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直隶运河城市的历史变迁
—以景州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郑民德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直隶景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属漕运码头、商业重地、河工枢纽，其由明代与清初的直隶州降为散州，既体现了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迁，也是国家漕运政策、地域社会冲突、自然环境恶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景州作为运河城市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风云变幻，充分显示了交通因素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也反映了运河对城乡的辐射作用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关键词：景州；运河；明清；社会
明清时期的景州包括现在的沧州与衡水部分地区，是连接京津与齐鲁之间的交通纽带，特别是运河贯通后，更一跃成为直隶重要的漕运码头与商业中心，不但每年有数万艘漕船、商船、民船、使节船在此经过，带来了南北物流与货物的聚集，刺激了其属境故城、吴桥、东光、泊头等城市与乡镇的崛起与繁荣，而且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此设立管河机构与施行水利工程，也提高了景州的政治地位。此外，景州明代与清初属直隶州，归河间府管辖，辖三县，雍正二年（1724年）降为散州，其政治地位的下降，既与河道变迁、国家漕运政策、商业迁徙等因素密不可分，同时也是战乱与水旱蝗等自然灾害影响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对运河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北京、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与城市，而对河北地区关注不多，本文通过对景州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的探讨，力图揭示运河交通与河北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反映城市变迁的规律与本质。
一、 河政建置与水利工程
明清京杭运河贯通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将每年四百万石漕粮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城与边防要地，为保障这一国家生命线，中央政府在沿运一线设立了诸多的水利部门，对黄、淮、运、海等河进行专门管理，并兴修水利工程、建设闸坝、防洪抢险，定期对运河清淤、捞浅、挑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属明清王朝的重要国策。其中，直隶景州作为国家漕粮入京的必经之路，是京畿屏障与漕运咽喉，正如《景州志》所载“顾卫河在境内十八里，转漕东南数百万石以给天庾，堤防之责非守土者职耶，若夫兴修水利以厚民生，圣主贤臣次第经画者”[1]（卷一《河防》），并且“各省漕船由河輓运，鳞次栉比而前，重运回空出入州境，按时督催上报，如遇浅阻，雇夫挑浚，募船运剥，兼有稽查盗卖粮米之责，自春徂秋，司河务者职甚重矣”[1]（卷一《河防》），正是因景州在国家漕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明清中央政府不但在此设官分职管理河道，而且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保障了漕运的畅通。
明清两朝对河道行政建设非常重视，其中明置总理河道，清设直隶、东河、南河三总督，其属下的管河道、厅员、汛弁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沿河地方政府都专置管河兵备道、同知、判官、主簿、县丞等，专门处理河务事宜。景州作为河间府属地，靠近畿辅，境内河道纵横，其水利管理更为复杂，所以朝廷对河政问题非常关注。明永乐运河贯通后，在张秋置北河工部分司管理山东济宁至天津河道，其后数百年间河官为，“河间府管河通判一员，专管交河、景州、吴桥、东光、南皮五州县运河工程……景州知州一员兼管本州运河工程，州判一员专管本州运河工程……吴桥县知县一员兼管本县运河工程，县丞一员专管本县运河工程……东光县知县一员兼管本县运河工程，主簿一员专管本县运河工程”[2]（卷十三《官制》），《清通典》亦载“河间河捕同知二人，泊河、子牙河通判二人，西汛清河、故城、吴桥管河县丞各一人；东汛景州、沧州管河州判各一员”[3]（卷三十三《职官》），其中河间府管河通判驻扎泊头，景州管河州判驻安陵镇，其他各县管河县丞、主簿、典史也位于河工要地，以备随时防洪抢险与催攒漕船。另外，中央政府对于河道官员实行分段管理，以明确职责，如河间府通判“景州以北至天津河道隶之” [4]（卫河卷八），景州判官“河道南接德州罗家口起，北接吴桥狼家口止，共二十四里” [5]（卷五《河臣纪》），吴桥县管河典史与县丞“河道东岸南接德州罗家口起，北接东光县连窝浅止，西岸南接德州白草洼起，北接东光王家浅止，各六十里” [5]（卷五《河臣纪》），东光管河主簿“河道东岸南接吴桥狼拾浅起，北接南皮下口浅止，西岸南接吴桥古堤浅起，北接交河白家浅止，各六十里”[5]（卷五《河臣纪》）。除此之外，明清两朝景州河政建置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与国家漕运政策、河道状况相适应，如弘治七年（1494年）“裁河南布政司管粮参政，南阳、桐柏二县抚民县丞，直隶沧景二州管河通判，交河、吴桥、南皮、兴济、东光、静海、青、元城八县管河主簿” [6]（卷八十六，弘治七年三月壬辰条）。管河官裁撤后，导致河务管理陷入混乱，工程无人施建，嘉靖二年（1523年）朝廷议准“遣都御史一员提督河道事务，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巡抚、三司等官俱听节制，仍添注郎中、员外郎各一员分理” [7]（卷一百九十八《运道三》），嘉靖十年（1531年）又“裁革嘉祥、东阿、馆陶三县管河主簿，添设景州、沧州管河判官”[8]（卷一百六十五《官司》），其后虽有反复，但均以常设为主。入清后，雍正四年（1726年）怡亲王勘察直隶河务后奏称“直隶河道向无专员管理，以致事权不一，稽核难周，经臣等合词奏请添设河员，钦蒙皇上敕下九卿议覆，将天津、通永、大名三道并永定河分司俱改为河道……除旧有河员仍循及悬缺未补之河间府河捕同知、泊头通判、景州州判、霸州州判、故城县丞、交河主簿、青县主簿、静海县主簿、香河县主簿等九员，已经委员署理” [9]（卷十一《奏议二》），雍正十一年（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又言：“直隶地方辽阔，州县事务殷繁，所有佐杂官员宜酌量增改，查故城县郑家口、景州龙华镇、河间县景和镇、北魏村……请添设巡检一员”[10]（卷一百三十五，雍正十一年九月乙酉条），这样加上景州其前设立的安陵、宋门二巡检司，其巡检司数量达到了三个，充分说明了其河政地位的重要性。雍正后，直隶基本建立了以北河河道总督为主的河政体系，永定河、子牙河、海河、运河、东西淀各有官员管理，景州、沧州、天津等地河务事宜逐渐步入正轨。
明清两朝，直隶除设立管河官员外，还在沿河要地置浅铺、兵堡、驿站，役使大量的民夫与兵丁疏浚河道、筑堤立闸、防洪抢险，以保障运道安澜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景州运河“自山东德州西北抵桑园镇入州境罗家浅，又北至玉泉庄，又东北至陂塘浅，又西北至华家口，又北至薄皮浅，又西北至狼家浅，迤东又西北至安陵镇州河防之境止，凡西岸堤工二十四里，凡为浅者四，东岸山东德州卫、直隶吴桥县分辖，以河心为界”[1]（卷一《河防》），《漕运通志》亦载“景州罗家口等浅凡四，每浅老人一名，夫十名，什物二十二件，岁办桩八百八十五根，草六千二百八十束，树多寡不一”[11]（p41），其工食银两为“浅铺夫每名每年银七两二钱，俱于本州条编银内支给，每年河道钱粮一十六两九钱七分四毫，桩木银一十二两八钱，苇草银一十二两八钱” [5]（卷六《河政纪》），后夫数改为三十五名，康熙年间裁半，乾隆元年（1736年）因专设河兵守河，故捞河浅夫全裁。景州河防险工主要集中于老龙头与观音堂两段，乾隆年间知州屈成霖动用民力“建筑老龙头月堤一道，长七十三丈，底宽六丈，顶宽二丈，高七尺五寸。观音堂东月堤一道，长一百八十六丈，底宽六丈，顶宽二丈，高九尺”[1]（卷一《河防》），除修固堤坝外，景州官民还在河堤植柳数千株以固河防。为发展水利灌溉，景州本地的河道也进行了一定的治理，如开挖惠民渠、开浚大洋河、张甲河，改善了水旱不均的生态环境，使农业得到一定的发展。景州属县东光卫运河“又名御河，为今漕运要津，在县西三里许，源出卫辉，故名，经故城、吴桥，有大龙湾、小龙湾，萦延环带，由县治西而北，下至沧州、青县、静海、天津卫，东入海”[12]（卷二《山川》），东光县运河两岸南北各长六十里，有浅铺九处，河东岸自北至南为夏口浅、李家浅、任家浅、狼拾浅；河西岸自北至南为白家浅、牛坊浅、桑园浅、大龙浅、古堤浅，每浅又有口数处，如李家浅就包括无名口、霍家口、金家口，九浅共计口四十处，均为各浅的险要之地。“九浅额设长夫八十一名，遇旱干浚浅，专责长夫，民无偏累之苦” [12]（卷二《河防》），另外清设河兵制度后，又在运河西岸设把总一员，河兵十二名，建堡十四座，汛夫四百四十八名；东岸主簿一员，河兵十二名，堡十四座，汛夫四百四十八名[13]（卷一《河防》），其中河兵为固定守河人员，属准军事编制，主要负责防洪抢险与河道守护，浅夫也为额设，常年负责疏浚河道，工食银两由地方府库发给，而汛夫则征自附近百姓，为紧急时刻的临时派遣人员，非常设。东光运河堤岸虽素称坚固，但因常年维护河道，“频年筑堤取土多掘毁岸旁民地，夫民之地毁而额征如故，人情亦有大不堪者”[12]（卷二《河防》），可见明清只保障国家漕运，不顾及沿岸民生农业的做法，也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弊端。故城县“旁临运河，数十万之岁运及冠盖之轴舻上下”[14]（《旧序》），同时“卫河、古漳河虽入境，俱仅数十里，实为大川。卫水漕运所经，河工尤为紧要，一切修堤挑浅相机度宜，诚官若民所当请求者”[15]（卷二《河防》），县境运河堤自甲马营至四女寺，堤高七八丈，长三十七里，建有遥堤、月堤相互配合，明代故城诸县浅夫“多者常至百人，少者亦有三四十人，皆朝廷额设，其时在故城、景州名数各三十，吴桥则九十，以地分而浅多故也”[15]（卷二《河兵》），清乾隆时则设河兵十八名，道光后裁归巡检司，并命县丞带领本县民役负责郑镇南头险、北头险、冷家坟险、方堑屯险、王庄险等重要区域的河工修防。吴桥县“沿河十浅，每浅夫九名，河东岸北至东光县狼拾口界，南至山东德州卫会家坟”[16]（卷三《河政》），“明以卫河为漕渠，其濒河州县皆以河干人民应充浅夫，供浚河筑堤役，其浅各有地分，计地部置，每浅额设浅夫多者常至百人，少亦三四十人”[17]（卷一《河工》），十浅分别为连窝浅，长十二里；小马营浅，长二十二里；铁河圈浅，长十五里；降民屯浅，长一里三分；罗家口浅，长一里；白草洼浅，长一里二分；高家圈浅，长一里二分；朱官屯浅，长二十里；郭家圈浅，计长十四里；王家浅，计长十二里，吴桥运河“有修筑，有挑浚，有牵曳，有防守，甚而有敲水方拢，甚而有溃决之祸，是吴邑之大害也”[16]（卷三《河政》），可见运河对于国家是经济命脉，可对于普通百姓与基层社会，也往往带来不利的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直隶地区屡兴河工大役，修建了一系列水利工程，维护了漕运的畅通与堤岸的巩固，使京杭大运河的交通、商业、文化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如永乐十年（1412年）会通河刚刚疏浚成功，各项水利配套工程尚不完善，太仆寺卿杨砥奏言：“吴桥、东光、兴济、交河诸县及天津等卫屯田，雨水决堤伤稼，切见德州良店驿东南二十五里有黄河故道，州南有土河与旧河道通，若于二处开河置闸，则水势分，可以便民”[18]（卷一百三十四，永乐十年十一月戊戌条），接到奏报后，永乐帝非常重视，命工部侍郎蔺芳前往经理，以便漕运民生。永乐十六年（1418年）秋又修景州吴桥县刘家口堤岸[18]（卷二百零二，永乐十六年秋七月辛酉条），永乐年间是国家对京杭大运河的初步经理时期，漕运与河道管理制度尚处于萌芽与初建，所以运河各项工程众多，景州作为畿辅要地，其地的水利管理更受重视。嘉靖十四年（1535年）御史曾翀奏称：“漕河自临清而下，汶水与卫水、漳水、淇水合流，北至青县，复合磁、滹诸水，经流千里始达直沽，每遇大雨时行，百川灌河，其势冲决散漫，荡析田庐，漂没粮运，请于瀛渤之上流，如沧州之绝堤、兴济之小埽湾、德州之四女寺、景州之泊头镇，各修复减水废闸，股引诸水以入海，则大势分而不为害”[8]（卷一百十四《运河水》），其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隆庆三年（1569年）运河又“吴桥县冲决朱官屯，交河县冲决徐家码头等处，青县冲决盘古口等处，与沧、景二州，南皮、静海二县及天津卫堤，属天津兵备会同北河郎中经理，上皆从之” [19]（卷四十，隆庆三年十二月乙丑条），明代景州段运河工程以筑堤与疏浚河道为主，所以浅夫的数量较多，其管理者则上自北河工部郎中、天津兵备道，下至河间府管河通判、景州管河判官、各县管河县丞与主簿等，共同维持直隶河道的安澜。入清后，中央政府在继承明代河道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也在景州、沧州、天津等地修筑了大量水利工程，如雍正八年（1730年）德州第九屯运河决口，“直隶景州以下十余县禾稼尽没，水利衙门屡行咨会而决口讫未坚筑，盖其地处上游水过，正堪艺麦，而此间形如仰釜，有受无泄，纵竭力修筑堤工巩固，亦何救于田庐之淹没耶” [20]（卷四十五《河渠》），可见该地区的水道环境非常复杂，治理也异常不易。雍正十二年（1734年）直隶总督李卫又奏：“直隶之故城县与东省之德州卫并武城县地界毗联，系河流东注转弯之处，向未筑有堤埝防御，一遇发水，弥漫流溢，请劝谕民间，儧助土埝，量给食米，以工代赈”[10]（卷一百三十九，雍正十二年正月癸卯条），得到了世宗皇帝的批准，与国家动用国库正银大规模修筑运河大堤不同，民埝一般由百姓自行筹款修建，其规模较小。到了清代中后期，虽国家内忧外患不断，但对黄淮运的治理却愈加重视，每年河工用银达数百万两之多，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培修直隶天津、静海、青、沧、南皮、交河、东光、吴桥、景九州县堤工，并浚沧州减河，加筑石坝海墁”[21]（卷四百零五，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壬午条），其后因运河淤塞，历年大工不断，但由于此时河政腐败，多数治河款项被挥霍殆尽，河道形势日益败坏。
总之，明清两朝之所以在景州地区设置河官、修建工程、派遣服役，是由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首先，景州境内河道形势复杂，是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所在，每年数百万石漕粮都经过这一地区，所以河工建设异常重要。其次，景州属于河间府，靠近天津与北京，是南北交通枢纽，属畿辅要地，加强对该地的河道治理，不但便利于漕运与商民，而且更有益于中央政府对其的控制。最后，景州、沧州地理环境复杂，水旱蝗灾害不断，民众的反抗精神异常强烈，一旦温饱不能满足，便往往发动起义，威胁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对水道环境的改善，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利于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
二、经济与商业的发展变迁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对于统治者的作用是运输漕粮，以满足京城、边防、卫所的粮食供给，以维持王朝的延续与政权的巩固。但是除了政治与军事的因素外，大运河最大的作用却是经济功能，每年源源不断的商船、民船、人流、物流往来于运河南北，不但刺激了天津、景州、泊头、临清、张秋、聊城、徐州、淮安等城市的繁荣，而且扩大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物资流通，强化了运河区域集市与庙会的商业功能，使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与商品化程度都大为提高，逐渐形成了一个涵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数省的运河经济带，构建了一大批运河城市群。
明清景州经济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上，在景州州城、东光、吴桥、故城等地，泊头、郑家口镇、四女寺、方堑屯等乡镇，都出现了人口辐辏、商业繁荣、车马交驰的场面，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运河的畅通。《故城县志》载“城南御河为南北运道，水路冲衢，舟舻往来，差舫络绎”[14]（卷一《疆域》），商人与民众杂沓而至，非常热闹。吴桥县“卫河为漕运之咽喉……当夏秋波涛荡漾，轴舻衔尾而进，款乃月明不绝，商贾辐辏，宝货俱陈，东南物华之美，下邑得而有之”[16]（卷三《河政》）。明代河间景州沿河一带南北商货囤集，“行货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自南京、苏州、临清，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岁之丰歉，或籴之使来，粜之使去，皆辇致之，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泊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瓷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大抵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交河、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丘等处皆陆运，间亦以舟运之，其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也，日中为市，人皆依期而集，在州县者一月期日五六集，在乡镇者一月期日二三集，府城一日一集”[22]《卷七《风土志》》，从这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河间府诸州县的商业贸易往来几乎完全依靠运河交通，其中既有瓷器、漆器等奢侈品，也有食盐、粮食、铁器等日用品，商品交易范围辐射河南、山东、山西，甚至安徽、江西诸省，由此可知明代河间府的城市商业是比较发达的。故城县有新街午市，“邑侯李康祖开两街，增民舍，以通货财，刻日为市，每日中贸迁者四合而至，民甚便之”[14]（卷一《疆域》），除新街午市外，故城商业较为繁华的街道还有弦歌巷、迎恩街、兴文街、承流街、宣化街、双峰街、延禧街、临津街、永和巷等，均为县内重要街道，承载着日常贸易的功能。吴桥县有十字街、秀才街、乾石桥、季家胡同、窑货市、小十字街、半卫街、大寺胡同、养济院街等，亦为县内主要商业街道[16]（卷一《街巷》）。除城厢外，景州各属地沿运城镇依靠便利的运河交通，聚集南北货物，商业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泊头镇“南通江湖，北达津京，川产广产之运输，海货洋货之兴贩……而泊头实当其冲”[23]（p352），号称“南北大都会”[24]（《纪程》）。在泊头兴盛之时，“为水陆通衢，贸易商贾及肩挑背负者十居其九，并非乏食庄农”[25]（卷二《核赈》），境内运河“船艘密布，多如过江之鲫”[23]（p350），镇内店铺林立，有当铺、粮店、绸缎店、药堂、雕版印刷各种行业，最多时达二百余家，与山东张秋镇、周村镇、天津杨柳青、江苏盛泽镇、江西景泽镇齐名，被誉为“津南第一大商埠”。故城县郑家口镇“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滨临卫河，为南北水陆要冲，居民稠密，贾肆繁多，前志八景之南埠商舻即指此镇，有营有汛，为大都会，自咸丰初年漕运暂停，商贩渐形萧索，而朝烟暮火风景犹存”[15]（卷二《关隘》），四女寺镇“在县东南十八里河南，人烟凑集，属山东恩县，河西半村属故城”[15]（卷二《关隘》），方堑屯“在县西南十五里，旧有街市、坊店，居民稠密，因临卫运，兵马络绎，散处各村，故废”[14]（卷一《街巷》）。其他像吴桥县的连窝镇、安陵镇、感德店、新镇店、张家店，东光县的马头镇、连镇、沙河庙、大龙湾等，均为本县商业繁荣、人口众多、交通便利的沿运市镇，为周边商人与百姓聚集贸易的场所。
明清景州商业发展的另一个表现是集市与庙会贸易的发展。集市为明清时期基层社会民众商品交易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考之聚货曰集，周礼设司市以掌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法称极善”[12]（卷二《市集》），而庙会虽贸易频率不如集市，且多为每年某一段时间以敬神演剧而设，但商业作用却不可忽视，往往吸引周边数百里的商人前来交易，其贸易商品的规模十分庞大。为清晰的将明清景州及其附属各县的集市与庙会分布情况表示出来，现列表如下。
表1 景州市集分布表[1]（卷二《市集》）
| 南关：逢七，北关：逢二，东关：逢四，西关：逢九；里厢：一六 |
| 安陵镇：三、八，连窝镇：四、九，留智庙：三、八 |
| 王官店：一、六，野里庄：四、九，神土冢：三、八 |
| 谢疃：二、七，青阑：四、九，隆兴：三、八 |
| 河渠：一、六，广川：四、九，龙华：五、十 |
| 礼义镇：三、七，王谦寺：三、八，杜家桥：五、十 |
| 杨八道屯：五、十，宋门镇：一、六，向化屯：一、六 |
| 孙家镇：五、十，刘家集：一、六，梁家集：三、八 |
表2 东光县集市与庙会分布表[12]（卷二《市集》）
| 东西南北四关：每月三、八，轮流周而复始 | 城隍庙：五月二十五日，孙家寺：二月与十一月 |
| 连镇：二、七，陶家店：二、七，秦村：一、六 | 关帝庙：十一月十五日，真武庙：三月初三日，九月初九日 |
| 陈家坊：四、九，灯明寺：二、七，里头村：一、六 | 晋照寺：十月初六日，周家庙：四月十八日 |
| 马头镇：一、六，王家集：四、九，营子：一、六 | 东乡庙会、郝家寺：二月九日，西乡庙会：二月十五日 |
| 夏口：二、七，燕台：一、六 | 灯明寺：六月十二日，药王庙：四月二十八日 |
表3 故城县集市与庙会分布表[15]（卷二《集市》）
| 庙会两处：城隍庙（每年六月初六，十月十日起，各四日） | 东岳庙（每年三月二十五日起，四日） |
表4 吴桥县集市与庙会分布表[17]（卷四《集市.庙会》）
| 在城集、张家圈、赵桥、高家店、单家店、北徐王、刘桐庄、十五里口、李方庄，均一、六日集 | 白衣庙：正月至三月十一日止古会：五月初一日，九天 |
| 西堂、连镇、杨家寺、范家屯、楼子铺，均二、七日集 | 郝家楼：三月初三日，五天关帝庙：五月十三日，五天 |
| 赵寨、韩村、曹家洼、辛集、梁家集、三官庙、安陵镇，均三、八日集 | 孙公庙：三月十五日，五天娘娘庙：三月二十八日，五天 |
| 佛爷庙：四月二十八日，五天 |
从上面四个表可以看出，景州、东光、故城、吴桥在城厢与镇店均有集市分布，甚至在沿运河的地区，还往往出现几个镇在同一日期逢集的现象，这是因为沿河区域不但货物众多，是南北商船、民船、客船的汇集码头，而且人烟密集、商贾辐辏，所以开集频率较高，交易商品的种类也较多。而普通的市集多为周边百姓日常贸易的场所，日常商品以粮食、布匹、牲畜、铁器、杂货为主，商品化程度不高，甚至还经常存在以物易物的现象，多为普通百姓的日常所需。相较于集市，庙会的数量较少，开市频率低，但交易商品种类丰富、交易规模大，像吴桥“居民稠密，村庄辐辏之区，各有香火会期”[17]（卷四《集市.庙会》），其中的白衣庙会规模最大，每逢会期“客商云集，百货俱备，先发行交兑，后陈设市面，远近商民无不称便，为直省春季第一大会也”[17]（卷四《集市.庙会》），在庙会期间，不但附近州县百姓、商人前来拜祭神灵与贸易，甚至外省商人也长途跋涉前来赶庙，将丝绸、瓷器、珠宝、锦缎等奢侈品进行交易，以满足富贵之家的需求。
明清景州依靠运河交通之利，商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繁华的运河市镇，但是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与运河沿岸，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尚不具备商业繁荣的条件，仍然属于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小农经济，所以我们在分析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时，不能对此过分的拔高，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清末运河断绝后，东光县“近年黄河夺运，决则水大至，淹数州县，而东光尤甚”[13]（卷一《河防》），故城县“其地苦于瘠而冲，夫浚则民艰，冲则更艰，既不能不困于冲而又思调其瘠则又难之”[14]（《旧序》）。运河一方面给这些沿运城镇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生态环境失衡，水旱灾害不断，对普通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尤其是传统漕运消亡后，曾经的繁荣一去不再，再也不能重振昔日的荣光。
三、水利纠纷、灾荒、兵燹与区域社会
明清景州作为运河城市，具有发展经济与商业的便利条件，但是作为运输漕粮的运河，需要聚集其他自然河流的水源，这就难免会影响到当地的农业生产，使农业水利灌溉受到损害，在这种环境下，因水资源而产生争端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水利纠纷外，明清景州自然灾害频繁，水、旱、蝗不断发生，基层百姓生活贫苦，为谋求生存，他们经常掀起反抗斗争，在运河区域与统治者展开剧烈的搏斗，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区域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百姓的苦难。
水利是中国传统社会农业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所以关于水利争端的纠纷也不绝于史料，景州作为沿运城市，其境内因运河打乱了其他自然河道的布局，导致旱涝灾荒不断，其冲突与纠纷也较其他州县尤甚。如故城县“及伏秋盛涨，附近村庄日夜防守，而去堤遥远之民各分畛域，袖手旁观，且本境堤堰决口本境之被害浅而下流邻境之被害深，本境受本境之水害浅，而本境受上流之水害深，以是本境居民视堤埝为无碍，而隔境之民难以易地相劝，甚有私行刨毁，以邻为壑者” [15]（卷二《堤工》），这种只顾本地水利建设而损害临近地区农业灌溉的做法，不但加剧了不同地域百姓的冲突与矛盾，而且往往引发大的斗殴与案件，使区域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之中。光绪九年（1883年）运河决口于赵家堤，滚滚洪流与上游德州之水合流，呈浊浪滔天之势，结果洪水受金沙岭与范家堤的阻挡，不能顺利通行，于是泛滥于东光、沧州境，导致二百五十多村庄被淹，东光“各村民舍死与沧民争，范家堤之决伤毙四十七人，经邑令姚长龄同道府勘议，禀请于白家坊子以东于家洼建立滚水坝。十一年邑令周植瀛督修，坝顶较河底高八尺五寸，较北堤矮五尺六寸，坝口宽六丈，于坝左购买民地十六亩，建汛房三间，设汛夫一名看守，盛涨时由坝减水三四分，永远不准下游议堵，并各挑挖金沙岭。水小仍由南支达海，以期分疏”[14]（卷一《河防》）。这次水利争端“沧州、东光之民因水掘堤争闹相杀，成大狱”[14]（卷一《河防》），造成了死亡数十人的惨案，该案不但惊动了直隶总督李鸿章，甚至光绪皇帝都予以过问，可见案件影响非常之大。尽管为协调矛盾，中央、直隶与地方州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建坝、息争、豁免税收等方式解决争端，但直到民国年间这一冲突依然没有解决。
农业灾荒与战乱兵燹也是造成景州百姓苦难的重要原因，景州虽位于运河流域，但水利资源却分布不均，经常发生洪涝与干旱灾害，又由于运河水源一般不能用于灌溉，“每至春末夏初河水缺乏，甚至摄衣可涉，如园圃少数植物尚可借灌溉之用，若大宗农作物依此灌溉，东西两岸互相仿效，势必致河水缺乏，交通中断，且夏秋之交河水暴涨，导引河水损害堤防，遗误更属匪小”[26]（卷一《灌溉》），所以景州农业生产并没有因靠近运河而带来太多优势，反而导致了很多弊端。如东光县明正统间发生大蝗灾，景泰时又“大饥疫，殍夫枕野”[12]（卷一《灾祥》），其后天顺、成化、正德、嘉靖旱、蝗、涝不断，其中最严重的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大蝗灾“螟虫食苗尽，民剥树皮掘草根食之，野多饿殍，弃食乳子女于路甚众” [12]（卷一《灾祥》），四十三年（1615年）春夏大旱百姓抢粮而食。崇祯十三年（1640年）“旱蝗，人相食，只身不敢路行”[12]（卷一《灾祥》），其它顺治四年（1647年）蝗，十二年（1655年）大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蝗蝻遍地，赦未完钱粮并次年春夏钱粮，复出帑金，遣官赈济”[12]（卷一《灾祥》）。除东光外，景州、吴桥、故城等地灾荒的发生频率也非常高，永乐十九年（1421年）“赈直隶滁州之全椒，河间之吴桥二县饥民一千八百一十二户，凡给仓粮四千六百五十石”[18]（卷二百三十四，永乐十九年二月已未条）。万历时直隶发生瘟疫“武强、饶阳、景州等处各死者万余，中人之家始犹伐木为棺，既而木尽，俱用席以葬，，以六郡州县通计之病者奚啻百万余家，死者奚啻十余万人”[27]（卷四），造成的人员死亡非常严重。顺治十年（1653年）河决景州老君堂，景州与故城受灾。道光三年（1823年）运河在临清无量社尖塚口决堤，淹故城一百零九村庄。道光十六年（1836年）又“豁缓直隶景州等十二州县水旱灾新旧额赋”[28]（《道光三十四》），二十三年（1843年）“豁缓直隶景州等二十七州县，山东福山县水灾、雹灾正杂额赋”[28]（《道光四十八》）。类似的灾荒，在明清时期的景州及其属县不胜枚举，尽管为救济灾民，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央政府会采取豁免、豁缓、发钱粮赈济等措施以安抚百姓，但因受灾区域广、人口多、范围大，这些举措只能属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救民于水火之中，一旦生存得不到保障，那么“慷慨尚气节”的景州百姓也不会坐以待毙，而是采取武装反抗的方式求生存。
明清两朝景州地区的战乱主要包括明代正德年间的刘六、刘七、杨虎起义与天启、万历时期的徐鸿儒白莲教起义，清代则为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义和团等运动。明正德五年（1510年）河北文安人刘六、刘七发动起义，交河人杨虎聚众响应，“横行齐鲁赵魏徐沛间，所至张旗盖鸣金鼓，屠城破邑，发庾溃狱，杀戮燔烧，奸淫惨毒，僵尸被野，千里萧然，甚者窃名号，戮王臣，截漕舟，攻宗藩”[29]（卷七十七《讨逆》），“攻景州、阜城、献县，略青县、静海、沧州，焚劫漕舟若干”[30]（卷六），这一次农民起义规模大，范围广，对国家漕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景州、沧州等地大量百姓被杀，城镇被毁，经济发展陷入停滞，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非常严重。到天启、万历时，东北、西南少数民族纷纷入侵，明政府国库耗损，不得不向民间开征额外军费，大大增加了百姓的生活压力。山东巨野人徐鸿儒利用这一时机，发动白莲教徒起义，切断运河交通，焚烧漕船，王好贤、于弘志在河北景州一带纷纷响应，对于这一次起义，明廷非常惶恐，当时大臣毕自严指出“偶闻景州之变令人惊，贼寇在门庭，亟须剪除，拟暂借东征之师，而又恐前旌之远也”[31]（卷八《书》），当义军攻打景州时，廷臣纷纷建言，认为“此贼三日不灭则无景州，无景州则水陆咽喉绝，十日不灭则连东省，连东省而京畿之根本摇，噫危哉”[32](卷三《景州叙功疏》) ，在多方调集力量后，这次起义方被镇压，但却给景州百姓造成了巨大灾难。清代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寿张人王伦利用清水教发动起义，攻破寿张、阳谷、堂邑等运河州县，切断了清王朝的经济大动脉，并且围攻运河重镇临清，威胁河北故城、吴桥、景州，后清廷命军机大臣、山东巡抚、河东河道总督联合方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咸丰四年（1854年）与五年间，太平天国北伐军林凤祥、李开芳部与清军在直隶激战，不但掘断运河，而且展开了长达一年的拉锯战，给景州、连镇、吴桥等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咸丰六年（1856年）故城县发生蝗灾，“奸民倡议抢粮，知县胡桂芬严惩止之”[15]（卷一《纪事》）。到了清朝末年，直隶地区更陷入动荡之中，光绪三年（1877年）御史刘恩溥奏称：“近闻武强县有砍刀会土匪百十成群，约有千余名之多，在景州、阜城、武邑、枣强、衡水、饶阳一带，肆行抢劫，顺天所属之霸州、通州、固安等处亦有明火拒捕及路劫之案，地方官规避处分，有逼令事主改盗为窃情事，请饬速捕”[33]（卷五十四，光绪三年七月已巳条），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直隶景州、故城一带，时有马贼出没，飘忽靡常，劫掠行旅，畿辅近地盗风日炽，捕务实属废弛”[33]（卷三百四十，光绪二十年五月丁亥条），朝廷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严厉缉拿，以稳定地方治安。正是因为战乱与灾荒，导致百姓无法生存，所以才会发生抢粮、闹漕、起义等运动，而统治者不思去抚恤百姓，从根源上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却一味迷信武力镇压与惩治，所以不能彻底调和官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现社会的平稳与秩序的稳定。
明清时期直隶景州的水利纠纷、战乱、地方治安恶化，都是国家管理失控、基层社会秩序混乱的一种体现。在国家吏治清明、国库充裕、政令通达、经济发展的情况下，无论是灾荒，或者战乱，国家都能够采取有效、及时、适合的措施去处理与解决，因此所出现的矛盾与冲突也能够很好的化解。但是一旦国家各项管理陷入失控状态，无法正确解决民众的合理诉求，甚至用盲目、粗暴的方式去压制与迫害，那么长期集聚的怨恨就会迅速爆发，成为难以解决的痼疾，对政权稳固与社会安定都会产生损害。
四、结语
明清景州作为畿辅地区的重要漕运码头、商贸中心、交通枢纽，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为了保障该段河道的通畅，使江南漕粮顺利进入通州与北京，中央政府在数百年间在景州设置了诸多的管河官员，修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动员了诸多的河工夫役，对于国家漕运的延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畸形的完全保障国家政治需求的做法，却破坏了运河沿岸自然河道的流向，使农业水利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同时还导致生态环境失衡，对农业与百姓生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经济与商业上，景州利用靠近运河的优势地位，吸引了南北商货到此贸易，兴起了泊头、郑家口等著名城镇，也刺激了乡村集市、庙会贸易的发展，但是这些经济繁荣的地区多集中于城市或沿运之地，更广大的农村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发展，普通百姓的生活依然很艰辛，所以这种繁荣并不具备普遍性。此外，景州的商业与天津、临清、济宁、淮安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的，无论是在商品种类、商帮规模、会馆数量都不及这些城市，也不存在大规模、长距离的商品贩运，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较低。所以一旦遭遇天灾、人祸、战乱，那么基层社会的百姓便往往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为了生存，他们往往发动武装起义，谋求物质生活的富足，而这种情况一旦与国家吏治混乱、经济衰退、农业灾荒相结合，那么就会使社会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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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