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精英能动主义、公共空间与城市社会
社会政治结构也对济宁的商业和文化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济宁人日常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文化和社会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高度理性和教养的士绅精英阶层拥有领导权。似乎应该更多地把他们与江南的城市精英相比，而不是与其他北方城市精英联系起来。济宁当地精英通过一系列的积极努力，宣示了对城市广大的公共领域拥有权力。通常地说，北方人被认为体现出正统和保守主义，并且可能倾向于抵制轻浮的南方习惯的渗透。然而，济宁的士绅似乎把“北方”和“南方”——即本土和非本土——的智慧和气质相结合，从而呈现了一种特殊的济宁地方特色。
济宁市居民在明中期以后的科举考试中相当成功。总体而言，济宁在帝国晚期有功名者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山东和华北地区堪称翘楚。[95]许多有功名的济宁人通过入仕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在他们退休回到家乡后成为支持其权威的资源之一。其他一些士人通过学术研究、文学成就、对地方公共事务或事业的积极参与而获得突出地位。在清代，孙氏是济宁最显赫的家族，从清代中期到晚期连续产生了几代高官。孙氏家族拥有大量的地产，也致力于本地商业。1807年，为官的孙氏与经商的冷氏从自苏州迁来的原主人手中购买了玉堂酱园，并共同经营，直到1905年冷氏退出。孙氏家族世代发展了与当地、省和国家级官员的广泛网络。孙氏是实施科举成功，维系家族财富、社团网络和地方社会活动的家族策略的例证。[96]这些士绅家庭经常互相沟通，通过婚姻、结社和商业合作，以及通过作为地方精英参与公共事业而形成联盟。[97]同时，通过其成员的为官生涯和文化活动，上层精英家庭也与国家官员和精英的网络相连。
富有的工商业者组成了非士绅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成了帝国晚期城市精英的角色和利益的变化。在济宁，他们以依附士绅学者和参与公共活动的方式来接近这个目标，以便挤入精英阶层，就像冷氏加入孙氏的玉堂商业伙伴关系一样，双方都受益匪浅。[98]济宁地方志记载了大量富人对公益事业的捐助，并将商、官、绅相提并论。这些结盟及其在济宁的合作活动与山东中部潍县的情况不同，那里强大而保守的儒家士绅学者将商人排除在精英社会之外。[99]而在临清，士绅力量弱小，未能达到坐商和行商（尤其是晋商团体）的地位。[100]而济宁地方精英则主宰了社会舞台和地方事务，包括从外部获取商品和资金的城市和郊区市场。[101]
济宁精英与江南同侪一样，热衷于通过个人和集体的文化表现、公共教育和慈善活动，将他们的社会和财富资源转化为地方领导权。[102]如前所示，在这些活动中，观光或旅游是士绅精英们培养他们的公共形象的有效途径。通过建设和使用太白楼、各种其他景点以及自己的园林，我们看到了济宁士绅精英如何有意识地重塑城市，并把这种建筑实物转化为对当地和自己的宣传。公众可见的风景点和园林，不仅仅作为观光景点而存在，还是精英们展示自己身份、显示力量的舞台，将其所有者定位为地方文化和社会网络中的关键角色。同时，对于文人来说，这些著名景点提供了社交聚会的平台，在这里当地的精英和远方来旅游的文人可以互动。这与清代扬州的园林社会功能非常相似，正如安东篱对此主题的深入研究所述。[103]像扬州一样，济宁精英们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传播他们的著述、书法、绘画，并通过在景区和历史遗迹中的社交活动，将他们的名字与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墨客联系起来。因此，他们扩大了自己在本地和外地的声誉。
同时，根据公共文化和政治价值，对某些风景建筑物改造工程的资助和干预可以在精英社会中“实现和解与重新融合”。[104]在景点和园林的联谊聚会因此导致以共享的“文化认同”为纽带的文人之间的“共同阶级认同”的创造，如梅尔清的扬州景点案例研究所示。[105]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太白楼等古代遗迹可能起源于明以前，但它们大概在明中期以后才拥有高度的文化地位。当时正值发生在人口流动和前所未有的社会交往水平的背景之下的士绅能动主义的高涨。
除了积极参与景点和园林的建设和利用外，济宁精英还参与慈善事业和礼仪活动。他们因此展现出仁慈的一面，并增强了他们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士绅在济宁孤养院、救济院，以及为无家可归者建立的慈善堂、粥棚以及义冢的制度建设和实际运作中担起领导者角色。他们作为政府的合作方和执行者，募集捐款、监督和管理。通过参与慈善事业，地方精英在地方社会的管理和监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他们也与江南城市精英类似。
利用自身在当地社会的象征性和实质性影响的优势，士绅自称是代表当地与官员交涉的代言人。例如，精英们与地方官一起上书朝廷要求缓征和减免赋税，暂缓劳役以减轻当地的税收负担。这样的公共角色往往体现在由当地官员提交给皇帝的奏折以及一些退休回籍的济宁官员的请愿活动中。例如，孙氏家族的第一位官员孙扩图（1717～1787，1775年中进士）向皇帝写了几个奏折，反对过度和非法摊派劳役和赋税。[106]甚至在他们为官时，济宁籍的官员也经常为他们的家乡利益请愿。郑与侨记载，杨士聪在1643年直接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免税请愿。在其他济宁籍京官的帮助下，请愿得到了批准。[107]税收赤字背后常常是基于当地共同利益的抗税，它将同一地区的精英团结在一起，正如康熙皇帝警告他的大学士时，直截了当地说：“山东绅衿最称桀骜，且好结朋党。”[108]因此，济宁精英将自己定位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促进地方利益。再次，在这方面，济宁精英与江南的地方精英十分相似。
八 结论
济宁从明中期开始成为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济宁城市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长三角地区建立的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文化，这是由当地景观、在作为帝国生命线的大运河南北居中的位置、当地历史遗产以及当地精英们的努力所共同塑造的。
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大运河显然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运河具有连接南北的重要功能，有助于跨越分离的区域的边界，也有助于促进沿线城镇之间的跨区域交流。因此，一个特定的大运河城市——在这个案例中的济宁——的文化和社会认同不仅仅是由其自身所处的北方或南方的地理位置决定，同时也是对外部因素的回应。济宁的南方特色应该被理解为通过大运河与长三角地区的南方运河城市进行贸易和交流的产物。事实上，帝国晚期的济宁故事与大运河的运作一起展开：当运河兴旺的时候，济宁也如此；当19世纪中期运河不再成为主要的交通大动脉时，济宁的文化和经济之花也就凋谢了，这就像许多其他运河城市的繁荣一样。[109]
一些中国学者用“大运河文化”这个词来描述山东西部运河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110]在运河区域，本土和外来文化元素碰撞、竞争和融合，形成了一种由沿着水路的聚落共享的独特的混合文化。鉴于其在南北运河路线上的位置，济宁对外来影响高度开放。像其他北方运河城镇一样，济宁将自身历史遗产与外部元素的各种成分融合在一起。其中，来自江南的那些元素在构建济宁的地方认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济宁在帝国晚期是一座“南方”城市，尽管其坐落于北方。
这些与南方城市的亲近关系不仅体现在文化上，也体现在济宁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构架上。在帝国晚期商业和文化上领先、士绅拥有权力的长三角地区，国家权力似乎后退为次一级的角色。[111]地方精英在济宁发挥了同样的主导作用。位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和旅游业环境中，济宁的士绅精英们在城市的商业经济中占有丰富的财政资源，能够在言论和行为上利用自身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支配地位。他们有效参与贸易和社会事务，在形成城市公共空间和政治文化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所有这些都提高了地方精英在促进地方主动性方面的集体性权力。结果，正如最近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所指出的，这导致公民或公共领域相对于官僚领域的扩张。[112]主导济宁文化的精英所发挥的作用，将其与天津、临清等北方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在这些城市，士绅阶级规模较小，对江南文化声望的形态变化兴趣较弱，政治主导地位较低，表现出更加刻板的北方城市风格，反映出更为强大的行政功能和国家存在。然而，由于城市对国家的经济依赖及其在国家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作用，济宁的士绅精英在追求政治利益方面似乎不如江南精英那么坚韧。[113]
本篇论文的写作，首先感谢的是我博士阶段的导师卜正民（Timothy Brook）。我也感谢以下学者在本文撰写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出色的评论和意见：格里高利·布鲁（Gregory Blue）、鲍德威（David Buck）、安东篱（Antonia Finnane）、傅凌智（James Flath）、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司徒鼎（Timothy Sedo）、邵勤、宋怡明（Michael Szonyi）、周岸瞩（Stephen Trott）、戴真兰（Janet Theiss），以及匿名评审专家。更感谢大力协助我进行田野工作的济宁当地学者，如张自义、杜庆生、冯刚、吕士胜等，余不一一。
（责任编辑：胡克诚）
注释：
[1] 本文英文版“A Jiangnan Identity in North China：the Making of Jining Urban Culture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曾发表在Late Imperial China 32（2011）。经作者孙竞昊先生授权，由陈丹阳博士翻译成中文于本刊发表，特此说明！
[2] 孙竞昊（1964～ ），史学博士，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时期区域与城市史（侧重江南和华北）及其近现代变迁。陈丹阳（1982～ ），理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科学技术史、历史地理学。胡克诚（1981～ ），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运河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明清史、运河史。
[3] 根据作者2001年夏天的田野调查。
[4] 根据翁贝托·梅洛蒂（Umberto Melotti）的看法，马克思将亚洲城市视为“癌症式的增长和集聚”，而缺乏“真正的城市精神和生产基础”，表现出“专制王朝的显著消费与实际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病态缺口”。因此，对“用于享乐的财富”的追求可能会使城市扩大，但在没有实际生产的情况下，它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存在”。见Umberto Melotti，Marx and the Third World，Trans.Pat Ransford，ed. with a forward by Malcolm Caldwell.London and Basingstock：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7，p.65。马克斯·韦伯拒绝将“中国城市的繁荣”归功于“经济和政治事业中的公民进取精神”，而这正是欧洲城邦的动力。另外，他强调帝国政府“河流管理”的需要。见Max Weber，The Religion of China，New York：Free Press，1951，p.16。马克思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分法，以及韦伯的传统与现代性（或者用他本来的词汇“传统”和“理性”）的两极分化，孕育了1960年代经典西方学术的支配性词汇和逻辑。参见罗威廉（William Rowe）关于1920年代至1960年代韦伯学派对中国城市的看法的讨论。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6-8.
[5] 例如牟复礼（F.W.Mote）的论文“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99”，pp.114-119，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01-154。在另一篇论文中，牟复礼将苏州视为在区域文化、教育、财政和商业的集中过程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少数特殊中国城市之一。牟复礼详细阐述了“城乡一体论”，展现出城市对理想化与现实化的基本乡村生活的服从与从属，后者符合中华文明的本质。Frederick W.Mote，“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59（1973）：37-38，54-62.罗威廉通过对19世纪汉口本土“城市自治”力量的展现，向这种对城市文化的否定提出了强烈挑战。见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序言和简介中的主要观点。然而，正如科大卫（David Faure）和刘陶陶所观察到的那样，汉口只是一个繁荣的商业“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没有受到政府通常性禁锢的“市镇”，而不是一个行政管理下的普通“城市”。因此，汉口在中华帝国晚期只是一个不具有完全代表性的城市。而且，它在太平天国之后、大规模西化前夜的戏剧性扩张，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见David Faure，and Tao Tao Liu，“Introduction，” in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Identity and Perception：Identity and Perception，eds.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 New York：Palgrave in Association with St.Antony’s College，Oxford，2002。虽然他们的观点与牟复礼彻底否认中国的内生城市主义不同，但他们仍然认为，所谓的“城乡差别”是“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只有部分融入了中国社会”（第14页）。
[6] 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历史中的应用，见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and II，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964）：3-44；24（1965）：195-228。
[7] 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对宋代长江下游商贸市场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之一，见其专著英文版Shiba Yoshinobu，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edited by Mark Elvin.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0.另见Shiba Yoshinobu，“Urba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s in the Lower Yangtze Valle，” in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edited by John Winthrop Haeger，Tuson，Arizona：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1975，pp.13-48。中国学者自1980年代初以来对明清市镇进行了研究。Haiyan Liu和Kristin Stapleton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了综述，其中包括傅衣凌和刘石吉等人的研究。参见Liu和Stapleton的手稿“State of the Field：Chinese Urban History，”3-4，19。从西方学术的角度对明清市镇历史研究的早期贡献是伊懋可（Mark Elvin）的专著（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在第十六章中，他认为17世纪江南市镇的增长既是农村商品化生产的成因，同时也是它的结果。
[8] 见Johnson，Linda Cooke，ed. Cities of Jiangnan in Imperial China，Alban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文章作者们提供了关于明清时期苏州、杭州、扬州和上海的新研究视野。
[9] 通过总结近期一些关于中华帝国城市进步的研究，司徒鼎（Timothy Sedo）的博士论文清楚地说明了过去三十多年来西方将江南地区发达的商业、文化和社会当作明代中国的主流叙述，并称其为“江南模式”，见Timothy Sedo，“Linzhang County and the Culturally Central Periphery in Mid-Ming China，” Ph.D.dis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2010，pp.6-14。
[10] 虽然最近的城市文化研究集中在1840年后的通商港埠，但是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案例研究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其中包括扬州、苏州和南京。Antonia Finnane（安东篱）和Tobie S.Meyer-Fong（梅尔清）已有两部引人注目的著作对扬州进行了研究：Antonia Finnane，Speaking of Yangzhou：A Chinese City，1550-185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Tobie S.Meyer-Fong，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另外，Yinong Xu的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um in Suzho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0）是关于苏州长时段城市史的考察。Peter J.Carroll，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Reconstructing Suzhou，1895-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分析了苏州作为一座古城的现代转型与重塑。在论述晚明南京的论文中，费丝言（Fei Si-yen）认为，这是一个矛盾的城市空间，是由城乡社会和军营等各种力量之间的复杂的文化代表性和社会政治性的“谈判”造成的。Fei Si-yen，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320，Cambridge，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11] 值得注意的例外包括关于北京的研究，如韩书瑞关于北京的庙宇的研究。尽管如此，根据韩书瑞的阐述，虽然北京的都市空间十分显眼，并展现了许多都市活动，但这个帝国首都的主要特征仍然是穿越领域的政治阴影。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
[12] 例如，关文斌（Kwan Man Bun）研究了天津，认为它是一个凭借国家对大运河运输政策和盐商的能动作用，从低微之处崛起的“基于中国标准的年轻城市”。见Kwan Man Bun，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
[13] 卜正民追踪了因海难漂流而来的朝鲜官员崔溥（1454～1504）的行迹。崔溥从宁波沿海沿水路（大部分路程通过大运河）乘船北上，直到通州。这展现了便利的运输路线和交流网络如何导致基础设施的变化，并滋养了运河沿线经济的繁荣。Timothy 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39-56.
[14] Frederick W.Mote，Imperial China，900-1800，Cambridge，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266-267，299-230，561，and 881-882.此外，Patricia Ebrey（伊沛霞）还在其主编的中国原始资料集的一章“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中收录了大约6世纪的关于南北文化隔阂的两段有趣的讨论。Ebrey，Patricia Buckley，Chinese Civilization：A Sourcebook，New York：the First Press，1993，pp.109-111.
[15] 崔溥在其《飘海录》日记中，对于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活动以及文化倾向方面的南北差异，留下了生动的观察记录。转引自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pp.49-50。
[16] 梅尔清在其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第165页中指出，南方文化的高声誉使其成为全国范围内具有吸引力的典范。因此，诸如扬州等地，“把江南的城市作为其理想和范本”，从而使当地精英自觉地以南方风格塑造了城市建筑等物质和非物质文化。
[17] 正如韩书瑞所说，由于激烈的政治事件和“严重的社会分裂”，明清时期难以严格定义为北京和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一段无缝衔接的时期”。Susan Naquin，Peking，xxi.然而，在我所选取的时间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济宁繁荣发展，并在大多数社会层面表现出许多一般特性，并没有太多明清过渡期间通常具有的不连贯性和兴衰变迁。因此，在这四个世纪的时间段内，我在强调济宁城市文化认同的主导性特色和倾向时仍使用“帝国晚期”这一通用说法。
[18] 康熙《济宁州志》卷8《艺文志上·重修济宁州学宫记（郑真）》，第31b页。
[19] 根据Jane Kate Leonard的说法，自从隋唐时期出现了遍布帝国的人工水道网络之后，大运河帮助国家完成了“范围大大扩展的帝国的战略控制与物流整合”。Jane Kate Leonard，Controlling from Afar：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1824-1826，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6，p.21.在这本书中，她深入研究了清廷如何利用大运河实现对“大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第2页）。
[20]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28，第10a页。
[21] 这个情况在清代的扬州、汉口、临清等纯商业中心更为明显，它们的商业与文化资源主要被外地商人所支配。例如，安东篱强调了徽州盐商的重要作用，他们是清代扬州重构中最具活力的寄居者。参见Finnane，Antonia，Speaking of Yangzhou，pp.12，144，以及第十章“The Huizhou Ascendancy”中的相关讨论。关于清代汉口的情况，请参阅罗威廉在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第七章“Local Origin in an Immigrant City”中的描述。
[22]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山东省图书馆抄本。
[23] 在济宁，目前可考的最早的会馆，是在1620年代建立在运河南岸的浙江会馆。它的大多数成员从事竹、丝织物、茶叶、大米和各种南方杂货的贸易。1620年代建成的会馆还包括从事茶叶、墨和木材贸易的安徽会馆，以及从事纸张贸易的福建会馆。清中期兴起的湖南会馆、金陵（或江南）会馆，以及以瓷器贸易而闻名的江西会馆，都坐落在南郊。参见赵玉正《济宁城区的会馆》，《文史资料（山东济宁市市中区）》第10辑，1997，第208～214页。另见《济宁运河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第128～135页。
[24] 数据来自《济宁运河文化》第246页中汇集的地方历史文献。
[25] 转引自李华《山东商帮》，中华书局，1995，第50～51页。
[26] 曾经担任按察司佥事的明中期官方学者熊祥说：“骚人墨客过是者，每以未获登临为恨。”见康熙《济宁州志》卷9，第6b页。巫仁恕辨析了“旅行”与“旅游”两个词，并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旅游文化在晚明的士绅精英和大众中都流行起来。参见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
[27] 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26a页。
[28] 沈光：《李白酒楼记》，见于康熙《济宁州志》卷8，第3a～4a页。
[29] 引自康熙《济宁州志》卷9，第14a页。据《旧唐书》称，李白的父亲曾在任城县为官，但这个记载并不可靠。见《旧唐书》卷190《李白》，中华书局，1975。
[30] 引自康熙《济宁州志》卷10，第7a页。
[31] 河南东北部的精英们通过颂扬本地区遥远的历史事迹，同样塑造了当地“文化中心”的感觉。参见Roger V.Des Forges，Cultural Central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ese History：Northeast Henan in the Fall of the Mi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11-14，118。
[32]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2，第19页b。当代研究证实了18世纪初提出的疑问，李白从未将他的家搬迁到任城。其中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在李白七十多篇关于山东的作品中，只有不超过三篇是关于任城的。结论是，李白的家在兖州的治所瑕丘，离任城60里。见安旗《东鲁寓家地考》，载中国李白研究会、马鞍山李白研究所：《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第273～281页。当时，任城是兖州的属县。李白著名的《任城县厅壁记》中的“贺公”显然不是贺知章。李白在742年夏天来到都城长安之前，从未见过贺知章；这次见面时，这位年长李白四旬的显宦对他的诗文才华表示赞赏。见黄锡珪编《李太白年谱》，学海出版社，1980，第11～12页。
[33]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9之3，第232a页。
[34]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9之2，1927，第1a页。
[35] 太白楼的修建历史与清代的扬州相似。梅尔清探讨了扬州精英和寄居者如何戏剧性地“发明”扬州文选楼与伟大的古典文豪萧统（501～531）之间的联系。参见Meyer-Fong，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pp.75-88。
[36] 例如，1785年的地方志列出了一个陵墓的长列表，时间范围从传说时代到晚近时期。见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5。
[37] 包括济宁地区在内的黄河下游，属于冀朝鼎所称中华帝国早期的“重点经济区”，它延续到了（尽管呈缓慢衰落的趋势）第一个千年以后。Chao-ting Chi，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New York：Paragon Book Corp，1963，pp.9，13.
[38] 民国《济宁县志》卷4，第1b页。
[39] 从柯格律的观点来看，一座园林的名声取决于附加在其起源上的文化遗产，梅尔清进而将文化表征的适用性扩展到所有著名的旅游景点。见其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p.25。
[40] 这种习俗延续到民国时期。1927年11月3日，农历九月初九那天，士绅领袖潘守廉（1847～1934）在他的别墅安排了一个酒宴，与二十名本地高级士绅一起庆祝重阳节，其中包括退休的山东省咨议局议长杨毓泗（1864～1921）。宴会结束后，他们去了太白楼创作和吟诵诗歌。潘守廉认为这次聚会是一个“伟大的事件”。见民国《济宁县志》卷4，第33b页。
[41] 民国初期，太白楼继续被当作享誉全国的公共场所使用。1916年9月，维新派的康有为访问济宁时，受到当地的官员和文化领袖的欢迎，其中包括前济宁直隶州知州、现任济宁道尹的邓际昌（1856～1930）、杨毓泗和潘守廉。他们陪同他到太白楼。为了纪念这次访问，康有为为太白楼题写了楼额。见刘广新《康有为与济宁》，政协济宁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活页》第1辑，1991，第33～47页。
[42]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3，第1a页。
[43]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23，第24a页。
[44] Joanna Handlin Smith，“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1（1992）：55-81.
[45] 尽管扬州位于长江以北，但由于它在大江南区域的重要地位，安东篱还是将扬州列为江南城市。Speaking of Yangzhou，pp.29-30.
[46] 梅尔清在清代早期的扬州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扬州在实体上是一座长江以北的城市，即使其精英试图把江南的文化声望应用于他们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假想的南方文明体现在建筑上、地名上，以及特别是通过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的自觉地比较和联系。” 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p.164.
[47] 引自李继樟《济宁直隶州拟稿·园亭》，1927，稿本，山东省博物馆。
[48] 参见《济宁运河文化》第161～169页中关于十二个古代园林的详尽描述。
[49]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
[50] 1980年代中期，一位当地老人对20世纪初济宁杂货市场的回忆也提供了关于早期的一些资料。在南郊，特色店铺和手工业工厂一排排分布在运河岸边。许多商业和住宅建筑的在定位和风格上都明显南方化。韩海岑《漫忆济宁杂货行业之兴衰》，《文史资料》（市中区）第四辑。
[51] 清代扬州的园林住宅揭示了类似的例子。孟悦把扬州视为清代“城市内部”的代表，就像通过园林反映出来的那样。她强调了北京（或北方）宫殿般的大厅比苏州和杭州的典型江南园林更高更宽。Yue Meng，Shanghai and the Edges of Empires，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pp.142，144-145.安东篱还注意到清代扬州园林“故意仿效北京建筑”的一些例子。Speaking of Yangzhou，pp.198-199.梅尔清从她的清代扬州案例中阐述，北京稳步取代江南，成为新的国家文化中心。在18世纪，北京——而不是江南——是其他城市模仿的主要对象。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pp.165-168.
[52] 然而，Věna Hrdlicˇková认为，因为扬州位于南北之间的分界线上，其园林结合了北方的“男性气概”和南方的“优雅气质”。见她的文章Věna Hrdlicˇková，“The Culture of Yangzhou Residential Gardens，” in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in Yangzhou，ed. Lucie Olivová and Vibeke Børdahl，75-86，Copenhagen：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Press，2009，p.75。
[53] 园林成为商品，而“园林的个人元素”可以在商业发达的城市频繁易手。柯格律（Craig Clunas）指出了关于苏州园林的一些明末著作的证据。见Craig Clunas，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p.90，169。
[54] 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49a页。同样的，在明中叶的苏州，十二位著名园林的拥有者中有八名担任重要官职。Craig Clunas，Fruitful Sites，p.20.
[55] 据韩德林（Joanna Handlin Smith）的说法，著名的晚明士绅官员祁彪佳（1402～1445）以及其家族和当地朋友在他的家乡山阴（绍兴县）和邻近地区的住宅园林投资。通过“交叉的行政边界”，这些活动帮助当地精英建立了“社会网络”。Joanna Handlin Smith，The Art of Doing Good：Charity in Late Ming China，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pp.211-214.
[56] Craig Clunas，Superflu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1，pp.169-170.
[57] 据柯格律介绍，关于在晚明修建一座苏州园林的确切费用，几乎没有什么证据留存，但是“有来源说，数千盎司的白银花在池塘和假山的布置中”。Fruitful Sites，p.129.对于奢侈消费的社会环境，巫仁恕阐明了如商品经济和国内外市场扩张、城镇化的发展，家庭收入增长和享乐主义思想等因素，形成了“消费社会出现的背景”。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第40～55页。
[58] Clunas，Fruitful Sites，p.132.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巫仁恕提供了关于晚明士绅“消费文化”如何为社会竞争做出贡献的丰富数据。这些社会竞争包括公开展示、社会地位和阶级识别。参见他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第96～114页、第190～203页、第294～295页中的相关描述和讨论。
[59]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他指出，有许许多多的石碑在明末被用作济宁的防卫武器。
[60] 据李联棠1933年的田野调查报道，这座庙会由于土匪的原因而于1928年终止。见其《王母阁庙会》，第230～231页。除了宗教、文化和娱乐功能外，明清时期的庙会也具有商业意义。见姜守鹏《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26页。
[61] 陈宝良认为，苏州在明中期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其非凡的财富和繁荣的商业。时尚随着货物的运输向北传播。见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15～16页、第24～25页、第44～45页。明朝的“苏样”概念（苏州风），依据费丝言的解释，是“时代思想中的品味与时尚”的同义词。Negotiating Urban Space，p.15.在清代扬州，苏州风格在当地建筑和文化标志中非常醒目。Meyer-Fong，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p.169.
[62] 类似的记录和讨论在明代晚期文学中普遍存在。可参见卜正民引用的巡抚张涛（1586年中进士）的话。他哀悼王朝的衰落，一方面由于商业的兴起，一方面由于将明初简单稳定的农业社会秩序理想化。这种怀旧唤起了儒家更大范围的焦虑，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当时的客观条件。Brook，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pp.17，86，153，238.
[63] 像许多其他中华帝国晚期领域的历史学家一样，卜正民着重关注正德年间（1506～1521），它被明末的作家广泛归纳为明朝社会向商业和消费的颓废转变的转折点。见其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pp.139-152。
[64] 康熙《济宁州志》卷1《旧序（王国桢）》。
[65] 康熙《济宁州志》卷1《旧序（杨洵）》。
[66]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俗尚记》抄本，藏山东省博物馆。
[67] 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19b～20b页。
[68] 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18b页。
[69]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21b～24a页。
[70] 远敬：《济宁解放前的“妓女”与“妓院”》，济宁市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258～272页。
[71] 从梅尔清对清代扬州的描述中可以看出，“颓废、诱惑、淫荡”在当时被称为典型的南方特性。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p.175.
[72] 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第25b页。
[73] 见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结构探析》，《齐鲁学刊》1994年第4期。卜正民的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一书从另一方面充分揭示了全国性的潮流，但也以江南为重点。特别见第二章“Spring”和第三章“Summer”。
[74] 饮茶的习惯直到明朝才开始流行。而济宁是从南方用船运来的茶叶的贸易集散中心，也是茶馆的集中地。这里的各种资料取自《济宁运河文化》，第124～128页。
[75] 正如卜正民所指出的那样，随着明中期商业印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的私人藏书在江南地区并不罕见。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pp.129-134.
[76]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6，第1a页。虽然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夸张，但确实近一半的保存完好的中国汉代碑刻是在济宁发现的。根据一部新出版物，在济宁地方文献中记录的汉代碑刻半数以上都失踪了。然而，济宁市（包括曲阜）现存的汉代碑刻与新发现的残片加在一起，符合“半数汉碑在济宁”的说法。见宫衍兴《济宁全汉碑·前言》，齐鲁书社，1990。
[77] 黄茂琳：《“土山”杂谈》，《文史资料（山东济宁市市中区）》第1辑，1985，第137～148页。
[78] 王铮：《漫谈消失了的济宁土山》，《济宁文史资料》第7辑，1990，第174～187页。另见《济宁运河文化》，第248、327～329页。
[79] 一篇回忆讲到，1920年代，作者在孩提时与父母一起造访土山。父母亲奖励他，允许他到土山玩游戏、观看节目、吃零食。见胡力夫《我童年的摇篮——济宁》，未刊稿，济宁市政协文史委资料室。
[80] 关文斌分析了帝国晚期天津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认为这种商业主义、享乐主义与城市主义的精神与“农村与城市之间没有区别的儒家思想”不符。Kwan，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pp.85-88.
[81] 正如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所说，山东南部和西部是贫瘠且人口稠密的农村，因此“是盗匪横行的地区”，而像济宁周边这样的几个城市化地区却避开了，这反映了“一种属于长江下游的与山东其他任何地方完全不同的吸引力”。Joseph W. Esherick，The Origin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6-13.
[82]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8，第41b页。许多学者讨论了明末的儒家信仰危机。例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中分析了李贽的职业生涯和思想。卜正民深入讨论了在明中后期的商业世界面前，士绅价值观的混乱，这个商业世界为他们带来了财富和其他乐趣。他的相关讨论见诸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83] 万历《兖州府志》卷4，第6页、第12a页。
[84] 即使是今天，附近城镇的居民也习惯了称济宁人为“济宁猴子”，来描绘他们的聪明、通变甚至是狡猾的性格。同样，临清居民的商业特征也给他们带来了“临清猴”的称谓。
[85] 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7之2，第5a页。
[86] 济宁的多种信仰对应于不同的文化、地方和族群背景。为了服务大型穆斯林社区，几个华丽的伊斯兰清真寺分布在城市和郊区。萧鹤声、唐承涛：《济宁的回族和伊斯兰教》，济宁市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4辑，1988，第189～212页。
[87] 例如康熙《济宁州志》卷2，第3b页；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5之2，第1a页至卷5之3，第8a页。
[88] 在中华帝国晚期，士绅精英往往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提并论。其中一个原因是佛教在所有阶级中获得了数量最多的皈依者，为士绅在地方社会宣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舞台，这种权力与国家的利益和意愿有所不同。卜正民对晚明地方社会的这个特征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见其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93，p.30。
[89] 见万历《兖州府志》卷25，第1页；嘉靖《山东通志》卷20，第1a页。
[90] 一个回忆录回忆起1920年代的大型城市神游行，吸引了邻县的游客。萧少兰：《忆济宁城隍出巡》，济宁市市中区政协编《文史资料》第10辑，1997，第277～278页。
[91] 关于运河神的相关记录见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0，第4b～5a页。
[92]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胜迹记》。
[93] 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8，第49b页。
[94] 韩书瑞对北京明清寺庙的详细分析表明城市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包括官方社坛、佛教、道教、祖先崇拜、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各色宗教。日常生活中，佛教与道教的表现有时会重叠，但没有一方“占主导地位”。Naquin，Peking，pp.52-55.
[95] 周锡瑞指出，济宁地区（包括三个下属县），“毫不奇怪，该地区每5万人口产生了相对较多的2.91个举人——大致相当于山东半岛的水平（1851～1900年间）”。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Rebellion，p.13.他的统计资料来自清末，当时山东东部在经济文化方面与边缘化的山东西部地区相比，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对山东省相对于整个帝国的学术成就进行总体评估，其进士平均百分比在明代排名第八，在清代排名第九。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p.226-230.
[96] 桐城县的情况与此类似，根据Hilary Beattie的研究，桐城县同样有不少士绅精英家族通过采用各种策略，在帝国晚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其持久的显赫地位。这些策略包括如土地所有权、科举为官生涯、公共服务、学术成就、婚姻纽带，以及广泛的其他社会、文化和政治活动。Hillary J.Beattie，Land and Lineage in China：A Study of T’ung-Ch’eng County，Anhwei，in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London，New York，and Melbour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88-111.
[97] 这种情况与江南类似。见Joseph Esherick，and Mary Backus Rankin，eds.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18-20。
[98] 我们可以在清代的扬州看到类似的情况。大约在18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盐商领袖马氏兄弟，主要通过参与精英社会活动来获得声誉和地位。Finnane，Speaking of Yangzhou，pp.256-261.
[99] 王守中和郭大松的研究显示，由于文化遗产和处于山东东西部运输和贸易走廊的关键位置，潍县是明清的商人和士绅学者的聚集地。然而，虽然他们受益于商业和手工业生产所产生的地方财富，但强大的士绅精英们故意将自己与商人区分开来。见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89～93页。
[100] 这很像扬州的情况，从明末到晚清，寄居商人——尤其是徽商——主宰了临清的地方经济，从而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见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载临清金瓶梅学会编《临清与金瓶梅》，山东省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1992，第72～78页。
[101]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内地的晚清时期。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0.
[102] 几十年来，精英能动主义一直是帝国晚期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研究的焦点。学者们特别注意从事地方事务并主宰舆论的江南士绅。实例见Esherick and Rankin，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103] Finnane，Speaking of Yangzhou，pp.199-203.
[104] 梅尔清用扬州景点平山堂来讨论清初扬州的这一社会功能。见其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chap.4，p.128。
[105] 梅尔清对清初扬州四个著名景点的研究表明，文人精英利用景点，共享遗产，以提升统一的阶级认同的理想。见其Building Culture in Early Qing Yangzhou，pp.4，35。
[106] 孙扩图指出，他提交了“三次”请愿，反对强制过度摊派用于运河的秸料。见孙扩图《一松斋集》卷1，山东大学图书馆藏，第7页。
[107] 郑与侨：《济宁遗事记·人物记》。
[108] 《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九月戊寅，第20页。
[109] 我曾考察过济宁如何应对由清末时期大运河衰落造成的衰败。见Jinghao Sun，“Resisting Marginalization in Late Qing China：Local Dynamics in Jining’s Initial Modern Transformation，1881-1911，” 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6（2009）：191-212。
[110] 在大运河文化第二次全国会议上，有几位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强调了运河城市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因为它们通过运河运输吸收了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从而在特定地区显示出跨地域的特色。见《济宁运河文化》，第245～251页中的摘要。
[111] Esherick和Rankin分类并综合分析了长江下游士绅精英在当地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见其编辑的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pp.17-21。
[112] 在公共项目资助和管理方面的精英活动，表现出他们对当地公众的关注。作为官方的对立面，他们在展示自身行动性的某些自主特征方面表现出了自我意识。卜正民的宁波士绅案例研究强调了国家权力与当地精英之间的竞争。因此，“19世纪以来，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展，国家干预地方事务的能力下降，使得士绅长期习惯于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新兴公共领域，明确地进入到了国家权力的缺口”。Timothy Brook，“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The Gentry of Ningbo，1368-1911，”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edited by 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27-50.
[113] 通过阅读关于精英公共行为和行为习惯的原始文献，我的印象是，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张力不是作为一种“民主社会反对国家”的心态，而是主要以合作或和解的方式来实现。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社会”的这个说法，在很多方面都接近于卜正民和弗洛里奇对中国最近社会变迁的评估：“国家被认为发挥了增进和联合的作用，作为有时候仁慈却常常自私的合作伙伴，服务于寻求向国家提出主张而不是作为对手的社会实体。”见Timothy Brook，and Bernie Michael Frolic，“Epilogue：China and the Futur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ir edited Civil Society in China，Armonk，N.Y.：M.E.Sharpe，1997，p.196。
按：本文载于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5-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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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