调研的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10]。
首先，大运河杭州段纳入世界遗产清单的共有五段河道和六个遗产点，这些仅仅是运河遗产的一小部分，众多未纳入清单的遗产点、河道以及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也是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须在今后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予以重视。维护这些要素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重点是将其纳入保护规划。因为这些元素涉及面非常广，超越了任何一个学科所能涵盖的范围，因此，需要开展“参与性”规划，让各界人士尤其是利益攸关者参与到规划的调查和制定中，尽量避免遗漏和忽视，使保护收到“真实”和“完整”的效果。
其次，运河属于“活态”遗产，其综合多元的遗产价值构成了其核心特征。“可以说，大运河的遗产价值正是由各种物质遗存的真实性和在用功能的真实性复合而成的。”[11]当前，我国对文物价值的认定主要从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三个方面入手，这对于“活态”遗产的价值认定来说有一定局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遗产的价值还应考虑功能的延续，因而对于大运河这一“活态”遗产应从文化价值和功能价值两个方面来考虑，才不致因过度复原和强制性发展某一功能而造成对真实性的破坏。
对于同时保证运河历史文化资源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有学者提出：“实行运河物质和非物质遗产的分类登录制度，在此基础上制定运河文化遗产的分级保护制度。”[12]但是并没有给以具体措施。为此，可以借鉴加拿大政府对里多运河及其沿线相关遗产元素在保护和管理上实行价值分层的方法。加拿大政府将里多运河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作为其世界级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在此之外也没有忽略其他方面的价值和相关遗存，另设加拿大国家历史性场所一级文化资源和二级文化资源两个层级，各种遗产就构成了三个层级的组成元素。“这种层级排列也契合了价值层级上‘突出普遍价值（OUV）——作为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地方性价值’的顺序”，“可以更加灵活地制定适合不同价值的保护策略，同时又保证了所有遗产元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共同展现一个巨型尺度遗产的多方面价值”。[13]目前，大运河杭州段还有许多具有价值的遗产有待发掘，应加大调查和考古力度，并在此基础上分类登记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清单，制定遗产分级保护制度。
相比于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杭州段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民俗活动，是形成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商品化快速发展的当下，这些遗产很容易湮没在时代洪流中。而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必须将其置于原生态或接近原生态的环境，使其融入现代日常生活，做到活态传承。同时，借助大运河庙会等活动和载体，使其发挥旅游休闲产业价值，为原住民和传承者创造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促进其长期可持续传承发展。
（二）形成系统化的大运河研究工作架构
与人体一样，运河也是一个生命体，也有属于自己的DNA。研究运河，就是研究运河的基因，破译运河的遗传密码。文化带建设要求进一步加大对运河文化的研究力度，以浙江大学等在杭高校为依托，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及其他专业人士，集结各方资源构成运河文化遗产研究的复合体，共同推动杭州的运河文化研究工作的发展，并做好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要加强对有关运河及运河文化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护，将研究内容扩展到饮食、文学、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努力发掘、抢救和保护有关运河及运河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以建设中国大运河研究中心为抓手，依托杭州运河研究院，加强人财物配套，整合运河沿线城市专家资源，形成大运河研究数据库、网站、刊物等一系列研究与传播载体，将杭州打造为大运河文化研究的高地。
二是以大运河杭州段历史文化资料数据库建设为抓手，集聚研究力量，系统研究整理有关历史文化。
三是以《杭州运河文献集成》编纂为抓手，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全面、深入挖掘、整理运河文化。
四是以《杭州运河研究报告》编纂为抓手，加强现实问题研究，特别是针对运河文化的传承创新、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和5A级景区创建、运河遗产廊道建设、运河线性遗产保护、运河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等，开展重点项目攻关。
五是以《运河丛书》编纂为抓手，加强运河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研究，对运河船民、漕运、社会变迁等领域口述史料，进行抢救性收集整理。
六是以继续办好中国大运河庙会为抓手，加强民俗、非遗等文化内涵和当代创新的研究，不断提升民众对运河文化的感知度，以及对传承运河文化的参与度。
（三）形成多元共治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护机制
目前，大运河杭州段相继制订了《杭州市京杭运河“河长制”工作方案》《京杭运河（杭州段）水环境治理方案（2014—2017年）》等，形成了“以‘五水共治’为平台，以‘河长制’为抓手，针对每条河道，因地制宜编制了河道水环境治理方案，即‘一河一策’”[14]的水环境治理体系。通过全面消除垃圾河、黑臭河，提升截污方式建成零直排区，河长河道警长全覆盖等措施，流域整体水质有明显改善。但水环境治理工作仍不能放松，要借文化带建设的东风，制定更高目标，各省控和交接断面水质全线达到Ⅲ类水质标准、继续提高支流河道水质达标率以及严控主要污染物指标平均浓度等都是艰巨的任务。要进一步加强运河水体和环境监测，采用先进科技手段，在关键节点布设监测站，形成主河道与流域支流一体化监测系统，实现网络化、实时化、信息化处理[15]。
社会共治是世界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大运河杭州段沿岸民众、企业的责任。大运河水网生活面源污染和工业面源污染的治理要依靠沿线居民自发意识觉醒、生产生活方式转型以及鼓励政企沟通与合作，淘汰污染产业、完善污水处理系统等。此外，要提升民众的保护意识，开展博物馆活动，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普及运河文化，利用微信、微博等渠道提升民众保护意识，传播运河“在某种程度上是市民阶层的遗产”[16]的理念并形成共同价值观予以保护。
要为对运河具有特殊情感，以及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的民众疏通反映问题和投诉的通道。针对反映问题和投诉机制不完善、宣传不到位等难题，举办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活动引发更多市民关注，并完善平台技术手段以利于问题反映和处置。要通过民间河长、民间井长、巡河护河志愿者、河道观察员等，以及“杭州市河道水质APP”、治水微信公众号等，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形成社会共治的局面。
（四）形成以文化旅游为引导的现代产业集群
十几年前，运河周边多为钢铁、焦化、棉麻等重工产业和轻工纺织业，牵动着杭州市的经济命脉，为杭州市创造了GDP、就业岗位与税收，同时也带来了污水、烟尘等。在十多年来壮士断腕式的企业搬迁和产业升级后，已经形成以旅游休闲、文化创意、航运物流为主体的线性产业带。文化带的建设，对两岸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未来运河两岸要以融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生态于一体的带状经济发展区域为发展目标，兼顾以高科技、低耗能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与保护性旅游、动漫、新媒体、休闲度假等新型文化产业，打造综合性新型产业带，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其中，打造世界级旅游产品、发展保护性旅游，将成为文化带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大运河（杭州段）旅游规划（2007—2020）》出台前，杭州市运河系统未作为独立的旅游产品。但在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的新时期，运河的独特优势将不断彰显。在“后申遗时代”，运河要成为世界级旅游产品，必须突出其历史街区、工业遗产与文化创意、生态廊道、休闲旅游、宜居空间、民俗会展、商贸商务等综合性特色。
在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上，要在平台架构、活动推广、产品开发和设施配套四个方面有所突破。在平台架构上，主要包括跨行政区域的管理、作为对外窗口的门户网站、微信微博平台、协作伙伴等，大力提升运河的知名度。在活动推广上，G20杭州峰会为大运河杭州段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传播空间，逐渐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但运河旅游和文化推广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使推广活动积极与“一带一路”活动和杭州市打造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城市目标相衔接，提高推广效果。在产品开发上，根据旅游者的不同目的满足其需求。通过大运河杭州段客源人口学特征分析，“漫游系统吸引了大量青年客源，文化遗产吸引着较高学历的中等收入客源，休闲客源以本地居民为主、旅游者占1/4”[17]。要针对不同人群规划不同产品，延长其停留时间。设施配套方面，在“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给予具体对策。比如，开发运河名人名菜，举办民俗文化活动，丰富水上巴士活动等。
要格外重视旅游的文化体验的差异性，避免“同质化”。目前，运河沿线各地域呈现出文化产品开发的重复性和在战略定位上的同质化，使得民众在运河文化中的体验值降低，造成资源浪费，甚至“威胁区域间的稳定和谐，形成现实层面的内耗”[18]。因而避开产品和布局上的重叠、保持沿线城市和河道的差异性是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建设应坚持的理念之一。这就要在杭州市内对运河分段管理和分类管理，根据各自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与上下游区域建立互动机制，通过开发特色文化项目、规划旅游线路等，形成一套突出地方特色的战略规划。
（五）形成科学完善的大运河文化带管理的“杭州模式”
文化带建设强调的是大运河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工作内容的改变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转变与管理模式及框架的重组。要结合国内外运河文化带建设经验，以及公共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理论，形成配套的“‘行政型’管理体制”[19]。
首先，要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其一，大运河保护与开发一直被政府、企业等条块控制，有各自的控制目标与利益诉求，“公有资源一旦被营利化，经济利润就会成为决定利用方式与利用程度的筹码”[20]，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历史文化的保护屡见不鲜。因此，要树立文化先行、以文化反哺经济的理念。其二，要重视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共生关系，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采取政府主导模式。在这一框架下，提升自给能力，发展旅游等产业，获取经费来源，并适度使用经营性收入，科学投资，进行资产增值。其三，形成公共治理机制，在共同维护整体利益的目标下，加强协调管理机制的建立。
其次，要形成跨域文化管理下的衔接、协调与配合。大运河纵贯南北，连接8省35座城市和乡村，沿线分布了六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类型以及众多文化类别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以往缺少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沿线各地处于无序开发、重复建设、浪费资源的状态，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尤其强调政府跨域文化管理。它是指“立足区域范畴、通过深化政府间文化管理合作所形成的一种以协作共赢为原则的文化管理模式”[21]。实施跨域文化管理，有助于摒弃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打破刚性束缚，通过制定大运河文化带内的文化管理规则和制度，加强区际、城际与省际政府的协同合作。“通过区域协作、部门配合等方式，打通异域文化间地理空间、行政制度等方面的‘隔阂’，实现区域内文化‘流动’下的共生、互补、融合与发展，最终形成大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和区域‘文化生态’，实现特定文化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持续发展，将原先独立区域内的文化‘小资源’聚合成跨域性融合发展的文化‘大资源’。”[22]
再次，要尽快出台具有杭州地方特色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规划。目前，大运河杭州段已出台了部分地方性法规和保护规划，这些都与文化带建设相契合，但是并不能满足其特殊要求。北京市已经编制了大运河文化带规划文本，围绕北京市大运河文化传承发展，规划了包括大运河国家公园、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等在内的20个重点项目。杭州市也应该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书写新篇章，尽快出台并实施新时期的《大运河杭州段文化带规划》。
最后，要针对大运河杭州段涉及多领域、多部门，职责与责任的多样性与烦琐性，建立大运河治理的社会多元参与机制，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社会组织、专业机构五方协同的扁平化治理体系[23]。同时，在管理人员配置上要科学、专业。作为负责综合协调与监督工作的杭州市运河综保委，应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增加文化研究、宣传推广、档案管理、技术开发与综合运营等方面人才。
五 结语
在“后申遗时代”，规划建设好国家级的“大运河文化带”，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丰富的文化遗产，建设世界级文化运河，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杭州是中国大运河沿线重要节点城市、枢纽城市，也是大运河“申遗”的发起城市，在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理应走在前列，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要通过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提高大运河的国民关注度，唤起全社会保护大运河的自觉意识，增强文化自信。要在总结经验、借鉴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杭州实际，努力实践和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杭州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大运河杭州段文化特色，让宏阔开放、历久弥新的运河文化成为杭州建设世界名城和打造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城市目标的有力支撑。
（责任编辑：胡克诚）
注释：
[1]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课题“习近平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及浙江实践研究”（15JDCS03YB）的阶段性成果，受杭州市社科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资助。
[2] 马智慧（1983～ ），河南开封人，史学博士，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遗产学、城市学研究；赵丁丁（1994～ ），河南焦作人，浙江大学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楼微君（1986～ ），浙江杭州人，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实习研究员，主要从事杭州学、湘湖学研。
[3] 《李克强：今天的大运河是对历史遗产的再创造》，中国政府网，2014年11月21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4-11/21/content_2782098.htm。
[4] 张翼、周洪双：《“运河文化经济带”啥模样：贯通“一带”和“一路”》，《光明日报》2017年3月25日。
[5] 李韵：《大运河保护“卡”在哪儿》，《光明日报》2014年9月29日。
[6] 陈怀平、李天姿、苑惠琼：《“一带一路”文化带政府跨域文化管理研究》，《理论导刊》2016年第10期。
[7] 陈怀平、李天姿、苑惠琼：《“一带一路”文化带政府跨域文化管理研究》，《理论导刊》2016年第10期。
[8] 陈怀平、李天姿、苑惠琼：《“一带一路”文化带政府跨域文化管理研究》，《理论导刊》2016年第10期。
[9] 浙江省环境保护厅：《2016年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2017年6月2日，http：//www.zjepb.gov.cn/hbtmhwz/sylm/tzgg/201706/t20170602_460584.htm。
[10] 王晓：《后申遗时代大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对策建议》，《城市学研究信息（城市治理研究成果要报）》2016年5月5日。
[11] 王晓：《后申遗时代大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对策建议》，《城市学研究信息（城市治理研究成果要报）》2016年5月5日。
[12] 丘萍：《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保护性旅游发展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浙江大学，2017年6月。
[13] 奚雪松、陈琳：《美国伊利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方法及其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4期。
[14] 王元：《活态世界遗产英国运河管理规划解析——兼论对中国大运河的启示》，《城市规划》2015年第6期。
[15] 王晓：《后申遗时代大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对策建议》，《杭州》（周刊）2016年第11期。
[16] 唐剑波：《中国大运河与加拿大里多运河对比研究》，《中国名城》2011年第10期。
[17] 《杭州市城市管理“十三五”规划》，2017年4月。
[18] 丘萍：《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保护性旅游发展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浙江大学，2017年6月。
[19] 王晓：《后申遗时代大运河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对策建议》，《杭州》（周刊）2016年第11期。
[20] 王元：《活态世界遗产英国运河管理规划解析——兼论对中国大运河的启示》，《城市规划》2015年第6期。
[21] 《开发“京杭大运河经济带”》，《经济日报》2017年3月7日，第11版。
[22] 丘萍：《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保护性旅游发展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浙江大学，2017年6月。
[23] 丘萍：《京杭大运河杭州段保护性旅游发展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浙江大学，2017年6月。
按：本文载于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87-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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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