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1]
内容提要 本文对前人简单注记的清代《大运河全图》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推断该图大致绘制表现了嘉庆九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间（1804～1820）的大运河状况，并指出图幅中对于杭州、长江沿岸、山东泉源、京师等特定地域的绘图方式，与美国藏《四省运河水利泉源河道总图》等基本一致。这些具有极高辨识度的绘图特征是某些清中后期大运河舆图的共同特征。
关键词 清代 京杭大运河 古地图 《大运河全图》
大运河舆图是中国古代河渠水利图的重要门类。清代，大运河修治频繁，因此留下大量绘制精美的运河图，为水利史研究尤其是京杭大运河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图像史料。大运河舆图的绘制内容事关漕运、水利等国计民生，坊间民人不与其事，很难知悉详情，因此当前留存下来的清代彩绘大运河舆图，基本都是官绘本，多是职责所系的河督或者稍低层级的河道官员所绘制，抑或是宫廷为存档而摹绘。也因此，之前保存在清内阁大库、内务府造办处等地的宫廷藏图，在易代更张后，其大宗仍以官方保管为主，分别流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目前来看，地方河道官员绘制的大运河舆图多藏于地方河署，有部分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等，也有部分流入地方藏图机构、境外藏图机构或者私人藏家之手[2]。
本文研究的《大运河全图》[3]即属于由民间收藏的河道官员绘呈的彩绘运河图。出版单位就该图的图幅内容、流转情况、绘图年代等做了简要介绍，基本停留在图幅描述层面。本文将在分析图幅内容基础上，给出更为具体的图幅年代，并将之与一幅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就绘图特征等进行比对，部分呈现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 图幅内容
《大运河全图》，纸本彩绘，长869厘米，宽22.5厘米，经折装。该图卷首起自钱塘江南岸的绍兴府，卷尾止于京师，重点绘制运道沿途的州县、山峦、闸坝、湖泊、河流、名胜等地物。图幅整体绘制精美，山峦涂以浅草绿色，运道及支渠多施以浅灰色，长江则绘制为浅青色，黄河、漳河、桑干河等含沙量较高的河流则施以黄色，在钱塘江和西湖中，还绘制有小帆船，依稀可见划桨的船夫，栩栩如生。
图幅中图例符号统一写实，多使用方形城墙符号来表示运道沿线城市，使用灰色屋顶和红墙的房屋符号，象征性地表示庙宇、行宫等，杭州府附近的“灵隐寺”“花神庙”等。图中文字注记较多，内容涉及湖泊蓄泄、河流受水、水道路程等状况，其中湖泊及河流情况的注记在山东运河段较为密集，这与山东运河段高差较大、水源艰涩的客观情况有关，而水道路程则由卷首至卷尾全程标注，比如“杭州府至塘栖镇五十七里”，“杭州城内行宫至海宁州安澜园八十三里”。
二 年代判定
古地图的年代有图幅表现年代和绘制年代之分，一般而言，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或明显题记等信息，不敢断定地图的绘制年代，而图幅表现年代则相对而言更好推断一些。《清代大运河全图》出版《前言》中指出，“经有关专家根据图上的内容、绘制风格及所用纸张考证鉴定，该图当绘制于嘉庆、道光年间”[4]。该结论较为宽泛且未加具体论证，在此结合清口地区的水利兴修状况，进一步推断该图的表现年代。
粗略而言，地图中出现“仪征县”。雍正即位后为避胤禛名讳，将“仪真”改称“仪征”，因此地图表现年代当在雍正元年（1723）之后。同样根据避讳原则，道光皇帝旻宁即位后，地名中“宁”字改写为“甯”，但是该图中“江宁府”“天宁寺”“济宁州”等都未改写，据此，初步判断该图表现年代应在道光元年（1821）之前。
清代，黄河、运河、洪泽湖交汇于江苏淮安府清口地区，清口地区成为清代治河的紧要之地。《清史稿·河渠志》记载：“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则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5]因此，清代在清口地区兴作频繁，诸多标志性工程，可以作为地图表现年代判定的重要线索。
清口地区大概方位为上北下南，地图最下方为洪泽湖，洪泽湖出水口处的“束清坝”，于嘉庆九年（1804）改移。据载：“嘉庆九年，尚书姜公晟、河东总河徐公瑞会同总督铁公保、总河吴公璥通筹全局，又将束清坝移建于头坝之南湖水会出之处，筑东西两坝，每年相机展束。”[6]据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江总督奏折附图——乾隆五十四年（1789）《陶庄新河图》[7]，其方位与《大运河全图》正相反，可见乾隆五十四年时“束清东坝”“束清西坝”尚在御诗亭、大王庙一带，而《大运河全图》中“束清坝”已于嘉庆九年移至运口之南。再参阅道光朝河督麟庆绘制的《道光七年河口图》[8]，此时，已较《大运河全图》有所变化：《大运河全图》中“御黄坝”直对黄河，而《道光七年河口图》中的“御黄坝”已内缩至运道内，更靠外新修有“钳口坝”“草闸”等；“钳口坝”筑于道光五年[9]，《大运河全图》中亦未见道光年间水利设施。综合来推断，《大运河全图》的表现年代大致为嘉庆中后期，即嘉庆九年至嘉庆二十五年间（1804～1820）。
三 绘图特征
经过比对发现，《大运河全图》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道光初年《四省运河水利泉源河道全图》[10]在绘制技法或特定地域绘制表现方式上极为相似。在此予以呈现并简要分析。
（一）杭州
《大运河全图》与美国藏图的杭州府部分，两相对照，布局、轮廓等总体观感基本一致；细节之处用笔也极相似，比如杭州府城池符号与水道的相嵌关系，西湖、湖心亭、苏堤六桥、灵隐寺及其周边山峦的形象化绘制方式，都具有极高识别度。
（二）长江沿岸
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地带，在绘制表现方式上也有相似之处。比如城市与水道的关系，长江北岸的瓜州城内水道呈现倒丁字状，瓜州城周边的沙洲和水道构成的形状相似；“仪征县”被水道圈围；“镇江府”临江而立，旁边精细地绘制“西门桥”“泰运桥”，并且连通长江的水道中分别在相应位置标注“小闸”“大闸”。再比如城池符号，较为明显的是“江宁府”的套城形制，“仪征县”的“十字架”形状。
（三）山东泉源
山东运河段素有“泉河”之称，因为总体而言，山东运河段水源不太充沛，需要开源节流，在支渠、支流上挑挖泉源，以补充水源、维系运道。清代，设有山东运河六厅，负责山东运河维护和修治，其中五厅是按照河段逐一划分职责，但唯独设一泉河厅，不受地域、河段限制，专职负责泉源的疏浚等。因此，诸多大运河舆图在绘制山东运河段时，着力表现脉络贯通的河流、密集的泉源等。
河道脉络及其源头泉水名称等基本一致，单以图幅上部“泗水县”周围河形和泉源比较，在“泗水县”字样的左上方、右上方、右方，均为枝杈状的“丫”字型的河形。再比如图幅下方，都标注有“新挑斜河”“旧运河”“新开河”字样。
（四）京师
京师（北京）地区的山峦、湖泊等地物的表现方式，基本一致。图幅总体观感、轮廓也基本一致，比如“品”字型“京师”城池符号，南边的“南苑”城及城中“一亩泉”；图幅西部诸如八达岭、延庆州、卢沟桥等的形状、水道河形、桥梁等，相似度极大。
通过综合比对，可以看到《大运河全图》与美国藏图在杭州、长江沿岸、山东泉源、京师等特定地域，在绘制表现方式上极为相似，甚至某些细部特征、文字注记也高度吻合。虽然个别地域（比如清口地区的水利设施）上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两者大同小异。即使如此，如果没有确切记载或题记等，仍旧不能说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摹绘转承关系。
但有一点可以探讨，在清中后期的其他大运河舆图中，也存在相似表现方式，如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江苏至北京运河全图》[11]在长江沿岸、山东泉源这两处绘制表现方式基本一致；光绪年间《清代京杭运河全图》[12]在杭州和京师这两个地域的表现方式上，与《大运河全图》和美国藏图基本一致。据此可以大致推知，上述四个特定地域的相似绘制表现方式，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清中后期的一些大运河舆图中并非偶然，推测这些绘图特征应该是清中后期河道官员较为常用的绘制方式。地方河署等绘图机构应该留存有大运河舆图底本，在上呈奏报时大部分内容可以摹绘，只是个别水利兴修比较频繁的地区（如清口地区）会根据实际进行改绘。这种绘图机制大概是造成上述地图大同小异的重要原因。
另有一点也颇有意思，《大运河全图》和美国藏图都与日本人有一定关系。据题记，《大运河全图》系日本人野崎于1940年赠予殷同，野崎其人未知其详。而在美国藏《四省运河水利泉源河道总图》中书写有部分日文注记，注记自镇江府开始沿运河往北，至山东南界王母山、茸山一带止，标注沿途河程里数、城市、人口、闸坝、寺庙等状况，该图应该是被日本人用于沿运河旅行，李孝聪先生曾注意到此点[13]，但未作深究。
《四省运河水利泉源河道总图》中瓜州、钞关之日文注记
图中日文注记为日语古文，两段日文注记内容分别为：“瓜州城破，尚未修缮，其地置州官，有同知衙在河东，据云为管河同知”；“钞关即东关，阔二百步，一以砖筑，一以土筑。砖墙从古法，土墙习清国新法，皆不坚固，尤以古法成者破败不修，巨大之家屋栋梁，落于城墙之上”[14]。从注记中提到的官职“同知”及“清国”等称呼来看，这位日本人应该是在清朝留下这些注记的。前文已述，该图反映的大概是嘉庆中后期的运河状况，用图人理所当然是在嘉庆朝及稍后沿运河旅行。至于下限年代则较难判读，有两个线索似乎有所启示：一是用图人从镇江府一带出发，题记中丝毫未提及太平天国及其影响，江北瓜州一带还注记“船舶数百”、人口密集等语，似乎显示该地区尚未遭受战乱，有可能是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占据江宁（今南京）之前。二是淮安地区渡过黄河之处，用图人注记“浮桥”。因考虑到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山东入海，淮安地区黄河淤垫，此处注记“浮桥”似乎显示河中有水，有可能是黄河尚未改道，需架设浮桥通过；另一种可能是黄河已经改道，河道中有可能是承接自清口而出的洪泽湖水；此外，根据用图人沿运河北行至淮安改陆路的行程来看，有一种可能是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导致淮安地区的水道网络巨变、淮安以北运道不畅，但可能性不大，因为据清代的运河旅行日记来看，自乾隆朝起，从南方乘船北上的旅行者，大都从淮安舍舟登陆，陆行北上[15]。因此，据水陆行程转换来看，尚不能推导出用图人使用年代。综合来看，有一定可能是这位日本人在嘉庆朝至咸丰朝的清中期，在运河上航行并留下诸多注记。
（责任编辑：胡克诚）
注释：
[1] 王耀（1982～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新疆研究室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新疆史地、水利史和中国传统舆图研究。
[2] 参见王耀《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12～19页。
[3] 杭州档案馆编《清代大运河全图》，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据《前言》，该图由徐正国先生收藏。
[4] 《清代大运河全图·前言》。
[5]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27《河渠二·运河》，中华书局，1976，第3770页。
[6] 麟庆：《黄运河口古今图说》之《嘉庆十三年河口图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道光二十一年云荫堂刻本。
[7]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陶庄新河图》，两江总督书麟奏折附图，乾隆五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纵32.6厘米，横58厘米，故机040837。收录于《水到渠成：院藏清代河工档案舆图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第57页。
[8] 《黄运河口古今图说》之《道光七年河口图》。
[9] 参阅《黄运河口古今图说》之《道光七年河口图说》：“五年春，借黄济运，将新御黄坝帮宽收窄，坝外又接东、西牵堤，建钳口坝二于西堤，乃重漕渡。”
[10]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四省运河水利泉源河道全图》，图影见“数位方舆”，网址：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3000087，2017年8月9日。参阅《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第49～53页。据清口地区“钳口坝”，可知图幅表现年代为道光初年。
[11]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江苏至北京运河全图》，图影见“世界数字图书馆”网站，网址：https：//www.wdl.org/zh/item/7097/，2017年8月10日。参阅《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第55～56页。
[12]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藏《清代京杭运河全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4。参阅《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第58～62页。
[13] 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文物出版社，2004，第134页。
[14] 图中日文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苏航先生帮助翻译，特致谢忱。
[15] 据旅行日记记载，自乾隆朝起，旅行者大都自淮安登陆北上。此信息由聊城大学李泉教授告知，谨致谢忱。
按：本文载于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0-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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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