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广骞[1]
内容提要 山东是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也是方志纂修大省。本文在对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的存世数量、纂修特色、文献来源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工程类、漕运类、经济类、文化类、文学类等五个方面，对山东方志运河文献的内容进行了概述，并探讨了方志运河文献在集中展现当地运河整体风貌、保存细节化及具象化素材、进行文献辑佚与校勘等方面的价值。
关键词 山东 地方志 运河 文献纂修
方志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广泛，资料详备，“大凡本地的建置沿革、疆域、位置、四至八到、城池、山川、河流、湖泊、海道、关隘、险要、市镇、坊巷无不涉及”。[2]山东是京杭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同时也是方志纂修大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著录山东宋元之前方志36种，其中通志类13种，府县志类23种，今存者唯元代于钦纂《齐乘》1种。明代我国累计纂修各类方志2892种，存世1017种，占纂修总量的35.2%。其中山东纂修方志220种，存世77种，占纂修总量的35%[3]。清代山东纂修方志约为750种，存世378种[4]。据王桂云统计，民国山东编修方志85种[5]。综上，山东历代编修方志共约1091种，其中存世541种[6]，存世方志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位，堪称名副其实的方志纂修大省。
一 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的纂修
山东与运河有关的方志以于钦纂修的《齐乘》为最早，对山东运河有所涉及。《齐乘》至正十一年（1351）付梓刊印，元刊本今已不存。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青州知府杜思重刻《齐乘》，为今存最早刊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胡德琳以明杜思刻本为底本重刊，并附有周嘉猷《考证》六卷，学术价值较高，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1990年版）据此影印。此外，此书尚有清初好音书屋抄本及光绪三十年（1904）海虞周氏雠书楼抄本。
明代山东运河自济南府属德州桑园镇入境，在山东境内主要经过东昌府属聊城、堂邑、博平、茌平、临清州、恩县、武城，兖州府属滕县、峄县、鱼台、济宁州、嘉祥、汶上、东平州、东阿、阳谷、寿张。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书·经籍志》《续文献通考·经籍考》《国史经籍志》《千顷堂书目》《文渊阁书目》等书目及明清方志序跋，明代纂修通志类文献9种（其中6种非严格意义上的通志），仅陆釴纂修的《（嘉靖）山东通志》存世；纂修府州志26种，存世7种；纂修县志29种，存世8种。明代山东与运河有关的志书合计64种，占明代志书总数（220种）的29%。其中存世16种，占明代山东与运河有关志书的25%，总体数量较大。明代运河所经不少山东州县曾多次纂修志书，如德州于景泰五年（1454）、嘉靖七年（1528）、万历四年（1576）、天启五年（1625）四次修志，平均四十余年即修纂一次。此外，恩县、阳谷、东阿等县县志均凡三修，修志活动也较频繁。上述方志中不少为公认的名志。如陆釴等纂修《（嘉靖）山东通志》，王士祯称其精审不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在地志中号为佳本，体例不务新奇，而详核有体”[7]。再如于慎行纂《（万历）兖州府志》，参核前志，增易门类，采录广博，卷前绘府州县及漕渠、黄河、湖泊等近四十幅地图，精审准确，对于了解山川走向、湖泊分布很有价值。其收录各类艺文占全志总篇幅的近三分之一，颇有保存乡邦文献之功。此志开本宽大，纸张莹白，刊刻精美，山东省图书馆藏有国内孤帙，品相极佳，在版本及内容上都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清代山东运河自德州罗家口进入山东，至临清半壁店均属卫河，流经山东、直隶两省交界处，山东境内河段共354里。自临清大闸至济宁鱼台县为会通河，共528里。南阳新河在山东境内共68里，泇河自兖州府峄县黄林庄流入江南徐州府邳州境内，在山东境内共159里。据此，京杭运河山东段北起济南府德州罗家口，南至兖州府峄县黄林庄，在山东境内全长1109里，所经府州县主要有济南府属德州，东昌府属恩县、清平、聊城、堂邑、博平，泰安府属东阿、东平州，临清直隶州及所属武城、夏津，兖州府属阳谷、寿张、汶上、滕县、峄县，曹州府属巨野，济宁直隶州及所属嘉祥、鱼台。清代是我国方志修纂的兴盛时代，运河所经府州县存世志书数量亦较大。山东清代先后编修通志4种，其中除张昭潜所编《（同治）山东通志》为稿本未刻，仅存于山东省图书馆外，共刊刻通志3种，分别为赵祥星、李焕章等纂修《（康熙）山东通志》，岳濬、法敏修，杜诏等纂《（雍正）山东通志》，杨士骧等修、孙葆田等纂《（宣统）山东通志》，而以《（宣统）山东通志》为最佳。此志“先为长编，稽正史以溯本源，考官书以昭法守，再参之杂史、别集及私家著述，乃定著成册，堪称山东省最系统与完备通志，亦是目前方志中的较好稿本”[8]。《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此志“赡博精审，以视前志之疏漏，相差殊不可以道里计”[9]。在府州县志方面，府及直隶州志存世20种，县志存世64种。从清代各朝方志纂修情况看，修志数量最多的为康熙朝，共29种，最少的为咸丰及同治朝，各仅1种。清初编修的志书大致继承了明代修志的传统，篇幅普遍较短，如房万达修、王惟明纂的《（顺治）武城县志》，何一杰纂修的《（康熙）聊城县志》均仅为4卷。自清代乾嘉之后，方志篇幅明显加长。如王道亨修《（乾隆）德州志》为12卷首1卷，约30万字，方学成修《（乾隆）夏津县志》为10卷首1卷，约20万字。清代山东运河沿线方志不少为名家所修，如周永年、盛百二等修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采择周详，收载丰富，对研究清代城市经济及漕运制度颇有价值。再如刘淇主纂《（康熙）堂邑县志》征引详悉，内容丰富，且长于运用材料，对记述所及详加论述，驳前人之错误观点，廓相关记述之迷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清代被公推为志书上品。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亦多次要求编修方志。民国三年（1914）教育部咨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五年（1916）教育部会同内务部咨令各地修纂方志，十七年（1928）行政院令各省、县编修志书，并颁《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民国志书大多据此编纂。如《（民国）德县志》卷四《舆地志》分“局所”“法团”“工厂”等目，《政治志》分“行政”“财政”“建设”“公安”“法院”“政党”等目，其所记述均为民国建立后新设的实业及政治组织，具有较为鲜明的民国特色。此外，有的也采用清代、民国相对独立编纂的方式，如周竹生、靳维熙修纂《续修东阿县志》及《东阿县志》，虽均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出版，但分别记述了清代及民国，其内容相对独立。高绍和《续修东阿县志民国东阿县志总序》称：“前修后继，革故鼎新。百年来水剩山残，旁搜匪易；两纪中风驰电掣，未艾方兴。甫值专制运终，人念高曾规矩；适逢大同义起，世开自治轨涂。以后律前，辕南殊乖夫辙北；生今泥古，凿圆讵合乎枘方。政教既殊，体裁斯别，殆陆士衡所云合则两伤，离则双美者欤？”[10]西方科学技术在民国方志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应用，民国志书往往采用比例尺、图例、经纬度等，使地图更加精确科学。如《（民国）清平县志》第三区图、第四区图、第五区图均准确标注了运河长短及走向。此外，民国县志也多采用照片，《（民国）临清县志凡例》称：“旧日邑志，每载八景十景等目，然笔墨记载不如摄影之工，兹将本邑风景名胜多种摄为照片，附诸图后，庶几千载如见。”[11]
总之，山东方志在编修中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元代及元代之前山东方志虽屡有编修，但与江苏、浙江、安徽等经济文化大省相比差距较大，元代之前方志存世仅1种。明代以来，山东修志数量与上述三省相比差距大大缩小。总体来看，山东方志数量较大，仅次于四川和浙江，位居全国第三位，堪称方志编修大省。京杭大运河在山东西部穿过，明代经东昌府、兖州府及所属16州县，存世方志17种；清代经东昌府、临清直隶州等7府（直隶州）及所属18县，存世方志89种。合计存世方志107种。民国运河所经山东地域编修方志14种，体现了方志编修的延续性，并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总体来看，运河所经山东地域存世方志累计121种，占山东存世方志的22.4%。对这些方志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将为山东运河历史、地理及文化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具有很大的价值。
二 山东方志中运河文献的来源
方志为一方之志，其编纂目的在于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载一个地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方志的编纂不在于著书立说，而在于编辑剪裁，大多如实收录一地文献，较少笔削润色，保留了大量原始资料。卢中岳称：“地方志是记载一个地区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历史性资料。”[12]仓修良称：“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记载某一地区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历史性资料。”[13]梁耀武认为，方志价值功用和历史地位的取得，主要来自其资料性。资料性决定着志书的体例结构和编修方式，资料性的强弱关系到志书编纂的成败[14]。均对方志资料性特色进行了较为集中和深入的阐述。
运河漕运在封建社会中居于重要地位，历代统治者均非常重视。自京杭大运河开通以来，特别是明代之后，漕粮均通过运河北运京师，漕运成为明、清王朝维持其封建政权的经济命脉。弘治六年（1493）二月，明孝宗在命刘大夏治理张秋决河的敕书中指出：“朕念古之治河，只是除民害；今之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益非细故。”[15]傅维麟《明书》亦指出：“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一仰漕于东南”，“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岁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16]清代统治者亦非常重视漕运，“漕粮为军国重务，白粮系天庾玉粒”[17]，“不容稍有亏缺”[18]。康熙帝更将漕运与三藩、河务并列为亲政后首先要抓的三件大事，并“书于宫中柱上”[19]，时刻给予密切关注。
京杭运河漕运重要性与维护运河畅通复杂性的交织，必然引起上自朝廷、下至治河官员的高度重视。此外，运河作为交通大动脉，又必然对南北人员、物资的流动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对沿运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复杂影响。山东运河是京杭运河的重要河段，地形复杂，水源不足，治理任务繁重，随之产生的各类与治河有关的文献数量巨大，类型丰富，涉及面也比较广。总体来看，这些运河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与山东运河有关的水利水文著作。这些著作涉及治黄、保运、通漕等多个方面，其中不少即为治河官员所作，如万恭《治水筌蹄》、李化龙《治河奏疏》、胡瓒《泉河史》、王宠《东河志》、叶方恒《山东全河备考》、陆燿《山东运河备览》等。二是各类史书中的山东运河文献。《元史》、《明史》及《清史稿》中均有《河渠志》，对山东运河开挖、修治多有记述；在《食货志》中有对山东运河漕运及商品流通的记述；在《职官志》中有山东治河官职的设置。《明实录》《清实录》也保存了不少山东运河资料，并散编于各年之下。我国的典志体史书，如“九通”“十通”等大多设有“食货”“地理”“田赋”“征榷”等门类，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山东运河文献。明清时期选录“经世之文”汇集而成的《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在户部、工部两大类中，也多设有“漕运”“仓储”“商税”等名目，保留了不少与山东运河有关的政论性文章。三是诗文集中的山东运河文献。明清诗文作品存世较多，据统计，明代诗文集存世数千种，清代诗文集存世达4万余种[20]。不少文人经由运河南来北往，或在运河沿线为官、生活，创作了大量与运河有关的诗文作品。这些诗文涉及运河行程、办理公务、交游唱和等日常生活的较多方面，历代编修的方志往往将其集中收录于《艺文志》中，为进行运河研究保留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21]。
方志的资料性决定了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必然大量采录与当地运河有关的文献。仓修良称：“大运河所通过的各府、县，所修方志对于运河或漕运记载总是特别详细……这些内容非运河沿岸的府、州、县志，自然就不会有记载了。”[22]京杭大运河自元代通航以来，对山东运河沿线地域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山东方志运河文献实为种类庞杂、内容丰富的各类山东运河文献的地域性汇集。这些文献往往来自历代的运河专书、史书及诗文集和小说、戏曲等已有资料。这些运河文献资料并非专为山东方志创造，而是方志纂修者从运河与当地关系出发，利用现成的相关文献，按照方志的编纂体例，加以搜集、剪裁、移录和编排的。这批资料数量巨大，记述细致，且不乏第一手的原始文献，值得认真梳理和挖掘。
三 山东方志中运河文献内容概述
运河对所经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全方位的影响，涉及面相当广泛。运河本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运河文献内容和类型的多样性，反映在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中，其所收录的运河文献内容也非常丰富。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如下几大类。
一是运河工程类文献。总体来看，山东运河通航条件较差，修治任务繁重，在山东沿运地区方志中，保存了大量与运河工程有关的文献。《（康熙）张秋志》卷九《艺文志》一《河工碑记》集中收录了弘治之后与治理张秋决河有关的碑记，如徐有贞《治水功成题名记》详论历代治水之方，而尤其推崇王景：“惟景之堰流分水颇得古法，而孝明之治有惠于民，故能保其成功，而终汉世无河患。方之于彼，其特善乎？”[23]此外，此志还收录了毕瑜《按察副使陈公政绩碑》、徐溥《安平镇治水之碑》、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分别记述了陈政、白昂、刘大夏等人主持治河的过程。治理运河、保障漕运，都需要设立职官，定责修治。关于官署的记述多见于《建置志》，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四《建置志》“公署”条即记述了管河州判署、总督河院署、运河道署、运河同知署、泉河通判署、管河主簿署、南阳闸官署等衙署，对衙署沿革及建筑规制进行了专门记述。关于职官的记述多见于《职官志》，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六《职官志》，先以表格形式列出各官职名称及担任此职官员的姓名简历，其“宦迹”部分又为与山东运河有关的各级官员作传，其中如宋礼、金纯、陈瑄等人的传记内容详细，尤重于其治河经历，具有较大的价值。
二是运河漕运类文献。元、明、清三代均定都今北京，元代实行河海兼运，而以海运漕粮为主，明清两代则主要依靠运河北运漕粮。运河流经的山东各府州县中，有的仅负疏浚运河、保持畅通之责，有的还担负漕粮收贮、转运等责。漕运职责较重，漕务较为繁杂，相关记述因此也较为详细。如德州为明清时期漕粮贮存和转运重地，《（乾隆）德州志》卷七《政事志》“漕政”部分记述德州漕仓情形，相关内容颇可与卷五《建置志》“仓库”所记相补充。如其“广积仓”条称：“明永乐九年会通河告成，十三年于陵州仓故址建广积仓，即德州水次仓，以备淮、徐、临、德起运南粮赴通，运军递换，暂驻于此。”[24]从漕仓角度论述明清漕粮运输方式之变迁，亦颇有价值。山东方志中关于运河漕运的记述同样包括漕运官署和官员的内容，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四《建置志》二“巡漕使院”称：“巡漕使院旧在南池，今在草桥之东，赁民居。前《志》载沈廷芳《南池使院诗》入艺文。”[25]《（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三《田赋志》列《仓庾秩官表》，分“户部督储分司”“临清仓大使”“广积仓大使”上下三栏分别加以列举，不仅列其籍贯，且注明其任职时间，内容颇为详细。
三是运河经济类文献。运河是当时贯穿南北的物资交流大动脉。为弥补漕军生计及运粮脚价之不足，朝廷允许漕船北上时搭载一定数额的土宜（当地土特产）沿途贩卖，并免抽税。“总计商船运输及漕船的货运，起码自明代中后期始，运河的商品流通量当已超过其漕粮运输量，清代更胜于明代。”[26]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沿岸众多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如《（乾隆）德州志》卷四《疆域志》“市镇”条，记述了德州因运河航运而兴盛的历程：“明洪武初，州治在河西，永乐九年移州治于卫城。招集四方南旅，分城而治。南关为民市，为大市，小西关为军市，为小市……北为羊市，东为米市。又东为柴市，西为锅市，又西为绸缎市……万历四十年御河西徙，浮桥口立大小竹竿巷。每遇漕船带货发卖，遂成市廛。”[27]不仅详细记述德州有关街市名称及方位，而且说明了漕船带货对当地商业的影响。随着京杭运河经济的繁荣，各类商品流通量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自明代即开始在运河上设卡收税。《（乾隆）临清直隶州志》专设《关榷志》，并分“设关本末”“关署”“口岸”“税额临砖附”“户部榷税分司表三”“工部营缮分司表二”等六个条目。其“口岸”条记述南水关、北桥口、魏家湾口、樊村厂口等口岸，“税额”记述明弘治之后税额变化，颇能据此考见运河商业的兴衰。
四是运河文化类文献。运河不仅促进了南北物资的流通，而且影响到沿岸地域的文化。从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情况来看，运河对当地的影响较为突出地表现在对民风民俗及宗教信仰的影响等方面。张秋为山东运河沿线的繁华市镇，《（道光）东阿县志》卷二《方域志》“张秋风俗”称：“张秋在河上，五方杂厝，风俗不纯，仰机利而华侈，与邑人绝异。”[28]《（乾隆）兖州府志》卷五《风土》称：“夫自府以西南，济、郓、巨野、嘉祥、金乡、鱼台，皆泽国也。故宋元时为河水之汇，今在漕渠两岸，地多沮洳，间成膏壤。俗稍华侈，士好文采，民逐末利。济宁在南北之冲，江、淮、吴、楚之货毕集其中，一名都也。河道军门屯重兵其上，兵使部郎佐之。五方之会，骛于纷华，与邹、鲁间稍殊矣。”[29]济宁为河道总督驻地，且河湖交错，治河保漕任务繁重，刺激了金龙四大王、晏公等运河水神和航运保护神的出现和传播。济宁一带与运河有关的祠庙颇多，《（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五之二《秩祀志》记述“龙神庙”“五龙宫”“漕河神庙”“禹王庙”“河神总祠”“金龙四大王庙”等。对这些祠庙，均明确标明所处位置、修建人员及供奉神祇、相关修造祠庙碑记，亦为研究河神信仰的重要文献。祠祀不仅祭神灵，而且还为治河名人修建祠堂，以为纪念。《（乾隆）兖州府志》卷二十《祠祀》：“宋尚书祠”条称：“在分水龙王庙西，明永乐初，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开会通河，即以金纯、周长配，春秋致祀。皇清雍正四年诏封宁漕公。”[30]
五是运河文学类文献。诗文是中国古代的主要文学体裁。这些作品有的记述行程，有的咏志抒怀，有的写景状物，有的怀古伤今，有的记述交游，内容相当丰富，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方志著录运河文学类文献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为集中收录于方志《艺文志》中；其二为散见于方志各卷相关条目及内容之下，如《（乾隆）东昌府志》卷七《山水》记述御河（按：即卫河）后，以双行小字移录袁桷《发御河诗》、吴师道《九月初旬临清下陵州周中诗》、郑善夫《卫河集别》、顾绍芳《舟行纪事》等诗作，对御河条目进行补充。再如《（乾隆）夏津县志》卷十《艺文志》收录王世贞《卫河》二首：“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那比下江船，扬帆忽不见。”“前望渡口驿，行之轻相隔。非关驿路移，应是侬心迫。”[31]句式短小，用语清新，善于抓住生活中看似平淡、实则传神的场景，加以生动细致的描写，颇有江南民歌的清新味道。《（光绪）阳谷县志》卷十六《题咏》收录清代赵培徵《运河怀古》：“运河一线通南北，历代皇王惟建极。工并长城尚若斯，秋霖满溢空波域。”[32]把运河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考量，对运河的巨大功用进行了非常精当的定位和概括。《（康熙）临清州志》卷四《艺文》收录丘濬的《过会通闸》：“清江浦上临清闸，箫鼓丛祠饱馂余。几度会通河上过，更无人说宋尚书。”[33]将丛祠的繁盛与宋礼身后的萧条进行了对比，抒发了功臣业绩难免被时光流水无情冲刷的感慨之情。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感情真挚，对于了解元代以来山东运河及士人思想状态，均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四 山东方志中运河文献的价值
山东方志中的运河文献数量巨大，内容多样，是进行山东运河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资料。总体来看，山东运河文献和其他与运河有关的著作相比，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是进行运河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资料。
第一，方志是对一地的全面记述，决定了方志运河文献较为集中地展现了当地运河的整体风貌。方志对一地的人、事、物无所不载，是对辖区内自然、社会、人文诸方面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记述，因此又有“博物之书”“一方之全书”“地方百科全书”之称。运河文献涉及河道工程开挖与维护、漕粮收贮与运送、运河管理机构的设置、治河人物生平、沿运商业发展、运河诗文收录等各个方面，特别是与运河关系密切地区修纂的方志，运河内容更加丰富，所占比重也更大。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对运河的记述即甚为详悉。此志卷首《天章志》所载清代乾隆、康熙二帝经过济宁时所作的诗作颇多；卷二《山川志》分为泉源、河渠、湖潴、漕运、桥梁等细目，记述与运河水源有关的境内泉源及河渠情形；卷三《食货志》“赋役”记述济宁直隶州所属各县交纳漕粮款目，《风土志》“风俗”记述济宁一带民风；卷四《建置志》记述管河州判署、总督河院署、运河道署、运河同知署、泉河通判署等与运河管理有关衙署的设置情况；卷五《秩祀志》记述了济宁运河沿岸漕河神庙、河神总祠、金龙四大王庙等祠庙情况，同卷《名胜志》记述了太白酒楼、南池等地方名胜；卷六《职官志》列出河东河道总督、运河道、运河同知、泉河通判、济宁州判、鱼台主簿等治运治漕各级官员职官表，并为潘叔正、宋礼、金纯、周长、蔺芳、杨方兴、朱之锡、靳辅、完颜伟等著名治河人物立传；卷九《艺文志》则收录与济宁运河有关的诗文甚夥，其中不乏张养浩、杨士奇、王世贞等名人名作。此外，方志还较为充分地体现了相关州县受运河影响而形成的地域特色，如临清自正统四年（1439）起，即为山东境内唯一的运河钞关，《（乾隆）临清州志》卷七《关榷志》记述临清税关的设置及发展脉络，并按年夹录相关文献，如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条下移录胡悉宁《豁免土税碑记》，对减税保商情形进行了细致的记述。由此可见，山东运河丰富的内容在方志中均得到全方位的展现，这既是运河涉及面广的特点决定的，同时也体现了方志多方面、多角度反映一地整体风貌的文献特色。
第二，方志是对一地的精细记述，决定了方志运河文献保存了大量独有的细节化、具象化素材。史书和运河专书则很少以某一州县为记述对象，其记述范围较广，记述内容大多相对粗略。相对而言，州县志特别是县志因记述范围较小，“其所记载，虽不出提封四境之中，实足补国史之所未尽”。[34]对辖区的记述往往比较详悉。总体来看，方志的编纂往往采用采录旧有文献与实地查考采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贾三近《峄县志序》称：“穷郊原，访耆旧，披古今图籍，凡残编断碣，片言只字，有关于鄫氶兰陵故实者，靡不搜罗备录。”[35]即为典型例子。编修县志不仅充分利用与当地有关的文献，且多进行较为深入的采录和调查，这些都是其他类型文献较少具备的。因此方志采录的不少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价值。如《（康熙）临清州志》详述临清康熙初街市巷厂情况，今据以制作表格如下(表略)。
而自晚清漕运停止后，外地商人纷纷他迁，临清街市亦日趋衰败。《（民国）临清县志》记述民国时期临清城市称：“按城内街市，当全盛时代，人烟辐辏，有毂击肩摩之势。自经兵燹，元气不复，劫烬之余……若西门内三两人家，已不成其为街市，北门之内则白骨如莽，瓦砾苍凉，过其地者，不胜今昔之感焉。”[36]不论是清代临清之兴盛，还是民国临清之衰败，其相关记述如非得自目睹，不能如此之详悉，也为后人了解运河与临清城市建设及商业繁荣的关系，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再比如，峄县因运河所经，商业相当繁荣。《（光绪）峄县志》卷七《物产略》称：“当乾嘉盛时，江浙湖广诸行省漕粮数千艘皆道峄境北上，商旅岁时往还不绝，而奇物珍货衍溢，居民皆仰之以赡身家。而本地所有麦豆及煤炭诸物亦得善价，而行销数千里。”在回顾运河航运盛时之后，遂述及当时情形云：“洎道咸之变，漕运中废，重以关津税厘之朘削，商贾疑畏，于是外货不进，内货不出，而峄之生计乃大困。”[37]此种叙述对于了解清末运河停漕对峄县的影响，亦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唯有身经其时代、目睹其变迁者方能作如此深刻与沉重之语。这些资料均仅保留在当地方志中，实为运河盛衰对山东沿运地方影响的个案化记述。
第三，方志是对一地文献的集中移录，决定了方志运河文献具有较高的文献辑佚与校勘价值。方志具有较强的资料性，方志的编纂者往往将与本地有关的文献备加记述，不厌其详。其所保存的大量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辑佚和校勘价值。如《（乾隆）鱼台县志》为知县冯振鸿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纂修。冯振鸿，字冲举，代州（今山西代县）人，附生，乾隆元年（1736）任黄县县丞，十一年（1746）任蒲台知县[38]，二十二年（1757）任鱼台知县。二十一年（1756）大水城圮，“败草颓垣，荒凉弥望，居民跕跕如水上鸥”[39]，遂重修鱼台城垣，并在县署东捐俸建义学一处。此志记述“沿革颇详明”[40]，收录地方文献较为丰富。鱼台“南邻丰沛，西距曹单，东抱南阳、独山诸湖……大抵地多沮洳”[41]，为上游河水下泄之处，极易发生涝灾。其卷十三《艺文志》收录冯振鸿所作《请开南阳岔河议禀》《勘荆山河议禀》，均为冯振鸿担任鱼台知县时呈报上宪的公文。其中《请开南阳岔河议禀》为开运河广运闸下东南岔河，使牛头河水得以宣泄的呈文。《（光绪）鱼台县志》卷一称“自是牛头河水出岔河以归南阳湖”[42]，对与此文相关的办理成效进行了记述。《勘荆山河议禀》首先指出荆山河“上接微湖，下通漕运，盖济、鱼、滕、沛四境湖水之尾闾也”，因此请及时疏浚，以导河水入运。此二禀首尾完整，为清康熙中鱼台县办理与运河有关水利工程的第一手资料。冯振鸿主持此两项工程，且又值纂修县志，遂将此二禀全文收录。各运河专书收录州县办理运河水利工程的公文数量较少，此二件禀文则未见收录，其价值颇值得重视。明清诗人众多，不少诗人或未编有诗文集，或其集已佚。因方志在搜集乡邦文献方面往往不遗余力，所录不少诗文往往在方志之外尚称难觏，在保存明清诗文作品方面具有较高的价值。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九之三《艺文志》收录戴沂《晚秋泛蜀山湖》诗：“九月衣单制薜萝，消愁鲁酒倚高歌。数丛菰米沉寒水，几处霜风折败荷。嘹呖声凄云外雁，汀洲秋老岸旁莎。木兰荡漾斜阳晩，又见归樵带笠过。”[43]蜀山湖西南临山东运河，为著名的运河水柜，清代时面积达百余平方公里。戴沂，济宁人，为郡诸生，据徐宗干、冯云鹓辑《济州金石志》，戴沂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撰《重修关帝真君庙纪言碑》。《（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七《学校志》“州学宫”条称：“（康熙）二十五年，州人戴沂等植槐、桧、侧柏、桐、杏等树百余株。”[44]据此，则戴沂为热心乡邦事务、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当地士人，其他情况尚难知悉。此诗仅保留在《（道光）济宁直隶州志》中，文笔清丽，写景生动，感情亦颇为真挚，对了解清代前期士人的思想与志趣提供了值得研究的个例。
除辑佚外，方志文献也有较高的校勘价值。如《（乾隆）德州志》卷十二《艺文志》收录罗玘《送张祐之监德州仓》一诗。罗玘字景鸣，江西南城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谥文肃。罗玘“肆力古文，每有作，或据高树，或闭坐一室，瞑目隐度，形容灰槁，自此文益奇”[45]，《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与宋陈师道之吟诗不甚相远。德州为运河沿岸重要的仓储基地，永乐十三年（1415）在德州建广积仓、长丰仓并设户部监督分司，设户部主事一人督理仓务。此诗称“幸逢德州程，九水一日陆。船头鱼泼泼，船尾鸥逐逐”，颇为生动地写出了德州水运便捷。其“玉浮暑池歜，金泛秋篱菊”中之“泛”字，《四库全书》集部六别集类五《圭峰集》卷二十六作“泥”字，文义不通。再查曾燠辑《江西诗征》卷五十五，此句作“金汎秋篱菊”。按“泛”“汎”为异体字，据此，则可就《（乾隆）德州志》所录此诗校《四库全书》本之误。《（乾隆）德州志》刻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较《江西诗征》（嘉庆九年赏雨茅屋刻本）早四十年，版本校勘价值相对较高。此外，通过将方志与文集所收诗文作品对校，亦可为判定各书版本之优劣提供依据。如《（乾隆）德州志》卷十二《艺文志》收录程敏政《德州舟中》诗。程敏政，字克勤，号篁墩，安徽徽州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升侍讲学士，以学识渊博著称，其文学声誉与李东阳相埒。弘治十二年（1499）主持会试，被诬鬻题下狱，出狱后愤恚而死。其所著《篁墩集》卷六十九亦收录此诗。《德州道中》记述了自己乘舟赴京途经德州之所见所感，“联樯密于指，我舫无着处”写运河船只之多，“沿流或相妨，百诟亦难御”写官船之横暴。将两本对校，《（乾隆）德州志》“中夜失所据”后脱“又如操江师，击榜散还聚。摧篙与折缆，往往系愁虑”四句，对船只争行的描写大打折扣，削弱了对其隐忍心态的描写。再检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四百一十四亦收录此诗，亦有上述四句，则可断定《（乾隆）德州志》移录并非完诗，或因所据之本缺佚此四句，或因移录大意而遗漏。由此可见，依据方志中的文献进行校勘之时，亦需多本对校，方能更好地体现方志作为校本的价值。
总之，山东是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同时也是方志纂修大省，存世方志数量位居全国第三位。这些方志的编修与中国方志发展的总体脉络相一致，是我国方志不断发展、日趋丰富趋势的具体表现，显示了封建时代政府主修方志对地方志发展的巨大影响，体现了明清乃至民国的时代精神、学术风气和社会价值取向。山东运河所经地域所修方志数量较大，名志迭出，方志的纂修者大量移录与当地运河有关的基础文献，保存了许多与运河修治、漕运管理有关的奏折、条例及诗文；同时还注重实地考察，对当地经济状况、城市风貌、民俗信仰、诗文创作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记述。这些文献中有不少或得自乡邦士人之稿本，或得自刍荛农夫之口述，或得自各级官府之册簿与公文，或得自纂修者之经历与目击，相当部分堪称运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献丰富了山东方志对运河的记述，有力提升了山东方志的价值，值得进行更加深入地挖掘和研究。
（责任编辑：胡克诚）
注释：
[1] 周广骞（1977～ ），山东聊城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献整理与研究。
[2] 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268页。
[3] 巴兆祥：《明代佚志述略》，《文献》1990年第4期。
[4] 据黄苇统计，“清代现存志书6000余种，而亡佚志书数量大体与之相当”。黄苇：《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37页。
[5] 王桂云：《山东地方史志纵横谈》，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第29页。
[6] 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第255～308页）相关资料统计得出。
[7]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5册，《史部·地理类存目二》，商务印书馆，1931，第31页。
[8] 黄苇：《中国地方志词典》，黄山书社，1986，第189页。
[9]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9册，商务印书馆，1972，第1915～1916页。
[10] 高绍和：《续修东阿县志民国东阿县志总序》，载民国《续修东阿县志》卷首。
[11] 民国《临清县志》卷首，民国二十三年（1934）铅印本。
[12] 卢中岳：《地方志史话》，《人民日报》1961年11月19日。
[13] 仓修良：《章学诚和方志学》，《江淮学刊》1962年第5期。
[14] 梁耀武：《论地方志是一方资料全书》，《玉溪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15] 康熙《张秋志》卷9《艺文志》，康熙九年（1670）刻本。
[16] 傅维麟：《明书》卷69《河漕志》，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本诚堂刻本。
[17] 范承谟：《请改折漕粮疏》，载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26，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宏文阁铅印本。
[18] 《清宣宗实录》卷284，道光十六年六月壬申，中华书局，1986，第389页。
[19]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279《靳辅传》，中华书局，1976，第10122页。
[20] 张可礼：《别集述论》，《山东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21] 李泉：《中国运河文献资料的分类整理》，《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22]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第79页。
[23] 康熙《张秋志》卷9。
[24] 乾隆《德州志》卷5《建置志》，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
[25]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4《建置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刻本。
[26] 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27] 乾隆《德州志》卷4。
[28] 道光《东阿县志》卷2《方域志》，道光九年（1829）刻本。
[29] 乾隆《兖州府志》卷5《风土》，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
[30] 乾隆《兖州府志》卷20《祠祀》。
[31] 乾隆《夏津县志》卷10《艺文志》，乾隆六年（1741）刻本。
[32] 光绪《阳谷县志》卷16《题咏》，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
[33] 康熙《临清州志》卷4《艺文》，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34] 韩复榘：《续修清平县志序》，载民国《清平县志》卷首，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35] 贾三近：《峄县志序》，载光绪《峄县志》卷首，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
[36] 民国《临清县志》卷2。
[37] 光绪《峄县志》卷7。
[38] 乾隆《蒲台县志》卷2《职官》：“冯振鸿……乾隆十一年九月任。”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39] 乾隆《鱼台县志》卷首《序》，乾隆二十九年（1764）刻本。
[40] 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25，咸丰元年（1851）刻本。
[41] 光绪《鱼台县志》卷首《序》，光绪十五年（1889）刻本。
[42] 光绪《鱼台县志》卷1。
[43]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9，咸丰九年（1859）刻本。
[44]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7，民国十六年（1927）铅印本。
[45] 张廷玉等：《明史》卷286《罗玘》，中华书局，1974，第7344页。
按：本文载于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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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