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昊 撰 陈丹阳 译 胡克诚 校[2]
内容提要 本文勾画明清时期济宁的文化景象，并探讨构织起其南方城市认同的缘由。本文首先考察运输、通讯和城市化如何塑造了济宁的经济取向和社会构成，因为它们导致了别具一格的地方文化的繁荣。本文认为，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济宁在明清帝国经济和文化网络上连接南北的特殊位置使其具有了来自南方为主的多种外来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因素。济宁盎然的南方城市生机体现在其物质景观、人文精神、社会成分，以及日常生活的构造和结构中。与同时代的南方同伴一样，具备很高文化素质的明清济宁士绅积极从事地方城市文化和地方社会建设，而他们的这些活动显然在形式和风格上源生于在江南地区更为精致、卓越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形式。
关键词 济宁 帝国晚期 江南文化认同 城市化 大运河 地方精英
一 引言
虽然如今人们通常将济宁称为孔孟之乡，但它从15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曾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这个时间段大致上是大运河通航的全盛时期。我2001年初次访问济宁，一些老人在提起当地的典故时，讲到的主要仍是大运河、太白楼、玉堂酱园以及各种历史名人、寄居者和游客的故事。在这个儒家文化中心地带的太白楼等历史遗迹中，最受人纪念的不是像孔子和孟子这样的本土圣人，而是旅居此地的文学和艺术巨匠。[3]济宁在外观方面，至少在其居民眼中，似乎是以“小苏州”的历史别名而存在的，这个称呼生动地描绘了江南风格的运河城市景观，以及帝国晚期文学中建构的繁荣城市形象。为什么在山东这个典型的北方省份中的一座城市会显示出这些“南方”属性？本文通过研究济宁江南风格文化认同的起源来回答这一问题，其中特别触及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城市商业与社会关系网络。
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及许多西方理论家曾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是经济功能薄弱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也是商业和消费远远超过任何“真正”生产的地方。对这些思想家来说，中国城市的这种形象与孕育了资本主义和工业现代化的欧洲城市形成了对比。[4]汉学研究领域中的传统观点倾向于认同这一分析，同样否认独立城市主义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的存在。[5]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9世纪中期受到现代西方文明刺激之前，仍处于农业文明占统治地位的阶段。这种观念在1960年代之前成为汉学研究者的常识。
很大程度上受到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基于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市场体系的开拓性研究的启发，[6]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持修正观点的新一代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帝国晚期的城市和商业市镇都存在于空间分级的城市层次结构之中，这是由地方商业层级所塑造的。丰富的最新研究显示，新型城市和商业市镇构成了经济和文化的都市中心，特别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商业发达地区。[7]“江南”一词在日常和学术用语中都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江南”作为地理概念，大致涵盖了今天属于江苏省的苏州、松江、常州，以及属于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府的辖区。历史学家们积极研究了长三角商业化经济和城市文化的鼎盛时期。[8]虽然这些研究对于扩大我们对中华帝国晚期更为商业化、城市化的地区的认识至关重要，但它们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从而在中华帝国晚期历史研究领域中形成了一个明显以江南为基础——即使不等同于江南偏见——的城市研究范式。[9]与此相比，北方城市在商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常仍被认为更具政治性或行政性，而不是商业性。所以中国北方一般被认为在经济、文化、社会方面“城市化”程度较低，特别是与江南地区相比。[10]
在帝国晚期学术领域的这种南方偏见，造成了区域性的刻板印象，它通常将代表城市的南方与代表乡村的北方相对立。这种刻板印象忽略了作为南方模式重要例外的几个北方商业化和城市化中心，例如与南方城市存在很多共同特点的山东济宁。尽管近几十年来关于帝国晚期城市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北方城市获得的关注度远远不够，总的来说它们仍然被视为行政中心，而不是富有活力的和城市化的商业中心。因此，它们的地方文化在学术研究中总体上被忽略了。[11]然而，最近有一些新的研究重新关注了北方，并且认为在大运河北部沿线的城市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存在。[12]天津、临清、济宁等几个北方运河港口位于高度商业化、城市化的环境中，从而具有了可以与帝国晚期商业化发达的江南地区相提并论的典型特点。
此外，学者们也注意到，在中华帝国晚期出现了在明代之前从未有过的发达的商业、社会及文化关系网。这个网络以改善的全国性运输和活跃的贸易系统为基础，促进跨区域联系，以及观念、时尚和习俗的交流，从而导致在更广泛的商业和社会网络中彼此不同的区域文化的融合、交流、协调和适应。大运河北部沿岸地区——尤其是那些位于这个最重要的南北通道沿线的城市（如济宁）——受到这些新网络的作用，对超越其区域地理边界的外界影响更为接纳。[13]
当然，中国景观在地理和文化上有极具意义的差异，在历史上，它们在城市和乡村地区以众多地方文化的方式显现。首先，中国历史上南北方的划分格外受到关注。虽然牟复礼在描述前现代中国时强调其共同特征，而不是区域差异，但他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从宋代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在精英审美倾向、文人追求、礼仪和社会习俗方面的一些南北差异。正如他写道，北方人认为自己“在说话和处事中直截了当，有男子气概，坚守伦理”，而他们“将南方人描述为不正直、软弱、无力和不脚踏实地”。与此同时，“南方人则反唇相讥，嘲笑愚钝的北方人头脑简单、粗野和不谙世故。而南方才是创造更高精神成就的地方。”[14]在这些评论中，牟复礼利用原始文献中常见的刻板印象，并用它们作为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真实的和感知的差异的例子。[15]
就像牟复礼抓住了对区域差异的感知一样，原始文献也指出了这种区域性刻板印象的流行。事实上，许多北方人故意试图效仿南方，以此获得一些属于南方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声望。通过这个模仿的过程，以及凭借大运河实现的货物、人员和思想的便利沟通，一些北方城市在帝国晚期或多或少地“南方化”了。[16]本研究案例将济宁视为这些地理上位于北方，却呈现出许多与较为典型的江南城市传统相关特点的“南方化”城市之一。
本文探究济宁在15世纪早期到19世纪中期特有的文化形态和功能，深入分析这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征。[17]本文从审视济宁如何凭借其沿大运河的区位优势而变得商业化开始。文章首先假设，地方特性不仅是由其自身的地理位置所决定，还取决于其在涉及当地经济结构和取向的流通领域中的位置，以及当地人口的流动性。因此，本文展示了济宁居民如何展现他们城市与江南相似的图景。本文进一步认为，商业和生活方式为济宁居民提供了以特定方法塑造自身生活环境的能力，它们促进了多元化和复杂性。在探索济宁地方形象和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中，我强调了济宁士绅精英的重要作用，他们像江南同侪一样，通过文化作品、旅游以及其他可见的公众活动，自觉地塑造了城市的实体布局和精神气质。这些活动给了地方一种文化标志。然而，朝廷通过对大运河区域的控制，将这座城市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因此，它的构成和定位从未完全南方化。
二 大运河、跨地区交流及江南风尚
大济宁地区位于山东省西南部，是中华帝国的重要农业区。济宁——从前叫作任城——在明代之前的大部分时段是一个县级治所。在明清时期，从前的地名“任城”为“济宁”所取代，这座城市也成为济宁州（作为散州或直隶州）的治所。正是在明中期到清末之间，济宁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地位，获得了鲜明的地方认同，这与大多数江南城镇的繁荣时间表相似。
在历史上，济宁或大济宁地区的基本特征是由当地生态系统所决定的。1673年刊印的当地方志中的一篇文章将济宁的重要性和繁荣归因于其地理位置和物质环境，认为济宁在明中期的迅速崛起是大运河大规模复兴的结果：
济宁壤接邹、阜，封域脉络，联续泰、峄、汶、泗诸山川，含英蕴华，隐郁停伏，至济乃发而南驶，与黄河会流，成汪洋巨津。下吕、梁，入清、淮，注之海。是以我国家肇造洪基垂二百年，济之英贤杰士后先接迹，视东省诸郡邑为独盛！[18]
通过对大运河、其他水资源和人才等因素的观察，这段描述展现了从明初开始当地人如何将济宁的生态条件与城市文化和社会重要性联系在一起。在帝国晚期重塑济宁的因素中，大运河对当地交通的影响至关重要。虽然重新开通的大运河在元代从1289年开始就穿越华北平原到达北京，但只有在后来的明清时期，运河才成为国家的生命线，漕粮输运政策为帝国晚期整个国家提供了财政基础。[19]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整治（特别是在北部河段），大运河全线于1415年恢复使用，一直延续到1850年代初期。
由于国家漕运的常态系统，运河运输和贸易广泛渗透到包括济宁在内的运河沿线各地的经济和社会中。在商业化发达程度和广度总体上大大低于长三角的华北平原，运河线路有助于创造相对发达的商业走廊，因此可以确认在促进沿线各地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像济宁、临清、天津这样的城市，以及许多小城镇在帝国晚期的繁荣，正是以大运河为载体的运输和商业推动的直接结果。这个独特的城市化路径重塑了运河区域的经济模式和方向。运输通过打破从前存在的地理障碍来重塑当地经济。因此，非本地因素影响和构筑了从前离散的地方经济结构。北方运河聚落在运河影响下，受向北的漕运指引，并且为长三角大规模先进商业经济的磁力所吸引，发展出了指向南方的经济模式。
在济宁的案例中，它在帝国晚期作为一个非常活跃的市场体系的中心，以及作为国家贸易枢纽的形象，从明中期开始便频繁出现在地方文献中。济宁当地的市场体系功能严重依赖大运河的区域间贸易，使其市场经济对外部的货物和其他资源开放。因此，它的特点大部分主要是由来自长三角的商业运动和文化交流重塑而成。此外，一些本地商业甚至直接由南方人建立。玉堂酱园是清中期至民国早期最有名的当地企业，于1704年由移居当地的苏州人创立，其酱菜和酱油产品保留了江南的咸、甜兼具的风格，而不像更为典型的北方风格那样是纯粹的咸味。这个例子表明，济宁往往与江南有密切的商业联系，这导致它的经济有强烈的南方取向。
当济宁成为主要枢纽，外地人开始把它看作一个潜在的吸引人生活的地方。1785年的地方志记载：“济州，南北之交，而物产人物之盛甲于齐鲁，于是名公巨卿、文人墨士往往安其风土而寄迹焉，故侨寓特多。”[20]在所有现存的济宁地方志的“侨寓”分类中，都有长长的名人名单，他们近期的先祖作为官员或商人来到济宁或附近地区，并最终定居此地。名人在济宁的迁入和归化，反映了全国范围移民到当地的大趋势，也反映了为他们的物质文化消费提供资源的高水平城市化。这些人数众多的新居民也参与了他们新居住地的重塑。[21]
除了士绅、学者和富裕商人搬迁到济宁外，丰富的就业机会也吸引了较低地位的寄居者来到该地区。明清易代期间，当地士绅名流郑与侨（1599～1683）对“三百年来”迁入济宁的移民潮如此评论：“济宁商贾杂处，南人冒入党庠者甚多。”[22]这些南方人大都是无地的商人和工匠，他们中的大多数将其生计依附于通过运河的南北贸易与生产。[23]他们与南方的联系有助于将都市化的济宁重新定位为面向南方的经济和文化空间。
新移民与过路者的持续流动，急剧改变了济宁的空间、职业和社会结构。各地区商人会馆的存在是各种各样的区域文化和习俗并存的实体标志，它们植根于济宁的经济和生活。来自各地的寄居和流动人口的混合，为这个港口城市增添了新的经济和文化生机。城市实体扩大，城市和郊区的空间和特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商业经济。外来者主要是在商业和手工业活动集中的周边郊区落户。在这些发展中的郊区，茶馆、酒店、船运租赁铺、客运站、戏园、理发店、洗衣坊、客栈、典当行和商铺都蓬勃发展。特别是在州城南郊，沿着运河出现了大量江南风格的商铺和房舍，行商坐贾、各色工匠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些人群中许多是南方来的人，以及与南方人有业务往来的人。[24]有意思的是，晋商没有像在中国北方通常的那样在济宁建立独立的会馆，不仅如此，他们在济宁活动的证据也很少。道光年间著名的经世学者包世臣（1775～1855）评论说：“西客（指山西商人）利债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25]清代晋商拥有巨额财富，在运河贸易中也特别活跃，从这一点上看，我们有理由推测济宁当地人排挤了他们，但对南方人则相对欢迎。总的来说，前所未有的跨区域交流、经济活动的极大复杂性和日常生活的缤纷、活泼使得济宁在明清时期超越了其直接的地理界限。从更大的视角看，济宁新兴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江南相似。就像在长三角产生的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一样，在济宁也有高度发达的市场和财政体系、组织和网络。当地和外来商业机构、团体的活跃反映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层级，这是新水平的商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它远远超过了当地从前简单的农村社会结构和节奏。所有这些新现象都是由运河运输和贸易造成的，这些现象塑造了济宁新的经济构成和都市认同。因此，尽管由于实体和历史上的接近与联系，济宁拥有许多山东其他地区或北方地区的特征，但也与地理上比较遥远的江南城市有一些相似之处。
三 太白楼、文化表征与地方形象构建
在大运河运营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济宁的声誉从明中期开始稳步提升。随着这种新的声誉而来的文化变革，既包括旧资源的革新，也包括新资源的创造。借助于当地和外部因素，济宁人——大多是精英人士——自觉地为自己的城市构建了一种新的实体形象。
济宁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场所，其名声尤其依赖于它的那些著名景点。明清时期济宁在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形象莫过于在南城门上的太白楼。有些游客来到济宁，就是由于太白楼“必看”的吸引力。通过这些游访者留下的大量诗文作品来判断，当地人同样拥有对太白楼及其遗产的热情。[26]
太白楼上的士绅（出自道光《济宁直隶州志》）
太白楼以唐代大诗人和酒仙李白（701～762）命名，他的字为“太白”。关于太白楼起源的最早官方叙述出现在1673年的地方志上，内容如下：
太白酒楼在南城上，唐李白游任城，任城令贺知章觞之于此，咸通中建楼，往来名人题咏，石碑林立，如聚笏。[27]
根据晚唐之后的各种历史记载，在861年，李白逝世九十周年之时，才子诗人沈光访问了该地，并写下《李白酒楼记》[28]。明朝初期，济宁左卫指挥使狄崇于1370年在南城墙上建造了太白楼，后来，这个亭阁历经破坏、重建和复兴，但作为济宁当地文化的中心隐喻，它从未变得默默无闻。
济宁作为唐代文豪交游的重要场所，其形象似乎在明末得到了地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宣传。济宁籍贯的著名士大夫徐标（1591～1644）在他的著作中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文化场景，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唐代诗人：“时高适刺兖州，贺知章令任城，李父为任尉，兄宰中都，故李、杜尝往来吾鲁，于济有太白楼，下有南池。”[29]徐标远不是唯一一个赞美济宁过往的文学胜景的明代高官。隆庆年间（1567～1572）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徐阶（1494～1574）曾为一座据称是贺知章在任城故居的老房子题诗一首。[30]在这些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精英如何精心构建和培育了一个与过往的文化中心相关联的济宁形象，然后在相对繁荣的阶段利用这种形象来提升自己家乡的名望。[31]
然而，关于当地古代文学荣誉的这种夸张的主张似乎缺少根据。1785年《济宁州志》的谨慎编纂者怀疑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指出贺知章其实从未在任城为官。[32]然而，大多数当地文人并不直面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而是选择避开这个存疑的话题。此外，强大的文学传统长期推动了当地人接受这个传说作为他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18世纪初的一篇文章赞颂了太白楼，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争论则一笔带过：“则其主宾欢洽，觥咏酬唱，也固无不可，何必季真哉？”[33]很久之后，1927年的方志编纂者建议“姑存其说，以待来哲”。[34]很显然，大多数当地文人都乐意将这个轶事视为“真相”，至少在努力增强城市声誉的背景下，将其当作事实。这个例子表明，明末的文人雅士运用济宁的文学遗产来创造想象，以帮助建构该地的地方景点。此外，以李白在任城出现过的这个“事实”为基础，他们利用太白楼作为推动本地文化优势的核心修辞。[35]
除了太白楼，济宁的许多热门景点也都被赋予了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例如，南池昭示了杜甫与该地区的关系——无论杜甫来访的传说如何不真实。显然，济宁人选择了有利于城市声誉的历史成分，而忽视了合理性的怀疑。为了与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扯上关系，太白楼等纪念遗址被济宁当地文化的推动者所利用。
出于同样的原因，为了强调济宁的文化色彩，济宁居民也以其他方式强化过往的辉煌。从春秋晚期起，济宁就沐浴在孔子的光辉中。孔子的出生地曲阜距济宁仅100里。在明清时期，前往曲阜朝拜圣人遗迹的人往往沿着大运河而来，并且在济宁寄宿。济宁居民认为他们的家乡在圣贤的光泽下，长期以来将济宁称为“圣贤之乡”“礼仪之邦”的说法就是例证。同样的，在明清时期，大量的寺庙、墓葬、祠堂、宝塔、石碑和牌坊以往昔当地杰出人物和知名寄居者的名字来命名，表达了对辉煌过去的怀念。特别是，每部方志都会用长长的列表，表彰在该地区居住或长期寄居的著名人物，强调他们与该地的联系，诸如“圣迹”“古迹”“宦迹”等称谓，从而表现出古代文化血脉的感知。[36]
久远的历史记录在可靠的文件和不确定的传说中。明清时期的济宁人声称，他们的家乡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尽管其早期历史是模糊的。城市的地方历史记忆被具有想象力的传奇和夸张的故事所丰富。历史文献竭力渲染当地长期以来的美誉，包括文明发达的地位以及丰富的遗产，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济宁处于古代中国领先的经济文化区之一，在明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着不低于县治的地位。[37]然而，从汉代晚期到明代早期，几乎没有一个济宁本地人获得过享誉全国的声望。战争和移民——特别是在元朝末期——极大地减少了当地的人口，在明初，“土著无多，人民率由山右迁徙来此者”。[38]因此，在明清时期，当地居民倾向于通过把古代的儒家传统与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文豪由外部带来的文学风尚融合在一起，从而制造出一种新的身份。景点和文化遗迹因此诱发了光荣和浪漫的过去，为城市形象带来了一种“文化想象”。因此，太白楼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实体的存在，还尤其因为它代表和赋予了当地文学与文化的结合。[39]
太白楼等纪念遗址都是公共集会的地点和文化及社会活动的舞台。在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太白楼是文人雅士举行聚会、吟诗作赋的场所。[40]同样，太白楼也是当地文人和官员招待外地同侪的理想场所。诗人们尤其喜欢在这里聚会，这种聚会的常见场景是诗会。他们站在太白楼的台榭上，鸟瞰运河与城镇的景象，饮酒，谈古论今，并吟诗作赋。在他们大量诗赋的标题中，出现了“邀客”“聚饮”“饮别”“唱和”等词语，表现了这些访问者的身份特征。[41]这些文化活动在风景如画的地点举行，不仅促进了社会交往，同时也培育了城市在区域外部的公共形象。
四 园林、江南建筑风格与旅游文化
济宁居民不仅恢复了历史遗迹和建筑物，还在城市和郊区修建了新的精致建筑。城墙内外流行的花园建筑与其他人造和自然景点，赋予济宁的风景以独特的江南风格，有助于扩大和提升其文化声望。1785年的地方志将济宁人的生活空间与花园联系在一起：“州素号繁华，人物风雅，园亭池馆之胜甲于诸州。”[42]许多优美的花园、府邸和名胜地沿着与大运河相连的水道建成。清中期的一首流行诗歌，用“小苏州”来描绘济宁的水滨景象：
《济宁州竹枝词》
佚名
济宁人号小苏州，城面青山州枕流。
宣阜门前争眺望，云帆无数傍人舟。
城中阛阓杂嚣尘，城外人家接水滨。
红日一竿晨起候，通衢多是卖鱼人。[43]
城市花园文化的出现，是济宁城市空间结构的新标志。随着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私人花园的建设在宋代变得流行起来，并在明代许多城市中心更加盛行。[44]苏州、杭州、扬州等长江下游城市以其优秀的园林而闻名。[45]这种习尚向北延伸至济宁，使其城市景观与江南城市相似，并具有类似的功能，吸引了外部游客的进入。[46]所有现存的清代和民国初期济宁地方志都强调了城市园林的意义，1673年和1785年的版本包括带有说明性诗歌的图像，在城市环境中展示当地的名胜。郑与侨在其回忆晚明济宁园林的《名园记》序言中感叹道：“不出园，而济可知；不出济，而天下可知。”[47]作为一个明朝遗民，郑与侨对亭园的回忆可能有所夸张，但他揭示了明末济宁盛行而卓著的园林文化。
与江南都市形象塑造的广泛趋势一致，济宁精英们同样创造和展示流行一时的城市园林文化。济宁花园建筑采用拱门、塔楼、凉亭、桥梁和假山等方式来突出景观，投射出江南风格。与通常被描述为雄伟、封闭和对称的北方建筑模式相反，济宁花园的设计是精妙、开放和不拘一格的。[48]郑与侨记述道：“济城四面高柳环植，遥望严陴，如在翠幄中。”[49]这是通过对江南花园和建筑元素的引用而呈现出来的风景。其视觉形象的轻柔诗意和艺术气氛给了济宁一种“才子佳人”的味道，符合城市社会“举止优雅”的类型。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普通建筑都是用竹子建造的，其中许多都展现了园林式的优美，特别是在南部郊区，它是这个城市由寄居者主导的商业和工业活动的中心。最著名的是竹竿巷，那里多用途结构的建筑不仅是制造和贸易业务的场所，也用作生活居住。由兼具住宅、制造、贸易功能的建筑集合成的竹竿巷是沿运河江南城镇的典型风格。济宁南郊许多其他专业化街衢，同样标志着强烈的商业氛围，也展现出南方的建筑风格。[50]
这些华丽的特征受益于该地区丰富、便利的水资源。丰富的水资源、大运河景观以及稠密的自然和人工水道网构成了济宁的江南风格。城市景观以水景特色为标志，这些人工建筑创造出与长三角城市景观相媲美的景象。尽管有这些南方特征，景观一般也含有北方风格，甚至是京师的风尚，因此济宁仍然显示出是一个北方的行政中心。[51]这样的建筑混合特征可以通过城市在区域交流网络中的中间位置来解释，特别是通过大运河的南北路线。[52]
济宁的园林是由士大夫、地方士绅，以及富商在宅邸内建造的。根据记载了许多所有权变更的方志表明，这些园林可以买卖。[53]1673年的方志列出了三十三个著名的园林（分类为“园亭”），其中大部分是在明代修建，但到了清代已经消失，只有名字留存下来。从注释中可以看出，著名的济宁园林属于城市的著名文人，如明中后期的郑振、金雪燕（1513～1571）和杨洵（1592年中进士）。[54]通过将这些已不复存在的园林与名人联系起来，地方志编纂者提升了他们家乡过往的声望。对著名文人雅士的强调也可能意味着还有其他富裕的非士绅家庭所拥有的园林，并没有被放在官方记录中。建造园林和相关游憩建筑的风尚自然也会诱使富人在城市投入巨资。[55]
济宁的园林和景致优美的建筑无疑是为了个人的乐趣而建，但这种乐趣反过来表明了社会消费的新趋势。正如柯格律（Craig Clunas）指出的那样，这一发展反映了明末的典型社会价值观和习俗的重大变化。城市精英现在可以将大量资金用于“奢侈的物质文化”，从事“奢靡”的娱乐，而不是将其资源用于典籍研习、土地占有甚至商业经营方面。这种态度无疑与晚明宽广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有关。[56]这种“奢侈消费”或“奢侈投资”发生在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社会。[57]
这种精英消费是在济宁蓬勃发展的园林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华帝国晚期的私人花园允许业主在柯格律所说的“公共景观”中竞争和展示财富、审美品味、权力。[58]另外，像太白楼和其他公共历史遗迹一样，这些私人园林不仅作为文人和官员的聚会场所，使当地社会上层人士相互联系起来，也服务来自其他地方的精英观光者。因此，这些风景秀丽的人工景点向外界展现了济宁独特的外观，使其成为旅游胜地。
五 商业和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城市旅游业需要服务，并鼓励消费主义。在济宁，观光旅游与商业娱乐密切相关。郑与侨讲到从南城墙上的太白楼望去的热闹景象：
高距城颠，下临运道，千帆上下，一一自檐槛间去。东望大泽，如几案间物。西眺平湖，镜光遥展。湖外诸山，岩岫参差。峰峦近远……古南池，乃少陵趋庭时偶憩之所在。南城东便门外，负城面漕……前为坊，进为广庭之间，再进为桥……池之南岸，以垣界之。垣外皆妓女居停，多丝竹音。遵岸西行，直达广庭。庭宏厂，内外环列名人碑碣。浏览之余，官舫漕艘，来与目会。漕河对岸，毂击骑联，应接不暇。回卧员亭下，天风习习，荷香尽扑鼻矣。[59]
郑与侨绘声绘色地介绍了景点、诗文意蕴、交通网络、商业以及娱乐场所。一些风景、宗教或文化地点都有商业印记。济宁“八景”之一的王母阁，是济宁市第三大庙会的场地。[60]城市和郊区的商业化都市环境为当地人与游客提供了舒适的设施和膳宿，为城市的文艺和文化的社交提供了场地。
济宁的城市消费模式符合当时江南城市的享乐主义和商业主义，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它的这种品质在全国范围内享有声望。这个新风尚从南到北扩散，所以“苏样”这个术语成为鉴赏工艺品的流行俚语。[61]济宁在连接从北到南的交通路线中间点，这一关键地位使得它能快速吸收这些流入的文化、产品和人口。济宁居民热切追踪最新风尚，它满足了他们对南方流行服饰和器物的欲望。
地方志证据表明，在明中期之前，济宁市民自认为遵从农耕道德规范，其中包括节俭的美德、安土重迁的习性。[62]在明中期，济宁人的这种意识戏剧性地改变了，与此同时，显而易见，消费成为其城市和近郊闻名全国的特征。[63]1673年的地方志收录了著名的本土人士杨洵和驻济要员王国桢的明末地方志的两个序，他们目睹并表达了对济宁习俗变化的担忧。两人都解释了与商业和城市发展相关的文化变迁。据王国桢所称，“济之民风，昔称淳朴。今者告讦公行，刁顽成俗。”[64]在对过去时代理想化的缅怀中，杨洵将城市享乐欲望的兴起归结到永乐年间（1403～1424）由运河贸易引发的经济变化：“济自是商舶流通，文物浸盛……惟是纷奢之习颇为耗蠹之资，而估贩之赢不胜络绎之扰。居恒以声华诧境外，而枵中实甚为砥柱。其颓风而节缩其物力，是又在上之人耳。”[65]到了清初，郑与侨注意到商业和奢靡之风对葬礼的影响：一个棺材可能要花费数百两之多，再加上礼物和宴会的费用。[66]1673年的地方志编纂者将追求享乐归罪于道德堕落，叹息济宁：“呜呼，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伊于胡底？济以淳谨之俗，不数十年而径庭若斯！”[67]然而，地方志编纂者的抱怨也意味着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会同侪置身于这种商业化引发的颓废。在这种情况下，园林的奢华开支只不过是精英享乐之风的一种体现。
在道德批评背后，是对高度商业化的城市现实的认知。1673年的地方志编纂者将清初的享乐之风的延续并愈演愈烈与贸易活动联系起来：“济宁当水陆之冲，四方舟车所辏，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68]
姑且将道德或意识形态的偏见放在一边，这种讨论揭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商业化的城市环境：城市人竞相争逐市场利润，忽视旧的限制奢侈的规范；这种新的趋势随即带来了文化和社会问题。在这些后果中，某些有损声誉的习俗在公众中被描述得更为明显。从1693年到1706年去世一直担任济宁知州的吴柽，列举了济宁习俗的阴暗面，它们都与商业有关：当地店主与当地政府的衙役和胥吏合伙欺骗行商；城市流民和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成帮结伙在街上滋事生非，喝酒，斗殴，污言秽语，举止放浪，穿着不当；这些城里的流氓诱惑了其他年轻人，引诱、调戏妇女。[69]而妓院创造了双重意义上的场景：它们是嘈杂堕落的场所，也是眼花缭乱的景象的场所。大多数妓女来自周边地区，但高级妓女来自南方。[70]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节俭、简约、积蓄和谦和被认为没有价值，这进一步确立了城市“南方特征”的印象。[71]
晚明和清代的作者表现了城墙之内及附近区域的颓废生活与周边地区简单的“传统”农村生活所形成的鲜明对比。1859年的地方志以这种方式描绘了济宁州属县的习俗：
金乡：俗朴风古，士专弦诵，民务耕织，士大夫婚礼不论财，丧次不用浮屠，乡民则不然。嘉祥：俗尚淳厚。民多务本，惟鲁少文，宁野之风犹有取焉。鱼台：地多沈斥，其俗谨厚畏法……[72]
在地方志编纂者的描述里，济宁属县的素朴风尚更符合儒家原则，是理想化了的乡村社会。尽管他们似乎不愿意承认，较少的商业活动和低城市化也造成了这样的乡村气质。
明末的前所未有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激发了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江南城市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73]这种倾向不仅仅限于江南，也可以在其他商业蓬勃发展的地方找到。然而，江南却是风尚和色彩的引领者。
济宁的社会风尚，包括发型、美食、服饰都体现了某种江南都市风格。例如，在济宁，喝茶和流行娱乐的时尚与文人的追求融合在一起。受南方习俗影响，济宁居民嗜好绿茶，这在山东比较特殊。茶馆提供奢华的服务和文雅的礼节。济宁是南方所产茶叶最大的全国集散中心之一，饮茶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受欢迎。有专门的茶馆出售茶水并提供社交场所，还有开设在戏园、餐馆和旅店中的茶馆。有些是提供给专门的顾客。渔民、脚夫、苦力、小贩、商人、掮客、牙商、文吏和衙役、讼师、棋手、民间艺人、戏迷或票友以及文人都有他们喜欢的茶馆，所以这些茶馆都是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不同层面在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同时也是济宁以市场繁荣为基础的流行城市休闲文化的组成部分。[74]
六 文人品味、流行文化与城市大众心理
文献显示，济宁拥有与江南城市相似的活跃城市文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文化包括精英关心的自我修养及对大众道德素质的关切。士绅不仅渴望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商业化也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追求。私人藏书楼与园艺文化一同出现。一些富裕的士绅学者从经销商那里购买并收集稀有书籍和艺术品，就像他们的江南同侪那样。[75]例如，在晚明和清代，这些文人消遣包含了关于汉代碑刻的鉴赏。据1785年地方志编纂者称，一半的幸存汉代碑刻发现于济宁地区。[76]每部济宁地方志中的当地文人的传记都涉及关于汉代碑刻的知识和收藏。财富在获取文化收藏品的过程中是多多益善的。帝国晚期的士绅学者显然并未与改变了济宁文化的商业活动相隔绝。
济宁是戏曲和曲艺的中心，其沿运河的位置意味着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表演风格也相遇和融合在一起。观众包括当地人和旅客；运河上的流动人口也喜欢看表演。所谓的“土山”，是清代到民国初期流行文化表演的首选地。土山不是一座真正的山丘，而是一座略呈圆形的阶地，源于隋代开挖旧运河遗留下来的两个土丘。[77]南北宽150米，东西长300米，位于城市东南角，南城墙与运河之间。舞台大部分都是用竹竿、冷杉木板和芦苇垫组成的，这种设置是民间表演的典型。书摊、食品摊、礼品摊、药店、茶馆和餐馆围绕在这个受欢迎的表演场地四周。[78]这里提供的娱乐活动包括戏曲、曲艺、评书、歌曲、杂技、武术、木偶戏和游戏。[79]
在集中商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条件下，日常生活不稳定、流动和变化的特征激发了思想世界的混乱，推动了济宁民间信仰的发展。本土与跨地区思想的对抗与融合，以及旧式和新颖的实践，增加了当地文化在城市空间中的复杂性和活力。丰富多彩的和生动活泼的地方认同与山东和华北广大地区的特征差别很大——这些地区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总体上来说远低于江南，与正统的儒家价值观和等级制度，[80]或者非正统信仰和实践更为密切相关。[81]
生活在孔孟思想的核心地区，儒家经典的研究在济宁的主流知识和文化传统中至为重要。河道总督靳辅（1633～1692）在一块碑刻中，自豪地回顾了儒学在济宁的悠久历史，同时担心儒学在当地的遗产将因为当时城市生活的商业化而丢失。[82]兖州府1596年地方志的编纂者也对古代山东农民风俗的消亡表示担忧：“济宁在南北之冲，江、淮、吴、越之货毕集其中，一明都也。”“江淮货币、百货会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不事耕桑。”[83]尽管传统士人通过援引济宁作为“圣贤之地”的地位，试图对群众文化产生影响，但这在商业和交流对城市习俗和居民思维方式的影响面前苍白无力。对附近地区的人来说，济宁人像南方商人一样聪明和世俗，与山东人简单朴素的共同形象完全不符。即使在今天，一个流行的俚语说：“四岁男孩操老头。”[84]
从1838年至1843年任济宁知州的徐宗干（1796～1866，1820年中进士），对当地民众信仰提出了这样的评论，同样将其描述为具有南方倾向：“查济州毗连南省，民俗素好淫祀。”[85]许多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教派和民间神灵都被精英和平民广泛地崇拜，寺院、道观、清真寺不仅是城镇居民的社会场所，还吸引了来自周边村庄的朝拜者。[86]从济宁地方志的当地寺庙和道观的记录中我们了解到，士绅精英广泛参与了佛教活动，如捐赠、赞助、结社、聚会和仪式。[87]济宁的财富为佛教事业提供了财政资源，知识界也提升了它的影响力。[88]作为对比，在邻近的曲阜县，根据晚明的记录，没有佛教或道教的寺庙。[89]虽然曲阜作为孔子的家乡，可以算作一个特例，但其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和农业为主的经济也可能无法维持多种宗教的全面繁荣。
作为济宁行政地位的象征，城隍庙建立于1369年，即明王朝建立的次年。[90]寺庙也是为祭祀大运河和黄河而建立的，其中包括华丽的河神、运河神以及龙王神祇，这突出彰显了水利事务在当地生活中的重要性。[91]郑与侨指出，在17世纪中期，工匠们建立了自己的行会寺庙。[92]另外，济宁百姓喜欢宗祠，特别是想要宣传他们宗族起源的著名士绅家族。[93]许多流行宗教融合了宗教学说和折中的特点，如阴阳五行、当地传说和祖先的形象。因此，济宁有大批职业和业余神职人员、占卜者和风水师，表现出了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蓬勃活力。[94]
济宁当地地方志中关于秘密宗教活动的记录很少。由于这些宗教或半宗教团体没有真正挑战社会秩序，对城市内部的人民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它们没有受到严密的监督，也没有受到政府和士绅的压制。江南的主要城市中心也盛行类似的情况，城市的宗教生活异常盛行，边缘的异端派别普遍不存在。在江南，城市文化以士绅精英为主。更为实用，且相对稳定繁荣的环境，确保了济宁城镇居民对更大的山东地区普遍存在的波动和颠覆性叛乱的隔膜。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