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大运河不仅是国内贯通南北的经济命脉与文化走廊，也是外国人观察中国物质文明与地域文化的独特窗口。马戛尔尼使团日记主要是由约翰·巴罗、乔治·斯当东等人撰写，日记中详细记录了18世纪末使团沿运河航行的种种见闻，既有对运河船闸、水利工程等技术细节的细致描述，又生动描绘了运河沿岸城镇的繁荣景象与风土民情，为研究明清运河社会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对这些暗含欧洲中心主义认知框架的域外记载进行系统梳理与比较分析，可以更全面地还原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图景，深化对运河沿线社会生态、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交融的理解，同时也为反思近代中西关系的演变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关键词：清代；马戛尔尼使团；旅行日记；大运河
基金：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原则与策略研究”（22BLYJ05）;山东省国土测绘院委托项目“实景三维‘鲁风运河’文化创新工程课题研究”（R25WD356）
作者简介：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运河文化史。程明亮(2000—)，男，山东东营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24级学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科历史教学和运河文化史。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发生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此次访华由英国政府主导，主要是尝试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以开拓对华贸易市场，并借此搜集中国社会、政治等相关方面的情报。使团由乔治·马戛尔尼率领，意图通过外交途径推进英国在华利益。由于两国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领域方面迥然不同，双方政府在各自核心利益上互不相让，谈判以失败告终。主要由约翰·巴罗撰写的《巴罗中国行记》和乔治·斯当东等人撰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详细记载了此次出使的经过。这些日记出版后不仅轰动西方世界，也为我们了解18世纪末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英国使团在访华的往返途中均经过京杭大运河。来访时，使团先经海路到达大沽，然后沿河到天津停留，之后继续从天津三岔口乘船，于通州北关闸上岸，前往北京。回程时，使团在通州北关闸上船，之后沿运河一路南下抵达杭州。使团成员在旅行日记中留下了大量有关京杭运河沿岸城镇、民风民俗、水利设施及名胜古迹的记载。这些珍贵记载不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水利工程技术和沿岸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还反映了西方观察者的认知特点。近年来，学界围绕域外文献中的大运河做了大量研究，但聚焦于马戛尔尼使团日记并分析其大运河书写特点与价值的成果尚不多见注。本文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期间留下的日记文献为依据，系统梳理了使团成员沿大运河航行过程中所作的记载。结合中国本土的官方档案、地方志及私人笔记等一手史料，采用中外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对18世纪末期中国大运河的航运状况、沿岸经济发展、社会风貌等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究。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准确地还原清代乾隆年间大运河的实际运作场景，为理解清代中后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新的实证材料，同时也为我们深入探讨18世纪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 运河交通及水利设施
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水利交通工程，构建了贯通南北的航运网络，其核心设施包括人工河道、船闸、堤坝、码头等。这一工程不仅通过分级船闸实现水位调控以保障航运畅通，更以堤防工程兼顾防洪与灌溉功能，形成了集运输、调水、防灾于一体的水利体系。这些运河水利设施展现了中国古代在水利规划、河道治理等方面的卓越智慧[1]。
1.1 对大运河交通的生动描述
马戛尔尼使团于18世纪末访问中国时，详细记录了大运河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内河交通枢纽的实际情况。使团成员在沿河北上途中，对大运河的航运功能、河道状况、沿岸设施以及船只类型进行了细致观察，并特别关注了其在商业运输与物资流通中的关键作用。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运河在当时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后人研究清代内河交通体系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巴罗中国行记》记载：“途经天津时，我们发现要非常困难地通过云集在当地过冬的大量船只，其中约有500艘是运粮到首都的御船。御河，……也叫作运粮河，即运输谷物的河，自西而来，在城头汇入白河。我们的船至少花了4个时辰才穿过大量停靠在这条小河过冬的船只。总之，御河因与大运河相通而变得重要。”[2]410这里的“御河”也就是“卫河”，隋代的永济渠已有此称[3]。乾隆《大名县志》中记载御河：“隋大业四年，又引白沟为永济渠，亦曰御河，自是卫河专有御河之名，而淇水之名遂掩。”[4]105御河加强了河北地区与周围地区的联系，促进了河北平原的经济发展，在南北漕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京杭大运河沿线多建有控制水量、调控水位的水闸，英国使团对这些水闸的结构与功能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描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为保证御河水汇入后的水流平稳，在运河的重要河段增加了多道水闸，部分水闸间距不足一英里（英里等于1.61公里）。与欧洲常见的水闸构造不同，运河水闸并未安装高、低水门，设计特别简易实用，只是在桥墩、石堤两侧的沟槽中上下叠放多块厚木板，中间留出足以通行大船的宽度。这种结构不仅方便修缮与维护，而且成本较低。此外，由于不同运河河段的水位存在高低差异，这种类型的水闸主要发挥着调节水量、保障通航的作用[5]486-488。使团详细记载了京杭大运河水闸设计简洁、成本低、易维护的特点，同时，使团对中欧水闸的比较也突出了大运河水闸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优势，展现了中国古代运河水利技术的水平。
斯当东在其记录中具体描述了水闸的运作方式：水闸每日仅在固定时间段开启，等候通过的船只需缴纳少量通行税费，所收税费专门用于水闸与河堤的维护与修理。每次开闸耗水量有限，水位仅下降几寸，而且会得到其他水源的补充。在水流湍急且闸间距较长的河段，开闸时水位可能下降一至二尺。运河是沿原有河道开凿的，因而深度不一，河道弯曲，河面也较宽。继续向南航行，运河两岸设有水门，能够调节运河的水流，保持水量的平稳，对水闸的依赖减小，通常一天内船只经过的水闸不超过六座[5]488。《巴罗中国行记》也记载：“平稳的运河水只用架在石墩槽上的松动木板，从一地到另一地予以调节。这种水闸很少超过水面l英尺；每个水闸都有一间防守室，屯驻的士兵比寻常的多一倍，用来在需要时起落木板。运河开始有60到100英尺宽，到这个地方，因为有石礅水闸，变窄到约30英尺。”[2]414这些文字记载了运河水闸的实际运行过程和所收取的通行税费是运河水利工程可持续运行的重要资金来源的事实。
1.2 对大运河水利设施的细致观察
使团成员不仅记录了水闸的运行情况，还对运河的其他水利设施进行了细致的观察。这些记录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水利工程技术的高超水平，还揭示了运河在国家经济与交通中的核心作用。
明朝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采纳了白英老人提出的“南旺导汶”策略，在山东东平的戴村修建土坝，拦截大汶河水并引导其向南流入南旺湖。依托南旺湖所处南北分水脊的地势，将汶水一分为二，六成北流至临清，其余四成南注泗水。这一举措不仅有效维持了南北运河的畅通，也显著提升了整体的水运效率。有关南旺分水工程，《名山藏》记载戴村老人白英指出：“南旺地耸，盍分水于南旺，导汶趋之，毋令南注洸、北倾坎，其南九十里流于天井，其北百八十里流于张秋，楼船可济也。”[6]1376谢肇淛《北河纪》中也谈到工部尚书宋礼：“又用汶上县老人白英计，于东平州东六十里戴村旧汶河口筑坝，导汶水西南流，由黑马沟至汶上县鹅河口入漕。”[7]52-53《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对此亦做了详细记载：船队航行至运河全程约五分之二处的最高河段，汶河在此处与运河呈直角交汇，作为补给运河的主要水源，其水量充沛。交汇之处水流湍急，运河西岸筑有一座坚固的石砌墩台。汶河水以较大冲击力撞击墩台后顺势分流，一部分向南，另一部分向北[5]490。戴村坝工程基于对水文地势的精确把握，通过筑坝引汶水至运河制高点南旺，并利用地形实现南北分流，从而长效解决了山东段运河的水源不足的问题。其科学的设计、坚固的构造和稳定的运作，不仅保障了明清漕运数百年的畅通，也展现了古人顺应自然、系统治理的智慧。
《巴罗中国行记》还记载了运河水利工程的特点：“这项工程的设计者看来是把两河的中点，或者附近某地，作为施工的开始，因此从这个中点往北，也就是高出的地方，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平，向下挖掘三四十甚至70英尺；而从同一点往南，也就是低下的地方，他们又不得不把水流保持在庞大的泥石堤岸之间，几乎比湖泊、湿地和沼泽都高的平面上。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集中各种材料和必需的大量人力修筑这个巨大的渠道，是难以做到的，只有在专制君主一点头就能使百万人参加劳役的国家才做得到。”[2]418要保证运河的顺利畅通，河道的疏浚、堤防的修缮以及沿途的保障，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这既给沿途运河劳工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成为他们维持生活的重要来源[8]。因此，运河的畅通无阻不仅关乎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深深影响了沿运地区百姓的命运。
马戛尔尼使团对运河交通及水利设施的记载从多维视角出发，记录了船闸构造、水位调节等技术细节；关注运河管理中的通行税征收及船只调度等管理事宜；并通过中西方技术对比指出中国水利设施“以简驭繁”的特点。此外，使团在感叹中国对自然地理条件巧妙运用的同时，又指出运河水利工程的修建与中国专政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些记载不仅展现了18世纪中国运河沿岸的真实风貌，更以西方使节的独特视角，揭示了传统中国在水利工程、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古老智慧。
2 运河城镇及建筑景观
元代京杭大运河的重新开通与南北裁弯取直，为运河沿线城镇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得益于水陆运输的畅通与便捷，一批新兴运河城镇应运而生[9]45。这些运河城镇集中体现了“因河成镇，商漕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形成了以运河为轴线的空间布局和多元融合的建筑特征。马戛尔尼使团日记中对运河城镇及建筑景观有着丰富的记载，描述了城镇的繁华景象，对运河沿线建筑景观及名胜古迹也做了大量描述。这些对运河城镇及建筑风貌的记载，为后人了解18世纪运河沿岸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特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1 对运河城镇风貌的详细记载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期间，对沿途经过的多个重要的运河城镇的社会经济、文化风貌及人民生活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使团成员通过日记、报告和书信等形式，描述了运河沿线城镇的繁荣景象，如繁忙的商业活动、密集的人口以及独特的地方风俗等。
使团临近天津时，原以为在首都附近能够看到相当多的人口，但事实并非如此。《巴罗中国行记》记载：“我们对人数之少和农舍大多破烂、肮脏相当吃惊。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2]409使团对天津近郊人口稀少、房屋破败景象的观察，揭示了清代中后期首都周边地区存在的民生凋敝现象，与使团对京畿繁荣的预期形成鲜明对比。
青县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河北省东南部，明洪武八年（1375年），始称青县，境内大运河纵穿南北。使团从天津航行两天后，到达青县。《巴罗中国行记》记载青县：“那里仍是一马平川，土壤里找不到一块鹅卵石，土地耕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有几个分散的村落，屋舍破旧，人口显然不多，水上有许多人家，船民拥塞。”[2]412作为大运河重要节点的青县，这片区域陆上村落人口稀少、民生凋敝，依托便利的航运与运河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多百姓的生产生活都集中在运河上，展现了运河沿线地区百姓的生存理念。
对于江南运河城市苏州，使团成员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进行详细描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苏州府面积广阔，人口稠密。城内屋舍大多建筑精良、装饰讲究。当地居民多身着丝绸衣物，神情怡然自得，整座城市展现一派繁荣景象[5]511。《巴罗中国行记》记载：“我们足足走了三个钟头才从苏州郊区到达城墙，许多船只在那里停泊。这个大城内外无数居民都衣着更好，看上去都更满足和愉快，胜过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见。”[2]421同治《苏州府志》的记载：“吴都壮丽，夙号雄藩，二八通门，水路交错，兼之旁邑，三城分圻而治。”[10]298使团成员的记载可以印证当时苏州城之繁华。
对于运河南端的杭州，使团日记亦做了描述。《巴罗中国行记》记载：“在这里，大运河支流的尽头是一个大港湾，船只云集。从这个港湾，有许多小水道经拱洞流入城里，从四方通过城市，最后在西城外的一个叫作西湖的湖里汇集。”[2]423他还写道：“街道保持得非常整洁。商店都摆出不同的丝织品、染色棉布和本色布，各种英国的宽布，尽管主要为蓝色和鲜红色，仍用作冬外套、椅套及地毯，还有供应北方市场的大量皮货。我们经过的大街还有肉铺、糕点铺、卖鱼的、卖大米和其他谷物的、雕象牙的、售卖漆货的、茶馆、菜馆及棺材铺，最后一种买卖在中国备受重视。”[2]427这些记载既反映了杭州城内水道的密集，城内外交通运输的便利，也体现了杭州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重要经济地位，为我们理解大运河作为线性文化遗产提供了一手资料。
2.2 对运河沿线建筑景观的记载
马戛尔尼使团对运河沿线建筑景观的记载，构成了其访华行程记录中极具文化意义与历史价值的重要部分。使团成员在沿京杭大运河航行的过程中，不仅详细描绘了沿岸各类建筑景观的形制与风貌，还记录了大量关于名胜古迹的布局特征、历史背景及其文化意涵的观察。通过他们的细致描绘，18世纪末中国运河区域的人文景观与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生动呈现。
临清舍利塔坐落于临清城北侧、卫运河水道以东，是一座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161年），其与通州燃灯塔、杭州六和塔、镇江文峰塔合称为运河四大名塔[11]80。民国《临清县志》中记载舍利宝塔：“在城北五里许卫河东岸永寿寺南，明万历间，邑人柳佐建，俗称其地为‘塔湾’。塔九级，高十余丈，作八角形，矗立岧峣，登其上，可以望岱。”[12]134《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对临清舍利塔进行了详细记载：10月22日，船队抵达临清州。城外有一座九层宝塔。中国人有在丘陵地带建塔的传统，且大多建在山顶。塔身高度通常在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呎之间，整体高度约为塔底直径的四到五倍。层数多为单数，如五层、七层或九层，自下而上逐层内收，塔基部分的面积最大[5]486。《巴罗中国行记》对临清舍利塔亦做了详细记载：“在（运河与御河）汇合处是临清宝塔，一座八角形的金字塔，多半作为这个伟大有益工程的纪念，然而，从目前的状况看，塔显然没有存在许多年。我们想进去看看建筑的碑记，就困难地登上九层楼的第一层（因为与地面平行的小门是用砖筑高的），但它只剩下空墙，没有台阶，无法登顶，塔下堆满垃圾。”[2]413-414地方志明确记载了舍利塔建于万历年间，由邑人柳佐兴建的基本史实，以及塔共九级、高十余丈的外形特征。而英国使团的记录则补充了更具体的建筑比例、层数等细节，并通过实地探查的视角，揭示了该塔在清中期已内部破败、缺乏维护的状态。这些不同来源的记载相互印证，不仅体现了舍利塔作为运河沿岸地标性宗教建筑的往日风貌，也通过其破败的现状，展现了一座古建筑在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变迁。
马戛尔尼使团对运河城镇及建筑风貌的记载细致入微，既注意到运河沿线建筑与运河及水利工程的密切关联性，还关注到城镇“河街并行”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南北对比中，北方城镇的简朴风貌与江南地区的繁华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苏州、杭州等地，精致的民居建筑和繁荣的商业景象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这些记载不仅客观呈现了运河城镇的建筑风貌特色，更以跨文化视角揭示了其作为运河经济枢纽的重要历史地位，为研究清代以来沿运河城市的发展变迁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
3 运河民俗及社会风情
大运河在促进运河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沿岸的民风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孕育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运河风俗，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带来社会习俗的重大变化[13]90。这些运河风俗既保留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又通过频繁的人员往来与商业交流，实现了南北文化的深入交融。这种文化现象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发展模式，也反映了运河作为文化走廊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
3.1 对运河民俗的记载
《巴罗中国行记》记载：“当天我们遇到的船只几乎都装载棉花袋。适逢满月的夜晚，我们得不到很好休息。人们举行传统的仪式，包括放小鞭炮，不时敲锣打鼓，乐声刺耳，还有焰火，我们的船停留不动，通宵狂欢直到日出才结束。”[2]413《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载：10月18日，船队进入山东省境内。山东省接待人员接替了北直隶省的接待人员。当日下午经过两座城池，每座城前均有大量船只停泊。适逢农历十五，沿途民众彻夜举行各类宗教祭祀活动，爆竹声、锣鼓声不绝于耳，焚香敬神等仪式也从午夜持续至次日天明[5]485。清代沈惇彝《黄河船词》记载：“河神高向板间书，香火曾无一日虚。忽听船头喧爆竹，始知今是月之初。”诗注“舱板上粘写神位，朔望必敬”[14]325。可以看出每月初一与十五人们要开展祭祀河神的仪式，也就是使团日记中所说的宗教仪式。运河沿岸的宗教祭祀活动既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沿运地区百姓的重要传统习俗与生活写照。
运河船只在靠近黄运交汇的河段航行时，由于地势、水势的复杂，航行途中往往面临较大的风险，因此当时的船工和水手都有祭祀河神的传统习俗。祭祀河神的行为是当时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尚未成熟，难以抵御不可抗拒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因而产生了对异化的自然力的膜拜，通过祭祀河神来寻求河神的庇佑，祈求航行的平安[15]。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记载：行船通过黄河水流湍急处时，为祈求航行平安，往来船只多在此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使节船的船长在水手簇拥下，手持一只公鸡走向前甲板，将鸡首斩落抛入河中，随后以鸡血滴洒于甲板、桅杆、船锚及舱门等处，并插上数根鸡毛。船头甲板上呈单排摆放数碗肉肴，其前再置酒、茶、油、盐各一盏。船长随后跪地三叩首，双手高举，口中默念祷词。此时水手们高声鸣锣、燃放鞭炮、焚烧纸钱与香烛。船长于船头奠酒后，将酒、茶、油、盐等依次倾入河中。仪式结束后，水手们共聚甲板，分食祭品。待船只平安抵岸，船长会再次至原处叩首三次以酬谢河神。此类祭祀通常于航行遇险或遭逆风时举行，以祈神佑。此外，中国船只常在舱室左侧设一神龛，每日供奉并祷告。船头敬神之处，船员除非必要也不可随意走动[5]498-499。
《巴罗中国行记》也记载：“在我们的船投入波涛汹涌的黄河之前，据说必须作一种祭礼。举行这种宗教仪式（确实可视为几乎是宗教的全部内容），代表中国人渴求避免凶险的愿望，不亚于祈求得到最后的幸福，而在各种凶险中，人身安全至为重要。因此，船队的每条船都必须向河神献祭。……酒杯、被宰的动物，还有几盘烹制的菜肴，留在船头楼上，船长站在一侧，另一个人拿着锣立在另一侧。接近湍急潮水时，以锣声为信号，船长举起一杯又一杯的酒，好像古希腊人一样‘举行仪式和泼出红酒’；接着他把酒从船头倒进河里，祭祀完成，高举双手，大放鞭炮、烧镀金锡纸，同时船只在冲过急流时，深沉的锣声响个不停。接着把祭品和菜肴送给船长和船员食用，仪式以三次下跪、叩多次头结束。”[2]417-418面对黄河湍流的不可控风险，运河船民并非采取被动消极的态度去面对，而是通过一系列严谨的祭祀仪式，从杀鸡献血、祭品陈列、再到群体叩拜等，来实现与大自然的沟通。这在祈求神灵保佑的同时，也能强化船工的集体认同感，并从心理上搭建应对潜在风险危机的行动框架。河神祭祀仪式结束后的还愿及运河船只上设置的神龛，更将这种祭祀仪式延伸为船工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心理敬畏与信仰实践。
有关民间河神祭祀，明末清初小说《醒世姻缘传》中也有记载：“若是民间祭祀，大者用羊，小者用白毛雄鸡。浇奠都用烧酒，每祭都要用戏。”[16]1198这些记载鲜活地呈现出运河船工祭祀河神的各个环节与场景，既蕴含着运河民间信仰的虔诚，又清晰展现了清中期运河船工如何依托神圣的祭祀仪式应对水上潜在风险，尤其是祭祀仪式所凝聚的船工集体力量，为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提供了真实的材料。
微山湖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大运河纵贯全湖，是南北航运的咽喉要道。《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详细记载了微山湖渔民的捕鱼风俗：早上自高处远眺，微山湖边的木屋、远处的塔与湖面往来的船只交织成趣。这些船只有的撑篙，有的摇橹，有的扬帆，形态各异。沿湖居民多以捕鱼为业，捕鱼方式多样，其中最为常见的是撒网捕鱼。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捕鱼方法，就是在船舷一侧固定一块漆成白色的木板，使其与船身呈约四十五度角倾斜入水。在月明之夜，月光照在白色漆板上，光影映于水面，宛若水波流动。鱼群误以为此处有食物，纷纷跃向木板，渔民便拉起绳索将板收回，把鱼倒入船舱之中[5]495。《巴罗中国行记》对鸬鹚捕鱼的习俗也做了记载：“我们在这里头次看到鸬鹚下水捕鱼，看来它们的积极性不比它们的主子差。……通常的做法是，准备10或12只这种鸟，早晨不喂食，放在竹竿扎成的筏上，每次最多让一两只入水捕鱼，抓到鱼后再出水。这些鸟不比普通鸭子大多少，可抓牢不比自己轻的鱼。主人估计头一对已相当疲乏时，就让它们吃几条捕到的鱼作为奖励，再放另一对入水。我们看见他们捕的鱼是鲈鱼。三天的航行中，我们发现这种捕鱼的船、筏有几千艘。”[2]415-416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还记载了微山湖居民捕捉水禽的独特方式：当地人有一种别出心裁的捕鸟方法。他们会先将空瓶或葫芦置于水面漂流，使水禽对该物习以为常。随后，捕鸟者涉入水中，将空瓶或葫芦顶在头上，慢慢靠近水禽。由于水禽已对这一漂浮物不再戒备，即便人已近在咫尺也往往不立即飞离，从而被轻易捕获。得手后，捕鸟者会迅速将猎物按入水下，以防其叫声惊扰其他鸟群。用这种方法，一次常能捉获满袋的水禽[5]495-496。使团成员对捕鱼、捕捉水禽场景的细致刻画反映了清中期运河沿岸百姓适应自然、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智慧。此外，微山湖的居民并非单纯向自然索取，而是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独特理解，并逐渐积累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活经验与手段。这些手段往往就地取材、因势利导，既实用高效，又彰显出一种与自然共处的智慧。因此，英国使团既是对异域风俗的记载，更是在见证一种与欧洲截然不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之道。特别是以西方人的视角，记录了前工业化时期中国地方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成为深入研究运河沿岸人地关系的重要历史切片。
3.2 对社会风情的描述
邵伯古镇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河而兴的运河名镇，位于大运河与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交汇之处邵伯湖畔，是南北漕运的关键枢纽。《巴罗中国行记》对邵伯古镇的社会风貌进行了详细描述：“邵伯镇沿运河码头伸延，一般是两层房屋，建筑显然不错，用石灰刷白，保持整洁。居民的穿着也比我们迄今看到的要好。妇女在交往中不那么害羞，她们面孔十分漂亮，体态也比我们在北方诸省看见的温柔美丽。”[2]420有关对扬州女子的形容，谢肇淛《五杂俎》云：“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17]298，约翰·尼霍夫也写道：“扬州素以富庶、美景而著称。也因该地美女如云而出名。她们气度优雅，娇美迷人，远胜其他地方的女子。”[18]70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运河沿线南北风土人情之间的差异。
为提升运河船只的航行效率，官府常从沿岸征调大量民夫充当纤夫，主要由地方官府统一组织。尽管纤夫承担着极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所获报酬却十分微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详细记载了这些纤夫的悲惨生活：当地官员强制征调附近居民充当纤夫，但给予的报酬极为微薄。这些纤夫每日所得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饮食，因此，只要一有机会便会逃离。往往夜间便有部分人逃走，随后又会有新的人手被补充进来。一名监工手持鞭子在纤夫队伍后面巡视，喝令他们加快拉纤，并防止其逃跑，其场景与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监工颇为相似[5]485。清朝时期，纤夫的日收入因时期和工种不同而有所差异，通常在一二分银至七八分银之间浮动，仅供勉强生计，若不能按时给予，不仅生活无保障，甚至会导致纤夫在市镇强讨索诈[19]。有关运河纤夫劳苦与艰辛，清代诗人龚自珍有诗云：“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20]200嘉庆《续武功县志》亦记载：“及运河纤夫，尤为民累。”[21]233这些记载共同指向清朝时期运河纤夫悲惨的生存现状，揭示了深刻且尖锐的社会矛盾。官府通过强制征调，迫使运河沿线百姓从事繁重的苦役，却只给予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支撑的报酬。这些记载不仅是对运河纤夫血泪和艰辛的刻画，更是对建立在透支民力之上的漕运体系的批判。它揭示出所谓的盛世繁华之下实则是无数被束缚在绳索旁的凄苦生命。
在有关运河民俗及社会风情的记载方面，马戛尔尼使团采用了跨文化比较的独特视角，不仅详细记录了祭祀河神的完整仪式，更注意到其与西方在祭祀方面的共性；使团一方面以人类学式的细致观察记录渔民利用月光反射捕鱼的智慧，另一方面又以批判性视角揭露纤夫被强征服役的悲惨处境，彰显了人文主义精神；对运河民俗的记载既包含了对民俗表象的生动描绘，又深入探究了民俗背后的社会因素。这种兼具比较视野、批判意识和实证方法的记载方式，使他们的观察既成为18世纪中国运河区域社会的珍贵实录，也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文本。
4 结语
马戛尔尼使团对大运河的记载具有多重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作为使团考察报告，使团成员所撰写的旅行日记系统记录了18世纪末中国大运河的水利工程、航运管理及沿岸经济社会发展，为研究运河相关内容提供了翔实的实证材料。而作为殖民扩张时期的文化交流实录，这些文字记载更折射出东西方认知碰撞的鸿沟，使团既惊叹于运河工程体现的东方智慧，又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将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简单归因于专政体制。这种矛盾性恰恰揭示了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误读与偏见，成为我们理解19世纪中西冲突根源的重要表现。从学术价值来看，这些记载不仅为清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关于漕运体系、市镇经济的重要文献资料，更通过水利技术、民俗信仰等细节，展现了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独特智慧。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这些文献资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立体化地认识历史，也为思考不同文明如何超越“他者化”认知、实现中西平等对话提供了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1]王程，曹磊.京杭大运河的历史演变及文化遗产核心价值[J].人民论坛，2019(30):140-141.
[2]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钮仲勋.卫河的形成及其相关问题[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83-87.
[4]张维祺，修.李棠，纂.乾隆大名县志[M].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5]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
[6]何乔远.名山藏[M].明崇祯刻本.
[7]谢肇淛.北河纪[M].四库全书本.
[8]马吉照，王凤丽.大运河诗歌与明清漕运——以河北沿运地区为中心[J].保定学院学报，2020,33(4):80-84.
[9]洪艳，朱明海.京杭大运河沿线历史建筑的现代适应性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10]李铭皖，谭钧培，修.冯桂芬，纂.同治苏州府志[M].清光绪九年刊本.
[11]王淑娟，李国庆，李志伟.大运河沿岸历史遗存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研究[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21.
[12]张自清，修.张树梅，等，纂.民国临清县志[M].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13]汶上县干部政德教育中心.中国大运河文化[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2.
[14]沈惇彝.黄河船词[M]//赵吉根.历代风俗诗选.长沙：岳麓书社，1990.
[15]牛建强.明代黄河下游的河道治理与河神信仰[J].史学月刊，2011(9):52-68.
[16]西周生.醒世姻缘传[M].清同德堂刊本.
[17]谢肇淛.五杂俎[M].明万历四十四年潘膺祉如韦馆刻本.
[18]包乐史.《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M].庄国土，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19]吴欣.京杭大运河纤夫的生计与制度[J].学海，2020(5):139-145.
[20]荀德麟.淮安运河诗词三百首[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3.
[21]《咸阳经典旧志稽注》编纂委员会.民国武功县志稿簿[M]//咸阳经典旧志稽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来源：《淮阴工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