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大运河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工程，不仅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也是中越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为越南来华使节阮辉莹于乾隆年间所撰，记录了其来华途中的见闻，由于其部分行程涉及运河，故在书中对运河水工设施、城镇风貌及名胜古迹有着大量的记载和描述，对于研究清代运河交通史、城市史和社会史具有重要价值。其对大运河的细致描绘，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深入了解，也反映了中越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对对其所记运河风物进行分析与考证，在展现清代运河区域社会风情的同时，亦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播、运河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更加多元和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
清代；越南；阮辉莹；《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大运河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运地区河工经费研究”(19CZS028)；山东省2022年社科规划研究专项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原则与策略研究”(22BLYJ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程明亮(2000—)，男，山东东营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24级学科教学（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学科历史教学和运河文化史。
阮辉莹(1713-1789)，越南后黎朝河静罗山人。景兴九年(1748)进士登第，赐探花，官至吏部左侍郎，封都御史。年七十致仕，赠工部尚书。《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是阮辉莹在乾隆三十年(1765)至三十一年(1766)间的一次出使日志，全书以日记的形式概括了沿途的风景，接待的规格，以及各种公务之事，尤以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记述最为详尽；每个日志下都附有一首到十首不等的诗歌，多是对沿途景观风物的歌咏和描绘，是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和中越关系的重要史料。
清代前期，越南出使中国的外交路线，以广西，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直隶的水路为主要线路。[1]《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雍正二年议准，安南国贡使进京，广西巡抚给与勘合，由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山东、直隶水路行，回日由部照原勘合换给，仍由水路归国。”[2]P5793-5794这条线路也被称为“东线”，这也是阮辉莹使团行走的线路。具体的行程为：从广西走水路经湖南抵达湖北武昌，然后沿长江顺流东下，抵达南京，然后从南京过江，进入扬州仪征境内，随后沿运河一路北上，到达山东济宁，从济宁往北转陆行，经山东和直隶，最终抵达北京；返程时，再由北京陆行到济宁坐船，由运河抵南京，最后原路返回国内。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阮辉莹对运河沿线的交通水利设施、城镇风貌等做了大量记载和描述，对研究清代运河史和区域社会史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地方志等史料，对其所载清代运河风物进行分析和考证。
一、阮辉莹所记运河水工设施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二十五日，阮辉莹一行离开南京北上，仪征是其进入大运河的第一站。仪征古称“真州”、“仪真”，运河在这里汇入长江，是通过运河和长江向京畿地区运送粮食物资的重要港口和码头。为解决船只通行问题，明成化十年(1474)，工部巡抚郎中郭升在仪征主持修建里河口、响水、通济和罗泗四闸，康熙四十九年重修。闸河自上接县丞所管河尾至江口，长690丈，额设闸夫120名，浚河修闸钱粮均由盐运开支。[3]P514清人陈文述在其《仪征浚河记》中云：“仪征在扬州西南五十里，为淮南每岁百万引盐出江之所。内河自江都三汊河朴树湾新城，至天池察院署止，分淮水以西注，约五十余里。外河自沙漫洲经捆盐洲、鲍庄、黄连港、猫儿泾，分江水东注入河。复自河以达江，约长四十余里，是为干河。内河之通外河者，自子盐河，历响水、通济、罗泗、拦潮诸闸，由都会桥达鸡心洲，分东西两小支，入外河达捆盐洲，是为支河。”[4]P178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十《河渠志•水利》记载：“成化十年，工部提河郎中郭升建议置仪真外河罗泗、通济、响水、东关四闸。”[5]P5793-5794
阮辉莹在其日记中，对其看到的仪征四闸亦做了记载：“（九月）二十五日，出小河，越杨子大江、八一港，到都会桥，此是仪征县城西门，过头闸、二闸、三闸与东关河闸，闸后有报春楼。自此河道浅狭，官置石闸，障水通舟，制如兴安之陡。”[6]P109-110阮辉莹提到的“都会桥”位于原关帝庙之西，为东西走向石砌单孔拱桥。[7]P152因其架于通江河上，桥下为江、淮、泗三水合流，故称“都会桥”。[8]P8康熙《仪真县志》记载都会桥在关圣庙右通河西。[9]P87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三《舆地志•津梁》记载都会桥：“在关圣庙右通河西，乾隆二十年，邑人重修。”[5]P128
阮辉莹等人于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六日到达清江浦。阮辉莹在《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中十分详尽地记录了淮安清江浦闸坝设置情况，提到了“清江正闸”和“清江越闸”。他还对设置越闸的原因作了说明：“明初都燕难于漕运，仍决黄河与淮河二水，入为头江，名曰‘里河’，以通粮道。但水势冲击，上溯颇艰，于更改凿月河分流，名曰‘越闸’。”[6]P114对洪泽湖岸边的镇水铁牛，阮辉莹亦做了记载：“由清江闸历福兴闸、通济闸、惠济闸，闸溯上三草坝山，……岸上有一大铁牛，铭云‘铁牛作镇奠淮阳(扬），永除昏垫报吾皇’。”[6]P115-116从其相关记述中，亦可以看出淮安在清代河漕治理和南北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10]
枣林闸位于微山县鲁桥镇枣林村，元延祜五年(1318)建成。明洪武十四年(1381)再次重建，明正德二年(1507）、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重修，是往返运河的必经之地。康熙《山东通志》记载枣林闸：“在济宁南六十里，元元祐五年建。”[11]P600乾隆《兖州府志》记载枣林闸：“在南阳闸北十二里东岸进水有新挑河口西隣南阳湖。”[12]P742《居济一得》记载枣林闸：“上下俱不深通，故每遇天旱之年，辄有浅阻；而以上师家庄仲家浅新闸，并无浅阻之患。乙酉初夏，遇浅阻，船不得行；予设一法，令启师家庄闸板，而船仍不行；又启仲家浅闸板，而船遂通行，直过上两闸，上下俱无浅阻，此亦已试之一法也。然又须南阳、利建、邢庄多下闸板，草塞蓆贴，不使过水，则水不妄泄，而船可通行？”[13]P16阮辉莹在其日记中记载：“二十里到枣林闸，河水坚凝，厚已一尺，闸关官先下木栅二重，岸积柳条、苇荻，刻期封闭，乃湾船于此，有枣林待闸。”[6]P120阮辉莹的描述与《居济一得》的记载相互映证，对于我们了解清代山东运河船闸的管理和运作以及船只通行状况具有重要价值。
二、阮辉莹所记运河城镇风貌
扬州历史悠久，自唐代以来就是繁荣的商业都会。乾隆《江都县志》记载扬州：“古九州之一，江都为之附邑，袤延数百里，北枕三湖，南抵大江，今昔称海内一大都会，且为南北襟喉，漕运、盐司关国家重计，皆涖斯土。”[14]P62阮辉莹在其日记中对扬州的城市面貌做了简要评价：“自仪征到扬州六十五里，扬州古广陵城，街市稠广，亚于南京。”[6]P110邵伯镇，古称“甘棠”，因东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于此筑埭造福于民而得名。阮辉莹记载：“六十里至邵伯镇，昔谢安镇此，筑土堤成田万顷。人怀其德，比于召公，故名。对岸是邵伯湖，渡船可万余只。”[6]P111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十一日，阮辉莹一行由淮安沿运河抵达宿迁：“县城临流有宿关税务厂，系是委员所管，匾‘宿迁县关’。”[6]P118日记中提到的“宿迁税关”，在地方志中亦能找到相关记载。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宿迁关：“额征税银四万八千八百八十四两，盈余银七千八百两。案：明时有中河工部分司征收，国朝康熙五年，归淮扬道；七年，归徐属河务同知；八年，复归中河分司；十七年，归淮徐道；雍正五年，改归淮安关监督管理。旧凡分设三处：一在徐州，一在宿迁城外运河西岸，一在宿迁城外黄河东岸，共征收银及盈余银如前数。”[15]P403乾隆《徐州府志》记载宿迁关：“在县北运河南岸，明时有中河工部分司在夏镇、徐州、吕梁、宿迁四处征税；又有徐仓户部分司在夏镇、徐州征税。本朝康熙五年，归并淮扬道管理；(康熙)七年，改归徐属河务同知管理；(康熙)十七年，罢分司归并淮徐道兼理；雍正五年，将宿迁关归并淮安关监督兼理，今监督遣人在关征收，其黄河南岸、白洋河口及对直之运河南岸商贩往来，皆稽察焉。”[16]P350
进入山东境内以后，阮辉莹对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风貌亦做了详细记载：“(十一月)二十一日，行十里，经山东、江南石碑界。三里到台儿庄，庄属山东。自此，人家多砌砖，台高可二丈，平头无起脊。二十四日，到韩庄庯。过此，左是沛湖，即孺子濯缨处。”[6]P119“六十里到夏镇，镇属江南省徐州沛县，乃汉祖故乡，今有泗亭驿及泗亭渡，帝常为泗上亭长即此。”[6]P119二十五日，到南阳驿汛。“汛属鱼台县，两边皆湖，即春秋辰棠邑，隐公观鱼于此。”[6]P119越南在历史上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从其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阮辉莹对中国历史文化可谓极为熟悉。
三、阮辉莹所记运河名胜古迹
扬州历史悠久，自唐代以来就是繁荣的商业都会，名胜古迹众多。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迷楼、九曲、凤池、萤苑之名，甲于前代；而十里珠帘，二十四桥风月之景尤为佳丽，以至春风荡城郭，满耳拂笙歌，与夫重城向夕绛纱万户，珠翠填咽于街陌者，又天下所无也。”[14]P62阮辉莹在其日记中记载：“穿城出拱辰门，柳木参天，可以千计。有隋苑、迷楼及二十四桥遗迹，今往往耕得金钗、石镜。其天宁寺右行宫，……中有董子祠匾‘高明光大’。圃有芍药三十二种，惟金带圆球者不易得。城南江岸有寺，匾‘哄不得他’，僧众二百余。”[6]P110
阮辉莹在这里提到的“天宁寺”在扬州府拱宸门外，原名“谢司空寺”，宋徽宗政和年间，改名“天宁寺”。乾隆二十一年(1756)，在天宁寺西侧建行宫。行宫的大宫门与天宁寺山门平排，大宫门外有牌楼。进大宫门内有二宫门、前殿、寝殿、右宫门、戏台、垂花门、西殿、内殿、御花园等。御花园中建有大观堂、御书楼和珍藏《四库全书》的文汇阁。据《康熙朝起居注册》记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三月初八日，康熙帝第三次南巡途经扬州时，赐天宁寺僧广元御书“禅心澄水月”五大字，“佛门堂”三大字。“皓月禅心”四大字，“寄怀闲(兰)竹”四大字。……初九日，赐天宁寺僧广元御书“鹰堂”二大字。据《西湖志纂》卷八，杭州云林寺(灵隐寺)也有康熙题写的此联。[17]P106
董子祠原位于扬州两淮盐运司的后堂内，是西汉儒学大家董仲舒的故居。明正德时，改建于扬州北柳巷，当时称“正谊祠”。康熙南巡时，曾亲自题写“正谊明道”匾额，于是改称“董子祠”。[17]P144董子祠在嘉庆《扬州府志》记载：康熙年间，漕运使朱之瑞对其进行重修，方拱乾为之作记；康熙三十三年（1694），转运使刘德芳又进行了重修；康熙四十四年（1705），仁庙御书“正谊明道”匾额悬于庙中；乾隆八年（1743），转运使朱续晫买下了其原址旁边的一处宅院，对其进行了扩建。[18]P817
扬州大面积栽植芍药，自宋代始，集中栽植在扬州市东郊沙口翟家庄一带。清陈潠子《花镜》中记载说芍药唯广陵(扬州)者为天下最扬州芍药，经过历代园艺家的培育，现品种已多达70多种，其中以金带围、观音面、大富贵、铁线紫，胭脂点玉。白玉楼台、虎皮交辉、金玉交辉为最有名，称扬州八大名种。[19]P171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五《冈西录》“扬州芍药冠天下条”记载：“扬州芍药冠于天下。乾隆乙卯，园中开金带围一枝，大红三蒂一枝，玉楼子并蒂一枝，时称盛事。”[20]P260
阮辉莹在记文中提到“城南江岸有寺”，根据位置判断，该寺庙很有可能指的是“高旻寺”。乾隆《江都县志》记载：“扬州郡治四通五达，为东南都会，江都附郡最称繁剧。……其河之上下多沃壤，民乐业其中；东南有张纲沟、大桥、嘶马诸镇，地濒于江潮汐沂通，生殖甚繁；又迤逦而南则江洲，可居之地棋布星列，足为内蔽，田肥美，人殷富，盖邑之奥区也；又正南则高旻寺，浮图屹然拱峙，据三面水，一由真州入江甯，一由瓜洲下镇江。”[14]P60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七《城南录》记载高旻寺：“三汊河在江都县西南十五里。扬州运河之水至此分为二支：一从仪征入江，一从瓜洲入江。岸上建塔名天中塔，寺名‘高旻寺’，其地亦名‘宝塔湾’，盖以寺中之天中塔而名之者也。”[20]P109-110
在由扬州沿运河北上的过程中，阮辉莹对其看到的沿岸风景亦做了详细记载：“行七里至王台山，江上有香阜寺，匾‘名香清梵’。”香阜寺位于扬州江都县运河东岸，此地土阜隆起，如龙之昂角。香阜寺原称五台寺、天心寺，始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三十八年御书“香阜寺”匾额。[17]P122乾隆《江都县志》记载香阜寺：“在便益门外，旧名五台山，国朝康熙二十二年，僧野静始创寺；三十八年，御赐香阜寺额，金刚药师经各一部，渊鉴斋字帖一套，观音唐诗五言绝句一幅；四十二年，又赐‘名香清梵’四字额。”[14]P478《大清一统志》记载香阜寺：“在江都县东黄金坝，旧名五台山，本朝康熙三十八年，圣祖南巡，幸其地，赐名香阜寺，名香清梵额并墨宝法物；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皇上南巡，御制额联并有御书诗，并赐墨宝㳟藏于内。”[21]P2475-2476民国《续修江都县志》记载香阜寺：“在便益门外运河东岸，旧名五台寺，康熙二十二年，僧野静建；三十八年，圣祖南巡临幸，御书赐额曰香阜禅寺，并赐‘名香清梵’额。”[22]P458
阮辉莹记载：“道社湖畔有露筋娘娘祠，门牌题‘留芳今古’，殿内匾‘名节芳躅’对联云。”[6]P111阮辉莹在这里提到的“露筋娘娘祠”即高邮的“露筋祠”，露筋祠，又称“贞应祠”，俗称“露筋娘娘庙”，位于扬州江都区原渌洋乡运河西岸，祀唐代某贞女，始建年代不详。明清两代方志中对露筋祠多有记载。乾隆《江都县志》记载露筋祠：“在邵伯镇北三十里，事见《列女传》，宋米芾有庙碑，国朝康熙四十六年，赐‘节媛芳躅’四字额。”[14]P217乾隆《江南通志》记载露筋祠：“在甘泉县邵伯镇北三十里，康熙四十六年，御赐‘节媛芳躅’匾额。”[23]P2193-2194《大清一统志》记载露筋庙：“在高邮州南三十里，旧志：唐时露筋烈女死此；宋绍圣元年，米芾刻石纪事；本朝康熙四十六年，圣祖御赐‘节媛芳躅’额；乾隆二十二年、四十九年，皇上南巡，有御制露筋祠诗。”[21]P2474清人董醇《甘棠小志》卷四记载：“枕北湖之滨有贞应祠，即露筋庙也，嘉庆《府志》言：在邵伯镇北三十里，地为甘泉高邮分界，祠祀高邮贞女，宋米芾有庙碑，欧阳修有‘伤哉露筋女万劫仇不复’句。……康熙四十六年，翠华南幸，御书额曰‘节媛芳躅’，奎章炳焕，辉映淮流，潜德幽光，益昭千古矣。”[24]P200-201
十一月初一日，阮辉莹一行抵达到高邮县城。“县发丁夫三船，共二十四卜，住承天寺，寺制极高且大。”[6]P112阮辉莹在这里提到的“承天寺”，全称“承天大梵讲寺”，位于高邮城北门外。雍正《高邮州志》记载承天大梵讲寺：“在州治北新城多宝楼桥西，元至元年间，把常大士建；洪武、永乐、宣德、正统间，僧祖拳、得玑、惠能、永中俱增修；隆庆五年，耆民夏新、柴茂重修。”[25]P405民国《三续高邮州志》记载承天大梵讲寺：“在多宝楼桥西，光绪二十二年，正殿灾，僧克朗募集巨款重建；(光绪)三十一年，邑人就其西院开设公益小学堂。”[26]P242
在离开高邮后，阮辉莹等人前往宝应，对宝应城内的忠烈庙、碧霞宫等古迹亦做了记载：“行一百二十里到宝应城。县古名安宜，有忠烈庙，匾‘佑我蒸民’，是祠纪信，俗传最能护童子者。临江有碧霞灵迹，二重门，左祀岳武穆像，殿内匾‘望岳明祀’，后楼匾‘圆通自在’。碧霞娘娘是泰岳禅神，敕封‘天妃元圣’，自此在在多有行宫。”[6]P112
这里的”忠烈庙”指的应是宝应县的“城隍庙”。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城隍庙所供奉的城隍神多为“纪信”。纪信为刘邦部将，楚汉相争时，刘邦被项羽围困荥阳，危在旦夕，纪信假扮刘邦直出东门，声言降楚。刘邦乘机从西门逃脱。假降计被识破后，项羽把纪信活活烧死。纪信以“荥阳误楚，身殉汉皇”，博得“汉代孤忠”美名。[27]P262嘉靖《宝应县志略》记载城隍庙：“在东南隅，洪武四年，知县王骥造；天顺间，知县李伸重建，庙前为忠祐桥；嘉靖五年，知县闻人诠有记。”[28]P23万历《宝应县志》记载：“城隍庙在县东南隅，洪武四年，知县王骥建；……(嘉靖)四十三年，知县李瓒重修；万历十一年，知县韩介重修；二十二年，知县陈煃重修。”[29]P94民国《宝应县志》记载城隍庙：“在县治东南隅，明洪武四年，知县王骥建；永乐十二年，知县王友壬修，其后县丞陈翚重修；天顺间，知县李伸重建；其后知县闻人诠、李瓒、韩介、陈煃俱重修。”[30]P43历代宝应县志中均未提及城隍庙所祀神灵为“纪信”，阮氏的记载对于研究宝应县城隍庙的历史变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日记中提到的“泰山殿”位于宝应县城北首古运河旁，原为“晏公庙”。明嘉靖四十年(1561)在此建碧霞宫，主祀碧霞元君。万历《宝应县志》记载晏公庙：“在北门外，洪武十七年，邑人钮常建，后废，今即其地建碧霞宫。”[29]P49碧霞宫：“即晏公庙旧址，嘉靖四十年建，殿宇弘敞，楼阁辉映，为江淮巨观。”[29]P50阮氏的记载无疑可与地方志相互映证，为我们了解宝应泰山殿的建筑布局提供了重要史料。
乾隆三十年(1765)十月十一日，阮辉莹一行由淮安沿运河抵达宿迁。在其日记中，阮辉莹记载了宿迁城内的项王祠、寿天禅寺：“行一百五十五里，经宿迁县城，城外有项王祠，有虞像在侧，匾‘英雄情钟’。江阜左有寿圣禅林，匾‘昙云妙谛’。”[6]P117阮辉莹在其日记中还记载了宿迁皂河龙王庙：“五十里到皂河口，与盛老行，后诣金龙庙谢风。查自杨家至此二百三十五里路。庙临黄河岸上，正殿匾‘福佑荣河’，中门匾‘五色云生’。”[6]P118皂河龙王庙在今宿迁西北二十公里的皂河镇南端，建于清康熙年间，供奉金龙四大王、禹王、东海龙王等神。同治《宿迁县志》记载其建于康熙年间，雍正五年（1727）奉敕重修。[15]P432同治《徐州府志》卷一记载：“御书皂河龙王庙匾额“福佑荣河”，联：“惠泽澄涵资利涉，神功普应叶安澜。”[31]P38匾联题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初二日第二次南巡回銮之时。皂河龙王庙御碑亭北是怡殿，怡殿正门悬“五色云生”大匾一方。阮氏对皂河龙王庙的记载，为我们考证其历史沿革及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结语
大运河是连接中国与外界的纽带，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重要窗口。这种对运河文化的跨域书写与阐释，成为大运河形象的域外见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32]以往学者对朝鲜、日本及西方国家的运河旅行日记研究较多，而对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中的运河景象则较少关注。有清一朝，中越使节交往频繁，越南使节在朝贡之时，对沿途的地理景观和人文风情多有描述，留下了包括日记和诗文在内的众多燕行文献。在众多中国景观风貌中，运河及其沿线风物无疑也成为越南使节关注的对象。通过记录大运河，越南使者不仅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也促进了两国文化的交流。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越南使者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才华，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和赞赏。
《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是越南燕行使阮辉莹出使中国的见闻记录。这部作品不仅融合了日记的纪实性与诗歌的艺术性，还以其深厚的史料价值以及独特的文学魅力，成为研究清代中越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它不仅为后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还通过作者的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真实、生动的历史画面。与其他国家的燕行文献相比，《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的篇幅虽略显简略，但却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对大运河及其沿线区域的详细描述，为我们研究清代运河交通史、水利史和社会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阮辉莹通过对大运河风貌的细致描绘，全面展示了大运河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和考证，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大运河的了解和认识，亦可为当前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照，对于推动大运河文化的国际传播，向世界讲好中国运河故事，打造宣传中国形象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郑幸.越南使臣入清京师路线考述——以汉文燕行文献为中心[J].历史地理，2017(1):130-138.
[2]官修.大清会典则例[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姚汉源著.京杭运河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4]陈文述.颐道堂文钞[M].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5]王检心修，刘文淇纂.道光重修仪征县志[M].清光绪十六年刻本.
[6](越南)阮辉莹.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M].《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5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仪征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仪征文史资料(第8辑)[M].内部资料，1992.
[8]仪征县地名委员会编.江苏省仪征县地名录[M].仪征县地名委员会，1983.
[9]汤有光纂，马章玉增修.康熙仪真县志[M].清康煕三十二年增修本.
[10]胡梦飞.越南燕行使者笔下的淮安——以《奉使燕京总歌并日记》为中心[J].淮阴工学院学报，2022(4):1-6.
[11]赵祥星修，钱江纂.康熙山东通志[M].清康熙四十一年刻本.
[12]觉罗曾尔泰修，陈顾联纂.乾隆兖州府志[M].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13]张伯行.居济一得[M].清同治正谊堂全书本.
[14]五格修，黄湘纂.乾隆江都县志[M].清光绪七年重刊本.
[15]李德溥修，方骏谟纂.同治宿迁县[M].清同治十三年刊本.
[16]石杰修，王峻纂.乾隆徐州府志[M].清乾隆七年刻本.
[17]故宫博物院著.康乾南巡匾额楹联通解[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
[18]阿克当阿修，姚文田纂.嘉庆扬州府志[M].清嘉庆十五年刊本.
[19]武占坤主编.中华风土谚志[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20]李斗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
[21]和坤纂.大清一统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钱祥保修，桂邦杰纂.民国续修江都县志[M].民国十五年刊本.
[23]赵宏恩.乾隆江南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董醇.甘棠小志[M].清咸丰甘棠董氏刻本。
[25]张德盛修，王曾禄纂.雍正高邮州志[M].清钞本。
[26]胡为和修，高树敏纂.民国三续高邮州志[M].民国十一年刊本.
[27]李剑平主编.中国神话人物辞典[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28]闻人诠修，杨周南纂.嘉靖宝应县志略[M].宁波天一阁藏明刻本.
[29]陈煃修，吴敏道纂.万历宝应县志[M].万历二十二年刻本.
[30]戴邦桢修，冯煦纂.民国宝应县志[M].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31]吴世熊修，刘庠纂.同治徐州府志[M].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32]李刚.京杭大运河文化形象的跨域书写与解读[J].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8(5):11-16.
来源：《德州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