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基于楼字村落地名的金元时期北运河河道研究
北运河古称潞水，自金代以来成为漕运要道。由于历史变迁，北运河河道已经发生了变化，与早期的河道格局有较大的不同。因文献记载缺失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应用受限，目前金元时期的潞水河道变迁情况不明。通过对黄泛区楼字村落地名的研究，可知楼字村落地名是基于古代河堤而形成，是分析、判断古河道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因此楼字村落地名在分析和判断古河道变迁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本文拟通过楼字村落地名来分析北运河河道的变迁问题。
1.历史上潞水河道治理与堤防建设
金代定都燕京，开辟潞水漕运，从河南、山东等地将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潞水多沙，河道不稳，且通州至天津杨村之间河道纵比降较大，对漕运形成很大影响，“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40]。由于河流比降较高，若河道顺直，则水流迅速，不利于航运。为了保证漕运，需要减缓水面比降以截蓄河水。《光绪顺天府志》谈到北运河治理时，明确指出：“疏北运河宜曲，资蓄水也。”[41]民国成书的《河北五大河概况》也说潮白河至通县会榆河后，“水势乃盛，惟水流湍急，不利于上行之舟，故以人工迫河曲流以期减杀速率，此为一时交通计，诚善矣”[42]。金元时期，为了保证航运所需的水位要求，需要北运河保持迂曲状态，借以减缓流速，防止河水下泄过快，因此需要在运河两岸修筑缕水堤，一方面用以约束水流，另一方面使潞水形成迂曲形河道，故运河上有“三湾抵一闸”之说。金元两朝十分重视运河堤防建设。金朝规定漕河所经州县有维护漕河之责任，“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43]，沿运河州县要负责运河堤防建设。元代也有运河河堤的记载，如《元史·河渠志》中就有运粮河堤的记载[44]。元初，元政府曾经对潞水进行过大规模治理。《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以杨村至浮鸡泊，漕渠洄远，改从孙家务”[45]。浮鸡泊又称舒鸡淀，在香河县城附近。这段话说明白河在杨村至舒鸡淀之间，河道呈弯环曲折之形，漕船绕行路程较远，因此才在孙家务改凿运河，使河道顺直，避免弯环。孙家务在香河县西，今在北运河西岸，元代当在此处改凿河道。接下来，“八月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46]，这说明蒙村以下也有一个大弯，故于蒙村穿渠改道。关于这两处河道的状况后文将有详细研究，此处暂不讨论。另据《元史》，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以应放还五卫军穿河西务河”[47]，说明河西务附近白河道也有一个弯环，此次兴工使河道改为顺直形状。经过元初的改造，潞水河道自香河县孙家务以下有较大的变动，其格局与今天的北运河河道大体一致。在今天北运河两岸地区，分布着很多楼字地名村落。在北京市通州区有崔家楼、谢家楼、王家楼、耿家楼，天津市武清区有包楼、陈家楼、安家楼、郑楼、高楼等村落。这些楼字村落地名当来源于运河堤防建设，应是古代运河河道经行路线的地理标志。
2.金元时期的潞水河道变迁分析
（1）通州段运河河道
在通州区，崔家楼、谢家楼并不位于北运河边，但在历史上，北运河的河道是自张家湾、里二泗一直向东流经崔家楼、谢家楼的，然后东南流经马坊后向西流。明代北运河至儒林、供给店后折往南，经长陵营、马头村、耿家楼折向东，经肖家林进入香河县境。《山东运河图说》记载了北运河改道以前自漷县和合驿七十二里至通州潞河驿河段的水程：“三里施河涯，十里漷县马头，三里狄家楼，十里师家庄，五里沙骨堆，五里公鸡店，二里小屯，二里马坊，三里谢家楼，五里崔家楼，三里李二寺。”[48]在1928年绘制的顺直水利地形图通县图幅上，明确标注了流经崔家楼、谢家楼附近的运河故道遗迹。
在儒林、供给店更为偏西的地方有一个叫作王家楼的村落，说明有更早期的堤防存在于明代北运河河道以西，也说明明代以前的运河河道当在王家楼村附近。实地考察发现，古河道一般在农业土地利用上比较有特点，要么开辟为鱼塘，要么植树，要么形成与河道走向一致的条形耕地。根据考察，王家楼村东比较明显出现自东北折向南，再折向东南的条状农地，这似乎说明此处曾有一条更早的古河道，从时代上判断应是金元时期的潞水故道。另外，楼字村落地名的出现至少不晚于明初，应当是自金元时期就出现了。明代河道东移，清嘉庆六年大水，北运河偏离崔家楼、谢家楼运河故道，嘉庆十三年以后北运河新河道固定下来，形成今天的流向。
（2）武清段运河河道
在天津武清县城杨村东北，有安楼、陈楼两个村落。安楼曾用名“暗楼”[49]，说明这里曾有河堤，当有古代运河流经过这里。在安楼村西，有村落名叫“兰家巷”，这也是运河河道的指示性地名。古代为治理运河，在运河两岸修筑大堤。为了保证堤防完整坚固，需要在堤上种植柳树。树木可提供治水材料，同时树木根须可以固堤，明代刘天河就提出“植柳六法”。在通州区，因河堤种树而形成的村落名称有儒（家）林、榆林庄、陈桁等。其中，“陈桁”之名源于陈家巷，在古地图上有标记。巷一般指堤上柳树形成的柳巷。兰家巷与陈桁一样，也是由于堤坝植树而得名。
按《金史》记载，金代潞水经过的州县有“潞、武清、香河、漷阴”，漷阴今属北京通州。可见潞水经行区域路线与今天的北运河经行区域一致，只是河道形状发生了较大的变迁。《元史》记载，中统三年（1262），郭守敬受到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中就谈到了改凿潞水漕渠以便漕运的事宜：“通州以南，于蔺榆河口径直开引，由蒙村、跳梁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淀盘浅风浪远转之患。”[50]另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元年三月，立漕运司。至元十三年七月，“以杨村至浮鸡泊，漕渠洄远，改从孙家务”，“八月己巳，穿武清蒙村漕渠”[51]。此说明元初曾自孙家务将潞水改凿顺下。孙家务在今香河县城西约4.5公里处的北运河西岸，北运河在此有一个明显的向南转折，当是元初改造的结果。至元十三年八月，“穿武清蒙村漕渠”，说明运河在蒙村附近被改凿顺下，直抵杨村。
元初新凿运河偏离原来的河道，那么原来的河道在什么位置呢？根据考古发现，香河和武清均出土一些古代沉船，除了部分沉船位置分布在今天运河河道附近之外，还有几艘沉船遗址位于今运河河道以东的地方。根据考古研究，这些偏离今运河河道的沉船及其所装载遗物的年代多为元初以前，很显然这些沉船遗址标示着元代以前的运河河道的位置[52]。另安楼、陈家楼均在杨村东北，可以判断此处当是古河堤，自然有古河道经行此处（见图5）。由此分析，至元十三年前运河河道自杨村以上就开始东偏。按照郭守敬所言的径直开凿运河计划，“至杨村还河”，此处所谓“还河”，是指新河道经蒙村径直开凿至杨村，接到原来的河道上，这也说明元初改凿运河之前的原河道自杨村以上向东拐弯。从陈楼、安楼地名与运河的关系来看，北运河沿线的楼字村落地名形成于元初以前，应当在金代形成。
图5 武清县沉船遗址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第89页。
在河西务镇北有包楼、前土门楼、后土门楼，可以判定此为金代潞水经行之处。再根据包楼、前后土门楼的位置分析，可以理解《元史》中至元十三年七月“改从孙家务”，八月又“穿武清蒙村漕渠”之所以分别记载的含义。原来，至元十三年对潞水裁弯取直工程是对针对两个河段而言的，即孙家务至河西务河段和河西务至杨村河段。至元十三年七月，运河裁弯取直“改从孙家务”，说明金代潞水在河西务至孙家务之间应有一个向东的大弯。至元十三年八月穿蒙村漕渠，说明自河西务至杨村之间，金代潞水向东也有一个大弯。
（3）香河段运河河道
元初在通州以南径直开凿运河，“以避浮鸡淀盘浅风浪远转之患”。关于浮鸡淀的位置，现在无法确指。不过依据明清文献记载，可以大致探究其所在。《通粮厅志》卷5《河渠志·河图》绘有“白河源流图”，图中绘有运河沿线的浅铺，从此图中可以找到浪儿窝浅、舒鸡浅、李家浅。虽然中国古代地图的地理位置标记精度不高，但可以大致判断这些浅铺的位置。按照图中标示，浪儿窝浅、舒鸡浅、李家浅这三个浅位于红庙浅、白阜圈浅之间。红庙浅在香河县红庙村附近，白阜圈浅在今通州石槽村附近。根据浪儿窝浅、舒鸡浅、李家浅三个浅的相对位置来看，舒鸡浅当位于香河县城以西一带，舒鸡浅显然源自舒鸡淀。据此判断，舒鸡淀的位置大致在今香河县城西南部一带。按照元史所说，至元十三年从孙家务径直改凿运河，以避开“浮鸡淀盘浅”，舒鸡淀自然应在孙家务以东（见图6）。今香河县城当时名淑阳镇，据民国《香河县志》记载，淑阳之名始于辽代，“辽于此置榷盐院，居民集聚，质实朴茂，遂与武清划分壤界，号淑阳郡，后改称香河县”[53]。按古代方位观念，山南水北为阳，香河境内无山，淑阳很可能因位于舒鸡淀之北侧而得名，淑、舒同音。另金代潞水又名溆水，可能是因潞河经过舒鸡淀而得名，古代淑、溆音同，故溆水当是指香河县这一段河道而言。
图6 明代香河县西的舒鸡浅位置
资料来源：（明）周之翰《通粮厅志》，万历三十二年刊本影印，台湾学生书局，1970。
按照上述分析，金代至元初，今香河县南一带为一个面积较大的湖泊，即舒鸡淀，金代潞水漕运即利用了此湖泊。因湖泊分布较广，很难确切指出河道位置。元初，为了避免漕运淤浅，而在湖西的孙家务径直开凿新河直抵土门楼至河西务（见图7）。
图7 金代潞水河道（左）和元初潞水河道的改造（右）
四 结论
通过对通州、香河和武清各段运河河道的分析，金代至元初的潞水河道轮廓可以大致勾勒出来：金代潞水河道自张家湾以下一直向东，沿里二泗、崔家楼、谢家楼然后南折经马坊村西折，经儒林、供给店至王家楼，然后向东南沿现今北运河河道经榆林庄、长陵营、耿家楼、马头村东流，经和合站、肖家林进入香河境内，沿孙家务村北向东经过位于香河县城南的舒鸡淀，南至土门楼，然后经包楼、河西务南过陈庄西，东南流经忠义村，再西南折经双树村，然后沿黄沙河至周家务，沿着陈家楼、安家楼一线西南流，至郑楼，抵达杨村，恰好形成一个自杨村至舒鸡淀的迂回曲折型河道，完全符合古文献记载。元至元十三年，郭守敬对白河进行治理，对孙家务以下原金代潞水河道的三道大弯环形河道实行裁弯取直。先是在孙家务将河道改凿顺下，直达土门楼，然后在蒙村开凿河道，放弃东向的弯环形旧河道，经粜粮务直接抵达杨村。至元二十二年，将河西务城东的弯环形河道改凿顺下。经过元初的治理，白河自孙家务以下河道大致呈现出顺直形状，这十分有利于汛期行洪，避免堤防大面积决口，影响漕运，因此元代以后漕运可以持续进行，不再像金代那样实行春秋两运制度。元代对白河的治理，奠定了今天北运河河道的基本格局。
（责任编辑：胡克诚）
注释：
[1]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历史时期京津地区运河水道变迁研究”（4137115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水经注》的华北地区自然景观演变过程重建及其人类影响机理研究”（41230634）、科技部项目“中国运河图志编研（2014FY210900）”的结项成果。
[2] 陈喜波（1971～ ），吉林梨树人，史学博士，北京物资学院商学院教授、运河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运河文化和文化产业管理。
[3] 叶青超等：《黄河下游河流地貌》，科学出版社，1990，第44页。
[4] 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5] 王喜：《治河图略》，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河防记及其他二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20页。
[6] 许炯心：《黄河河流地貌过程》，科学出版社，2012，第223页。
[7] 傅泽洪：《行水金鉴》卷39《河水》，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36，第564页。
[8] 姚汉源：《黄河水利史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第140～144页。
[9] 《后汉书》卷76《循吏传·王景传》，中华书局，1965，第2464页。
[10] 《宋史》卷91《河渠志·黄河上》。
[11]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出版社，1982，第222页。
[12] 刘天和：《问水集》卷6，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一），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第111页。
[13] 周魁一：《中国科技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第328页。
[14] 《汉书》卷29《沟洫志》。
[15] 苏辙：《论回河》，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9《漕议略》，荀德麟、何振华点校，方志出版社，2006，第230页。
[16] 刘天和：《问水集》卷1，第55页。
[17] 万恭原著，朱更翎整编《治水筌蹄》卷下《运河》，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第68页。
[18]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13，中国水利史典编委会编《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一），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第577～578页。
[19]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水利简史》，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第167页。
[20]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3，第399页。
[21]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2，第385页。
[22] 刘天和：《问水集》卷2，第70页。
[23]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4，第407页。
[24] 完颜麟庆：《河工器具图说（外一种）》卷1《宣防》，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第14页。
[25] 刘天和：《问水集》卷1，第58页。
[26] 刘天和：《问水集》卷4，第86页。
[27] 《管子》卷18《度地》，李山译注，中华书局，2009，第319页。
[28] 李广田：《灌木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第54～55页。
[29] 张鹏翮：《治河全书》卷13《修防事宜》，《续修四库全书》第847册（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633页。
[30] 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王云五主编《河防记及其他二种》，第6页。
[31] 山曼：《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152页。
[32] 潘季驯：《河防一览》卷3，第398页。
[33] 《元史》卷65《河渠志二》，中华书局，1976，第1624页。
[34] 〔日〕吉冈义信：《宋代黄河史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13，第7～10页。
[35] 万恭原著，朱更翎整编《治水筌蹄》卷下《黄河》，第36页。
[36] 《金史》卷18《哀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第396页。按《金史》记载，“（天兴二年二月）戊午，上进次蒲城，复还魏楼村。……己未，上以白撒谋，夜弃六军渡河，与副元帅、合里合六七人走归德”。金哀宗进驻魏楼村的次日夜渡河逃跑，说明魏楼村位于黄河岸边或附近。
[37] 《金史》卷25《地理志中》，第589页。
[38] 嘉靖《夏邑县志》卷1《地理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第5～6页。
[39] 光绪《虞城县志》卷8《艺文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第777页。
[40] 《明史》卷86《河渠志四》，中华书局，1974，第2109页。
[41] 光绪《顺天府志·河渠志五·河工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第1403页。
[42] 《河北五大河概况》，出版地不明，1929，第1页。
[43] 《金史》卷27《河渠志》，第684页。
[44] 《元史》卷64《河渠志一》，第1597页。
[45] 《元史》卷9《世祖纪六》，第184页。
[46] 《元史》卷9《世祖纪六》，第184页。
[47] 《元史》卷13《世祖纪十》，第273～274页。
[48] 黄春圃：《山东运河图说》，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第19～20页。
[49] 武清县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武清县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42页。
[50] 《元史》卷164《郭守敬传》，第3846页。
[51] 《元史》卷9《世祖纪六》，第184页。
[52]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天津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第102～107页。
[53] 民国《香河县志》卷1《疆域·沿革》，（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第56页。
按：本文载于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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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