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元杰[1]
运河学是以运河及其区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一方面研究运河河道工程及其引起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改变，另一方面研究运河对国家政治及区域商业、手工业、农业、服务业、居住环境、城镇格局、文化交流、风俗习尚、社会流动等方面的影响。自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以来，学界对运河学研究的热情不断高涨。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度出版运河学研究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内容涉及运河历史文化、运河遗产保护、运河旅游、运河工程与治理、运河航运与经济、运河环境与资源等诸多领域。[2]
一 运河与区域社会研究
（一）河湖治理与水系变迁
谭徐明等系统地概括了中国大运河水利工程技术史的历史发展，总结了大运河的核心价值。[3]刘春迎认为，北宋对汴河的治理和管理保证了汴河漕运的正常进行，使汴河成为都城东京乃至大宋王朝的生命保障线。[4]孙涛等利用GIS方法对山东运河海拔高程变化进行了重建。[5]朱年志梳理了马场湖从水柜到退湖还田的历史变迁过程。[6]钟行明论述了山东运河水柜的设置缘由、管理机构、人员配备、运作方式等问题。[7]张永勇等分析了近千年来淮河流域河湖水系的自然演变以及人类活动的扰动。[8]赵维平认为中国古代漕运本质上呈现先明时期可持续和明清不可持续两种形态，转折点在于运河和黄河交汇时是否有所缓冲。[9]祁小东以江苏淮安清口水利枢纽为例探讨了明清时期的水工技术。[10]卢勇指出，嘉道时期的黄淮治理逐渐被沿河民众、治河官员和运丁水手等利益集团所裹挟绑架。[11]郑民德认为清代江南苇荡营的演变突出体现了河道部门内部利益的争夺与博弈。[12]张权、黄斌、李云鹏等评价了三江闸和运河在萧绍平原水环境转变中的重大作用。[13]卢勇、余焜、郭福亮、陈春华等分别探讨了刘天和、翁大立、曾国荃、张謇的治河事迹。[14]王耀对海内外现存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调查、整理和研究，进行图史互证、以图证史的研究尝试，为京杭大运河史研究提供新史料和新思路。[15]陈清义对90余幅运河图的规格、形制、收藏来源及出处以及图中的内容作了介绍。[16]姜莉莉等也对明清时期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的载体形式、表现形式和绘制特点进行剖析，探讨了其应用和研究价值。[17]
（二）区域社会经济
（1）学理探讨
吴欣指出，未来的运河区域史研究应沿着“强化运河标签的整体史”与“弱化运河功能的区域史”相结合的路径发展，重点研究运河影响下区域的“社会性”，及其作为“人们生活基本场所”的方面，勾勒运河区域民众生活方式的基本面相与其背后的运作机制。[18]
（2）城镇社会组织结构
孙竞昊认为北方运河城市对以运河为载体的跨区域运输、贸易的过度依赖，导致了城市经济、区域市场体系的不完整性和脆弱性，从根本上说是由明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和战略部署所决定的。[19]王守栋、薛宸宇分别考察了德州卢氏、小店河闫氏家族的兴衰过程。[20]彭成、汤晓敏和王春花都对运河沿线驿站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21]
（3）城镇经济兴衰
田冰认为水环境是影响邺城兴废的重要原因。[22]熊帝兵探讨了柳孜兴衰的历史过程。[23]井扬探究了明清运河钞关与临清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4]乔鹤鸣发现乾隆《武清县志》收录了大量佥派剥船等有关漕运积弊的历史文献。[25]宫磊指出，通过《张秋志》可以明晰张秋在运河发展中的重要历史地位。[26]
（3）社会生活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等对当下生活在运河上的船民进行了访谈。[27]于秀萍指出，明清以来南运河岸边的酒店会馆等“公共空间”，成为公关信息、民谚、学术文化信息的发源地，影响着经营策略、社会导向和地方文化氛围。[28]周嘉探讨了清末民初临清水会的组织及其具体运作，再现城市社会灾害应对机制和公用事业运作之情形。[29]
（4）社会问题
王聪明、温瑞考察了明代黄淮水患与淮安府城市变迁的关系。[30]蓝勇通过对清代滇铜、黔铅转动中沉溺铜铅打捞程序和水摸水手盗卖铜铅情况的研究，指出其在制度设计层面与实际运行层面存在较大差距。[31]赵树好指出义和团运动时期临清反洋教斗争的数量、规模与京津相差悬殊，但远超过江南城市。[32]
（5）运河区域游记
丛振对《入明记》中反映的明末运河区域流行的字牌文化资料进行了辑录和讨论。[33]滕宇鹏、刘恒武、孙宗广、胡梦飞等分别利用明清时期外国人士关于运河沿线的记载重新审视大运河区域社会状况以及域外人士的中国认知。[34]
（三）运河文化研究
毛佩琦指出，运河文化的核心品牌是国家的另外担当，它一方面承担着国家经济命脉延续的重要职能，另一方面承担着文化的传播。[35]
（1）运河文学和学术
程宏亮、叶永胜以运河为线索讨论李白在江苏境内诗文写作的地点与时间问题。[36]刘宪康指出唐时浙东运河是一条“浙东唐诗之路”。[37]王勇、史小军指出明代大运河也是一条诗歌之路、文学之路。[38]孙超认为“山东运河”是《金瓶梅》一书的重要文化素，它既指向文本内构筑起的运河市镇之“财色”世界，又指向其植根的晚明运河商性文化。[39]荀德麟指出，中国古典小说孕育发展于运河城市，带有运河文化烙印。[40]田汉云指出，清代学术主潮兴起及其嬗变始终与运河文化带存在极为紧密的联系。[41]
（2）宗教和信仰
杨志娟认为元代回族成为运河商业的重要经营者，运河回族商圈应运而生，运河伊斯兰文化复兴运动也随之兴起。[42]王元林对大运河沿岸的天妃信仰和遗迹进行了调查[43]。胡梦飞探讨了漕运、治河与社会信仰的相互关系，揭示了运河地区独特水神信仰的发展历程和广泛影响。[44]
（3）其他
高飞、张静指出，由园林的兴衰嬗变可见运河时代经济社会的兴衰变化及济宁城市文明演进的轨迹。[45]竺小恩以《金瓶梅》小说为蓝本，论述了明代运河流域丝绸文化的繁荣景象。[46]
（四）漕运研究
（1）漕运制度
李志刚考察了唐代汴宋地区漕运系统的整顿和重建。[47]谢宏维、李奇飞探讨了明代漕运总督的设置、沿革、职掌等诸多问题。[48]胡克诚认为，明代漕运监兑官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的摇摆不定是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49]杨品优以江西省仓为中心考察了一条鞭法改革与明清漕运制度演变的关系。[50]阮宝玉、吴滔发现明清漕运兑运法和长运法主要针对江南地区而提出和贯彻，其他地方仍然存在相当大比例的民运。[51]黄纯艳考察了宋代汴河、淮南、浙西和浙东四条运河水情和航行条件的差别以及通航保水措施。[52]童志洪认为古纤道的历史应从越国时期山阴古水道时期起算，并考证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与作用。[53]钟行明探讨了明清山东运河船闸的空间分布、管理机构设置以及如何运作等问题。[54]柏桦、余同怀认为闸坝官有独立的衙门和财政，在社会治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55]周健探讨了雍正年间江苏巡抚尹继善“漕耗归公”的努力与影响，乾隆中期以降各省漕耗弊端的抬头趋势以及嘉庆时期厘清漕务讨论中改革财政合理化的丧失。[56]
（2）漕粮海运
高元杰认为，明清统治者难以下定决心施行海运的关键因素是来自漕官集团和漕工群体的压力，晚清海运又要面对来自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海上威胁。[57]苏月秋总结了沈廷扬海运思想的特点和意义。[58]
（3）漕运与城市、社会
吴琦指出，从汉唐到明清漕运路线的变化体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在空间地域上的变动，这一变动是漕运得以持续存在的原因，也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59]陈喜波、邓辉分析了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和京通二仓之间的关系。[60]郑民德以直隶元城小滩镇为中心考察了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点的演变及其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61]王剑、沈胜群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考察了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力内涵与认同。[62]
（五）运河考古
宫希成等对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发掘情况做了报告。[63]胡珺等测试发现，柳孜隋唐运河遗址出土的两件残破瓷器可能来自于萧窑和景德镇窑。[64]安徽省文物考古所依据考古发现，确定了隋唐古运河途径灵璧县二墩子境内的走向以及断面结构情况，[65]确定了隋唐古运河途径泗县陆李境内的走向以及断面结构情况，以及古运河泗县段的走向、地层堆积情况及河口具体尺寸。[66]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总结报告了2011～2012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机构对天妃坝石工等遗址进行的系列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67]李倩、祁小东报道了2008年到2013年淮安市博物馆在清口水利枢纽核心地带进行的考古工作情况。[68]陈续涛认为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应为清代运漕船，产地可能在江苏淮安山东厂，其所处水运地段为洛阳至巩县之间。[69]官士刚统计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运河沉船的考古发现，认为运河船只是运河研究和运河遗产研究的重要内容。[70]
二 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
（一）文化遗产保护
郑州市文物局介绍了郑州大运河的文化遗产、历史故事以及郑州市政府对大运河的保护和管理。[71]余敏辉从世界文化遗产视野研究了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的历史文化、现存遗产，提出相关建议。[72]张强等分析了江苏运河城市文化遗产的构成、特点、现状、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探索保护运河文化遗存的路径。[73]王虎华等介绍了大运河扬州段的历史变迁及遗产段点。[74]杨光正等整理了邳州大运河沿岸人们世代口头流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5]淮安市政协文史委等部门介绍了淮安段大运河各遗产区、遗产点及遗产要素。[76]冬冰叙述了扬州在大运河“申遗”工作过程中所留下的点滴记忆。[77]苏州市文物局对大运河苏州古城段河道、水工设施及其他相关遗产的历史、内涵和价值进行了研究。[78]
刘朝晖通过对杭州段运河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的研究，认为中国大运河其实是在遗产话语的“绑架”下，经过对地方历史和文化符号化的再生产“被再造”出来的。[79]李云鹏等调查了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和问题，从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探讨保护利用策略。[80]连冬花认为，中国大运河的保护与利用需要系统思维特别是协同理论的指导。[81]李麦产、王凌宇以大运河为例探讨了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特点及保护与利用的相关要求。[82]任紫钰探讨了隋唐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现实价值。[83]申丽霞探讨了保护规划在大运河河南段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84]任云兰对京津冀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以及旅游产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85]许瑞生提出构建贯穿京津冀运河两侧的步行户外活动空间。[86]张缨等从营造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氛围等方面提出保护开发德州段运河水文化遗产的措施建议。[87]刘玉梅以枣庄美食为例，探讨了运河区域美食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88]张兆林、束华娜围绕东昌府木版年画与京杭大运河等问题开展了研究。[89]宋桂杰等对淮扬运河水工设施遗存中闸类遗产进行了归类、分级和评价。[90]谭啸等主张打破城市文物部门和规划部门的管理界限，将运河遗产和周边城市空间统筹考虑。[91]张恒、李永乐通过对清名桥历史街区的分析，提出了以实现大运河聚落遗产一体化保护为目标的对策建议。[92]王晓指出，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要以整体性保护思路为指向，实施“活态保护”。[93]丁洁雯认为，宁波庆安会馆以漕粮海运与南北号商帮的迅速崛起为创建契机，在维系宁波河海联运和传承海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94]赵旎娜结合当今城市化进程和地域环境生态巨变的实际情况，探索浙东古桥的遗产构成保护的新思路。[95]卢岚等建立了京杭运河文化遗产数据库，数据库的应用情况表明，数据库能有效地支持各种应用。[96]金益等结合数字媒体时代泛动画的发展及大运河苏州段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苏州大运河遗产展示馆进行虚拟动画的设计与制作。[97]李剑对无锡运河文化遗产进行分类整理，从器具的数字复原和虚拟展示等方面对数字化保护措施进行了反思并提出建议。[98]
（二）文化景观
徐倩、郑曦选取北京、苏州和聊城运河码头，揭示出以水为载体的历史景观结构随着时间变化在地区发展中的价值。[99]黄开晶、孟祥彬以香河县为例，分析了景观规划视角下运河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问题。[100]李兴玲、王洪涛设计了台儿庄马兰屯镇京杭运河绿道景观改造方案，侧重运河文化与自然景观规划的系统性。[101]刘铭等对古运河常州城区段滨水地区作了详细规划。[102]于文波等以杭州运河桥西遗产区为例，对传承运河记忆的空间整合措施进行实证研究。[103]
（三）城镇建设
许龙以柳孜运河遗址为例，剖析遗址型乡村发展建设的矛盾和发展策略。[104]王明远指出，台儿庄古城的重建是对其原有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记忆重构形成集体记忆的过程。[105]任云英、程兴国探讨了京杭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空间文脉要素体系架构。[106]孙琪悦、罗谦从运河文化、漕盐文化等角度对里运河滨水空间的发展进行了探讨。[107]陈健、张广平以杭州丝联166为例，分析了运河旧工业建筑再利用文化创意空间的设计要素。[108]
（四）运河旅游开发
颜敏、赵媛系统回顾和整理了近年来国内外运河旅游的研究成果。[109]吕雯分析了运河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策略。[110]胡艳艳认为非热门运河城市应有效利用网络平台，挖掘本区域的特色旅游资源。[111]吕天娥、刘浏根据淮安漕运文化产业构成分类与统计结果，提出淮安相关产业发展的建议。[112]关向峰对淮安漕运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译介情况作了介绍。[113]王璐对扬州运河生态旅游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和思考。[114]于海燕以扬州古运河水上游为例，使用修正的IPA分析法进行了满意度测评。[115]颜敏、赵媛对无锡运河旅游产品开发ASEB战略矩阵提出了策略和建议。[116]任俊英针对常州运河带工业遗产开发提出保护与发展的新模式。[117]蒋婷通过收集网络旅游点评和游记，研究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旅游形象感知。[118]陈秋婕等提出运河文化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原则和实践。[119]
三 运河治理、航运与经济发展研究
（一）运河防洪和治理
刘乃盛等结合运河工程实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坝坡失稳模糊风险评估方法。[120]杨兰琴等从“五水共治”规划编制等6个方面提出北运河流域的综合治理建议。[121]漳卫南运河管理局收录该局2015年水利事业和年度工作的资料。[122]上官慧、吴晓楷以漳卫南运河郑口险工防护工程为例，探讨了生态混凝土护坡的诸多优点。[123]赵志才等以卫运河右堤保护区为例，介绍了保护区洪水风险图编制技术。[124]刘健等以京杭运河济宁段内河航道为工程依托，计算了不同工况下联锁混凝土块护坡面层的稳定性。[125]贡恩东、卢波以苏州大运河综合整治规划为案例，提出了滨水城市复兴的规划策略与方法。[126]
（二）运河通航与经济发展
（1）运河通航
马晶提出了运河航道上建设过河建筑物、实现“一跨过河”的应用建议。[127]刘洪涛考虑到北运河河道现状及水资源条件，推荐近期采用分段通航的方案。[128]韩巍巍等阐述了山东运河北延段航道的关键技术方案，分析了全线通航的社会与经济效益。[129]袁和平等计算出京杭运河拟建台儿庄三线船闸应采用的闸室尺度。[130]金跃群、杨扬以杭甬运河富恩桥为例，提出了内河航道改造中跨航桥梁整体顶升技术的关键要点。[131]万建祥等确定了适合杭甬运河的集装箱运输船舶船型特征及相关设计要素。[132]
（2）航运与经济发展
宋云提出扩大京杭运河容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133]周彦玲等探讨了梁济运河水利工程对济宁市水利经济发展的影响。[134]董良科探讨了苏北运河船闸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135]何笑分析杭甬运河全线贯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136]
（三）运河水资源和水环境治理
胡周汉等构建了输水工程水量损失计算模型并确定相关参数，为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的水量调配及运行管理提供了依据。[137]李俊等发现漳卫南运河流域浮游植物生物多样性在夏季表现最明显，春季次之。[138]冯忠伦等分析了南水北调输水对梁济运河区地下水位的影响。[139]孟顺龙等探究了里下河腹地典型水体中浮游动物的群落结构特征，并对水质状况进行了评价。[140]朴海涛等发现大运河沿途地区城镇化、经济水平与各地区大运河水体平均∑PFCs浓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141]
高晓薇等建议加大雨污合流管道汛期溢流污水及雨水管道初期雨水的收集和处理，有效控制面源污染入北运河。[142]李夏等模拟了采用变降解系数和恒定降解系数两种情景下北运河榆林庄断面氨氮浓度的变化。[143]陈永娟等研究了北运河荧光溶解有机物的荧光组分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并对各河段荧光溶解有机物（FDOM）的来源进行了分析。[144]王刚等选择北运河榆林庄断面为主控监测断面，开展不同减排措施效果评估。[145]刘洋等研究了北运河闸坝设置和排污口污水排放对氨氧化细菌（AOB）的氨单加氧酶基因（amoA）基因拷贝数、硝化活性（NA）和氮素转化的影响。[146]鲍林林等探讨了北运河沉积物中微生物群落的季节变化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响应关系。[147]王乙震等分析了通过向水体投加高效微生物净水剂和生物复合酶，生态修复南运河受污染水体方法的效果。[148]
韩梓流、逄勇计算五牧断面水质达标时各概化排口的允许排污量，确定污染物削减量，为改善京杭运河水环境质量提供依据。[149]李倩倩等以流经苏州市市内的运河水为研究对象，探讨无机型城市景观水体中不同表观污染程度下水中悬浮颗粒物的粒度分布特性及其影响因素。[150]周真明等以江苏扬州古运河富营养化水体为对象，通过现场围隔实验研究生物沸石薄层覆盖削减富营养化水体磷负荷可行性。[151]陆家骝等通过对京杭运河苏州段重点监控企业和污水处理厂的污染物排放情况统计分析，制作了重点监控企业、重点监控区域、重点监控行业名单。[152]
四 学术会议及相关活动
2016年度围绕运河学及相关问题，社会各界举办了10余次学术研讨会和相关活动。重要的学术会议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主办的“运河学论坛”（聊城，5月13～14日），中国文物学会大运河专业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遗中心古建筑保护联盟主办的“中国大运河保护利用常州论坛”（常州，11月5日）和扬州市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遗产研究与培训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主办的“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扬州，11月19～20日）等。
聊城“运河学论坛”以中国运河学的发展问题为主题，就运河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古地图在运河学研究中的作用、运河文献数据库的建设、运河区域社会史研究、运河学研究会的建立与学术刊物的出版、运河研究与现实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探讨与交流。“常州论坛”上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大运河的历史文化、生态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相融合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扬州研讨会”则对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中古时期东亚的国际都市、古代海上交通与陶瓷贸易、线性遗产与文化线路的保护与管理、古代扬州的国际文化交流等五个主题进行了交流，探讨了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今后的保护、利用。
相关会议论坛还有“第一届中华运河文化教育高峰论坛”（北京，4月14～16日）、“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2016年年会暨世界遗产运河论坛”（扬州，4月19日）、“山东省京杭运河港航建设发展座谈会”（济宁，4月27日）、“大运河书香文脉传承发展论坛”（扬州，7月8日）、“2016中国运河城市联盟枣庄峰会”（台儿庄，7月15日）、“山东省第二届运河论坛”（滕州，8月8～9日）、“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顾问专家咨询会”（扬州，8月12日）、“首届中国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杭州，10月21～24日）等。
五 结论
在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后，2016年涌现出相当多的运河研究成果，整体学术水平稳步提高，呈现出许多新的特色。一是运河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相关研究成果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艺术、考古、旅游、工程、环境等诸多领域，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二是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成为运河研究的热点。运河申遗成功后，学界加强了对运河遗产保护与开发、运河旅游发展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新思路和新对策，体现了运河研究与现实需求的紧密结合，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与支持。三是运河舆图的研究成为亮点，“左图右史”是中国古代舆地记述的优良传统，对舆图的研究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四是随着“河长制”等保护河流生态环境政策的推行，运河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也越来越引人关注，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保护运河，促进生态与人居的和谐发展。五是运河的文化、艺术研究愈加受到重视，通过对运河文化、艺术属性的探讨，可以挖掘运河优秀的历史底蕴，促进文化艺术市场的活跃。
纵观2016年的研究状况可知，大运河研究中的现实针对性仍在不断加强，基于文本和史料的传统运河史研究也重现活力，两者齐头并进，并驾齐驱。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地发挥服务社会的作用，是今后应当改进的问题。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运河研究虽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诸多领域全面开花，但仍然散不成形，今后亟须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推动下，加强运河学的学科体系构建，发挥跨学科优势，加强学术交流，促进运河学健康深入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
（责任编辑：朱年志）
注释：
[1] 高元杰（1988～ ），山东章丘人，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史、运河史。
[2] 2016年以前的运河史和漕运史研究可参见王云《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胡梦飞《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高元杰《20世纪80年代以来漕运史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崔建利《2014年中国大运河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5期）、刘玄《明清以来大运河海外研究述评》［《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郑民德《2015年度中国大运河研究综述》（《德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3] 谭徐明等：《中国大运河技术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6。该书用英文撰写。按，以下专著、论文俱为2016年出版，故省略“2016”字样。
[4] 刘春迎：《北宋时期汴河的治理及其漕运管理》，《开封大学学报》第3期。
[5] 孙涛等：《大运河山东段古河道及船闸考察与清代山东段运河高程重建》，《历史地理》第33辑。
[6] 朱年志：《运河水柜：马场湖的历史与变迁》，《济宁学院学报》第2期。
[7] 钟行明：《明清山东运河水柜管理运作》，《建筑与文化》第6期。
[8] 张永勇等：《近千年淮河流域河湖水系连通演变特征》，《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第4期。
[9] 赵维平：《论明清河漕对先明的本质蜕变》，《中国文化研究》第1期。
[10] 祁小东：《明清时期水工技术初探——以江苏淮安清口水利枢纽为例》，《东南文化》第5期。
[11] 卢勇：《公地悲剧：嘉道之际治水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形成及影响》，《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12] 郑民德：《清代河工制度研究——基于江南苇荡营为对象的历史考察》，《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13] 张权：《明清时期萧绍平原水利事业述评》，《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黄斌：《萧绍平原运河与海塘的关联与互动》，载《萧绍荷塘文化专题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云鹏等：《三江闸及其在浙东运河工程体系中的地位》，载《萧绍荷塘文化专题研讨会论文集》。
[14] 卢勇：《明代刘天和的治水思想与实践——兼论治黄分流、合流之辨》，《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余焜：《明中叶翁大立的治水思想及其实践》，《安阳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郭福亮：《东河总督曾国荃治河事迹述略》，《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陈春华：《治水才长功追大禹——张謇的水利人生》，《档案与建设》第8期。
[15] 王耀：《水道画卷：清代京杭大运河舆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6] 陈清义：《运河图鉴》，山东画报出版社。
[17] 姜莉莉等：《中国明、清时期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地图的特征与价值》，《地球信息科学学报》第1期。
[18] 吴欣：《从“制度”到“生活”：运河研究的新维度》，《光明日报》8月10日，第14版。
[19] 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第3期。
[20] 王守栋：《明清世宦大族——德州卢氏考》，《德州学院学报》第1期；薛宸宇：《河南省卫辉市小店河闫氏家族历史兴衰考究》，《文化学刊》第7期。
[21] 彭成、汤晓敏：《明代江南运河沿岸驿站选址特征》，《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第2期；王春花：《京杭运河沿线驿站与运河关系初探——以地方志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地方志》第3期。
[22] 田冰：《论古代邺城的兴废与生态环境的变迁》，《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6期。
[23] 熊帝兵：《隋唐大运河与柳孜经济文化的繁荣》，《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24] 井扬：《居天下之首的临清运河钞关》，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5] 乔鹤鸣：《简论一部方志对于经济问题的观照——乾隆〈武清县志〉初探》，《齐鲁学刊》第3期。
[26] 宫磊：《清康熙〈张秋志〉解读》，《中国地方志》第4期。
[27] 嘉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著《运河记忆——嘉兴船民生活口述实录》（上、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
[28] 于秀萍：《明清以来南运河“公共空间”的公关信息传播》，《公关世界》第21期。
[29] 周嘉：《清末民初运河城市的公用事业——以临清水会为中心》，《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30] 王聪明、温瑞：《利害相生：明代黄淮水患与淮安府的城市变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31] 蓝勇：《清代京运铜铅打捞与水摸研究》，《中国史研究》第2期。
[32] 赵树好：《论义和团运动时期运河名城临清的经济社会——以教案、义和团史料为中心的考查》，《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33] 丛振：《〈入明记〉所见运河区域字牌文化研究》，《兰台世界》第11期。
[34] 腾宇鹏、刘恒武：《明代日本、朝鲜的中国认知——以策彦周良、崔溥为中心的考察》，《当代韩国》第3期；孙宗广：《桨声灯影里的异国记录——〈漂海录〉中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的历史面貌探析》，《苏州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胡梦飞：《策彦周良〈入明记〉所见明代徐州风物考述》，《江苏地方志》第6期；等等。
[35] 毛佩琦：《运河文化的品格传承》，《经济》第10期。
[36] 程宏亮、叶永胜：《李白行旅与大运河江苏段考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
[37] 刘宪康：《“有诗为证”说渔浦——萧山渔浦是“浙东唐诗之路”又一源头考》，《萧山记忆》（第十辑）。
[38] 王勇、史小军：《明代诗歌所见运河景象及其文学意蕴》，《学术交流》第1期。
[39] 孙超：《论〈金瓶梅〉中的山东文化素》，《明清小说研究》第4期。
[40] 荀德麟：《大运河与中国古典小说名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41] 田汉云：《清代学术主潮与大运河文化带》，《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42] 杨志娟：《选择与嬗变：运河回商与伊斯兰文化中国化》，《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
[43] 王元林：《中国大运河沿岸天妃信仰及其遗迹调查》，《中国文物科学研究》第4期。
[44] 如胡梦飞：《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
[45] 高飞、张静：《南北文化融会与诗意化营造——济宁近古宅第园林的民俗文化蕴义》，《民俗研究》第1期。
[46] 竺小恩：《由〈金瓶梅〉看明代运河流域丝绸文化的繁荣》，《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
[47] 李志刚：《唐代汴宋地区漕运系统的整顿和重建》，《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48] 谢宏维、李奇飞：《明代漕运总督述论》，《史学月刊》第10期。
[49] 胡克诚：《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古代文明》第2期。
[50] 杨品优：《一条鞭法改革与明清漕运制度演变——以江西省仓为中心》，《学术研究》第1期。
[51] 阮宝玉、吴滔：《明清漕粮运输方式推行中的区域差异——以州县水次仓为视角》，《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
[52] 黄纯艳：《宋代运河的水情与航行》，《史学月刊》第6期。
[53] 童志洪：《浙东萧绍古纤道的形成与修护考》，《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第4期。
[54] 钟行明：《明清山东运河船闸的空间分布与管理运作》，《建筑与文化》第5期。
[55] 柏桦、余同怀：《明代闸坝官刍议》，《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56] 周健：《尹继善“漕耗归公”与18世纪江苏漕务》，《史林》第5期。
[57] 高元杰：《试析明清时期阻碍漕粮海运恢复的因素》，《国家航海》第17辑。
[58] 苏月秋：《明代沈廷扬的海运思想及实践：以海运疏为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59] 吴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6期。
[60] 陈喜波、邓辉：《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
[61] 郑民德：《明代河南漕粮交兑地研究——基于直隶元城小滩镇为对象的历史考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62] 王剑、沈胜群：《“规章定例”与“私议规程”：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力内涵与认同——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6期。
[63] 宫希成等：《安徽淮北濉溪柳孜运河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文物》第12期。
[64] 胡珺等：《柳孜运河遗址出土待修瓷器的检测分析——以刻莲瓣白釉盏和青白釉碗为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第10期。
[65] 《安徽省灵璧县二墩子段隋唐大运河遗址》，载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16年文物考古年报》。
[66] 《安徽省泗县朝阳路运河遗址》，载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2016年文物考古年报》。
[67]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京博物馆、淮安市博物馆编著《京杭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
[68] 李倩、祁小东：《清口水利枢纽遗址考古与保护利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69] 陈续涛：《盛世与沦落：洛阳“运河一号”古沉船考释》，《中国港口》第S1期。
[70] 官士刚：《运河沉船的考古发现》，《中国港口》第S1期。
[71] 郑州市文物局编著《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通济渠郑州段》，科学出版社。
[72] 余敏辉：《从“地下”走出的辉煌——世界文化遗产视野下的隋唐大运河安徽段》，安徽人民出版社。
[73] 张强编《江苏运河文化遗存调查与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74] 王虎华主编《扬州运河世界遗产》，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5] 杨光正主编《大运河的传说》，江苏人民出版社。
[76] 淮安市政协文史委、淮安市文广新局、淮安市旅游局编《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淮安段概览》，中国文史出版社。
[77] 冬冰编《运河长子的担当——扬州牵头大运河“申遗”记忆》，广陵书社。
[78] 苏州市文物局：《大运河苏州古城段遗产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
[79] 刘朝晖：《“被再造的”中国大运河：遗产话语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与国家权力》，《文化遗产》第6期。
[80] 李云鹏等：《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及保护策略探讨》，《水利学报》第9期。
[81] 连冬花：《大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协同的路径探析》，《系统科学学报》第2期。
[82] 李麦产、王凌宇：《论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及活化保护与利用——以中国大运河为例》，《中华文化论坛》第7期。
[83] 任紫钰：《浅谈隋唐大运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文化遗产》第5期。
[84] 申丽霞：《保护规划在大运河河南段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遗产与保护研究》第3期。
[85] 任云兰：《整合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促进京津冀旅游产业协同发展》，《城市发展研究》第12期。
[86] 许瑞生：《线性遗产空间的再利用——以中国大运河京津冀段和南粤古驿道为例》，《中国文化遗产》第5期。
[87] 张缨等：《水利工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探讨——以京杭运河德州段为例》，《中国水利》第6期。
[88] 刘玉梅：《山东运河区域美食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枣庄美食为例》，《美食研究》第4期。
[89] 张兆林、束华娜：《散落于乡野的民间艺术珍品：东昌府木版年画》，《图书与情报》第3期。
[90] 宋桂杰等：《基于层次-聚类分析的水工设施遗存综合评价》，《扬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期。
[91] 谭啸等：《从“扬州运河”到“运河扬州”的战略转变——扬州大运河遗产与城市空间协调研究》，载《规划60年：成就与挑战——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8城市文化）》。
[92] 张恒、李永乐：《共生理论视角下京杭大运河聚落遗产一体化保护研究——以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为例》，《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93] 王晓：《后申遗时代大运河（杭州段）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从历史地区环境“完整性”出发》，《东南文化》第6期。
[94] 丁洁雯：《大运河（宁波段）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衔接——论庆安会馆的起源、价值与保护对策》，《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
[95] 赵旎娜：《文化线路视野下浙东运河水系古桥梁的遗产构成研究》，《艺术与设计》（理论）第10期。
[96] 卢岚等：《京杭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数据库的设计》，《新型工业化》第4期。
[97] 金益等：《泛动画语境下苏州大运河遗产展示馆虚拟体验设计》，《教育教学论坛》第35期。
[98] 李剑：《无锡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装饰》第8期。
[99] 徐倩、郑曦：《大运河影响下的城市内港码头地区景观演变与发展探析》，《中国园林》第5期。
[100] 黄开晶、孟祥彬：《景观规划视角下运河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以香河县京杭大运河文化景观带规划为例》，《小城镇建设》第2期。
[101] 李兴玲、王洪涛：《找寻记忆的归宿——台儿庄马兰屯镇京杭运河绿道景观改造设计研究》，《建筑与文化》第9期。
[102] 刘铭等：《古运河常州城区段（中吴大桥—政成桥）滨水地区详细规划》，《江苏城市规划》第1期。
[103] 于文波等编著《基于“城市记忆”传承的运河文化休闲空间整合》，北京大学出版社。
[104] 许龙：《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遗址型乡村发展建设矛盾、动力与规划策略刍议——以柳孜村运河遗址为例》，《小城镇建设》第5期。
[105] 王明远：《台儿庄古城的重建：记忆重构、公共记忆与国家话语》，《民俗研究》第1期。
[106] 任云英、程兴国：《京杭运河山东段沿线城市空间文脉要素体系架构》，《建筑与文化》第7期。
[107] 孙琪悦、罗谦：《文化视角下的淮安滨水空间发展策略研究——以里运河河下古镇段为例》，《现代城市研究》第2期。
[108] 陈健、张广平：《杭州运河旧工业建筑再利用的文化创意空间设计研究——以杭丝联166为例》，《重庆建筑》第3期。
[109] 颜敏、赵媛：《国内外运河遗产旅游研究综述》，《资源开发与市场》第5期。
[110] 吕雯：《沿运城市发展运河文化旅游的思考研究》，《旅游纵览》（下半月）第9期。
[111] 胡艳艳：《长尾理论视角下非热门运河城市的旅游发展提升路径》，《旅游纵览》（下半月）第5期。
[112] 吕天娥、刘浏：《基于创意产业的淮安漕运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淮阴工学院学报》第4期。
[113] 关向峰：《淮安漕运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译介》，《高教学刊》第19期。
[114] 王璐：《扬州运河生态旅游的现状调查》，《旅游纵览》（下半月）第8期；《扬州运河生态旅游的思考》，《旅游纵览》（下半月）第8期。
[115] 于海燕：《基于修正IPA分析法的扬州古运河水上游览满意度测评研究》，《扬州教育学院学报》第4期。
[116] 颜敏、赵媛：《基于网络文本和ASEB栅格分析的运河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无锡清名桥景区为例》，《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第3期。
[117] 任俊英：《新常态下苏南运河带工业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研究——以常州为例》，《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第6期。
[118] 蒋婷：《基于网络文本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旅游形象感知研究》，《常州工学院学报》第6期。
[119] 陈秋婕等：《基于运河文化的旅游纪念品设计探究》，《包装世界》第6期。
[120] 刘乃盛等：《运河工程坝坡失稳模糊风险评估研究》，《人民黄河》第2期。
[121] 杨兰琴等：《北运河流域实施“五水共治”方式思考》，《北京水务》第3期。
[122] 漳卫南运河管理局编《漳卫南运河年鉴2016》，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23] 上官慧、吴晓楷：《生态护岸在卫运河治理中的应用》，《水利规划与设计》第12期。
[124] 赵志才等：《卫运河右堤防洪保护区洪水风险图编制简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第2期。
[125] 刘健等：《船行波作用下联锁混凝土块护坡面层稳定性分析》，《水资源与水工程学报》第6期。
[126] 贡恩东、卢波：《联结千年水脉融创城市客厅——苏州市大运河综合整治规划》，《华中建筑》第3期。
[127] 马晶：《“一跨过河”小议》，《中国水运》（下半月）第11期。
[128] 刘洪涛：《关于北运河恢复通航的方案思考》，《水利发展研究》第1期。
[129] 韩巍巍等：《京杭运河山东段全线通航可行性分析》，《水运工程》第S1期。
[130] 袁和平等：《京杭运河台儿庄三线船闸通过能力及闸室尺度》，《水运工程》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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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董良科：《苏北运河船闸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外企业家》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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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载于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12-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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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