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燕程日记》为清代文人程穆衡于乾隆二年（1737）赴京会试途中所写的旅行日记，详细记载了其所经运河区域的交通状况、城镇风情和名胜古迹等。与其他运河行记相比，《燕程日记》中没有大段的考证和引用，其内容皆来自作者的所见所闻，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清代运河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和考证，我们可以了解到清代乾隆年间运河的真实景象。尤其是日记中有关运河交通状况和沿岸社会风情的记载，更是弥足珍贵，对于深化和拓展运河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运地区河工经费研究”（19CZS028）；山东省2022年社科规划研究专项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原则与策略研究”（22BLYJ05）
关键词：清代；程穆衡；《燕程日记》；大运河
作者简介：甄思辰（2000-），女，山东聊城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研究。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研究。
程穆衡（1702-1794），字惟淳，江苏镇江人，先世籍安徽休宁，清代文学家、诗人。嘉庆《直隶太仓州志》对程穆衡之生平做了详细记载：“父继默，始徙居州；乾隆元年举人，明年成进士，授山西榆社知县。邑多盗，亲缚其魁。为治勤约不病民，然以耿介不合上官罢归。贫如诸生时，一以著述自娱，曾预修《镇洋县志》，著有《据梧斋诗文集》，又有《周礼阐微》《礼经发覆》《夏小正注释》《国语国策注》《梅村集注》。”[1]1153民国《镇洋县志》记载程穆衡：“博闻多识，工诗文，生平撰述甚富，卒年九十三；子师慤，字愿夫，诸生，有学行，亦工诗。”[2]161
《燕程日记》是清人程穆衡撰写的一本日记体笔记，记述的是他在乾隆二年（1737年）自镇洋（江苏太仓地名）赴京城应试沿途之所见所闻。他于该年正月二十六日午后从镇洋登舟出发，二十七日泊于苏州阊门；二十八日沿苏南运河行，过山塘；二十九日晨到无锡县，晚泊常州东门；二月初一到吕城，过丹阳；初二早到丹徒镇，初三过长江至瓜洲，经扬州，入苏北运河；初四到扬子湾，经邵伯埭，过露筋，至车逻；初五过高邮州，至界首驿；初六早到达宝应境内，夜宿平桥。初七抵淮安易舟登车，二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之芦沟桥。程穆衡由镇洋至淮安主要沿运河乘船北上，故在其《燕程日记》中留下了众多有关清代江苏段运河风情的记载，对于研究清代运河史和区域社会史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相关史料，从运河交通状况、城镇风情、名胜古迹三个方面，对其史料价值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燕程日记》中的运河交通状况
江南运河北起江苏镇江，南至浙江杭州，沿岸地区城镇众多，商贾云集，各种船只往来不绝，运河航运极为繁忙。程穆衡在《燕程日记》中对江南运河之难行做了详细记载：“二月初一日早，至吕城。先是，闻丹阳运河干塞，粮艘阻路，船价仅写至此。值雨，舟停。登岸寻船埠易舟，则皆无之。加金倍，始肯送至镇江，盖泊此几一日矣。”[3]191程穆衡还记载了其在镇江丹徒的见闻：“初二日，早至丹徒镇，以漕艘在江口，欲自镇进闸入江趋江北，又与舟人议价，倍加之。迨夜潮未落平，暮潮又至，水口迅急。邻舟以缠缆牵入。缆断，平二人坠水无踪，乃复退出。”[3]193
由于漕粮是“天庾正供”，是国家粮食供应的命脉。清政府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储备，实施了严格的漕运制度。漕粮运输优先权的设定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国家战略需求，故而运输漕粮的漕船，便在运河的通行次序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漕运繁忙时，“运舟过尽，次则贡舟，官舟次之，民舟又次之。”[4]119运河主要是为了服务漕运的，官方船只能够畅通无阻，而商船民船则需要避让。尽管运河上并不禁止商船航行，但商船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运河水量不足的时候，商船的行进便尤为困难[5]。商船能否顺利航行也会对关税造成一定的影响，很多时候，如果运河诸关正值漕船过关，商船便多有阻碍，如此一来来往商船便会减少，关税收入也会有所亏损。从程氏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因为漕船浅阻，导致程穆衡所乘之民船前行艰难，这也给了舟人加价的借口和理由。
程穆衡在其日记中还详细记载了沿途所经过的闸坝、驿站、榷关等设施。初三日的时候，程穆衡渡江十八里先抵达了瓜州，后又航行了六里到达了陈家湾，此地设有陈家湾油关，“古亦名‘江油’”[3]194。陈家湾位于瓜洲江北街口，向南不远处就是由闸关，南北货物于该处起卸过闸，后再分运外江及里下河各地。对于“陈家湾”，地方志中亦有相关记载。嘉庆《江都县续志》记载：“镇标瓜洲营管辖八里铺、陈家湾、头闸、四闸、双桥，以上五汛系瓜洲营把总专管。”[6]70《扬州画舫录》记载：“自天宁寺行宫入天宁门，出钞关马头登舟，四里文峰寺，四里九龙桥，八里高旻寺行宫，计十六里，此水程第二站也；自高旻寺行宫十六里锦春园，一里陈家湾，一里由闸，五里江口，计程二十三里，此水程第三站也。”[7]6《钦定南巡盛典》记载：“向午出瓜洲西运河口渡江，水面宽阔，距金山行宫较远。前岁据萨载伊龄阿等奏：以瓜洲城中有跨河一道，上通运河由闸，下达大江，若对渡金山，计程止二三里，绕越长江之险，兼避江面之宽，商民来往均为利便等语。因谕所请开浚，兹舟行经过，果觉较前近捷，且避中泓大溜云。”[8]721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家湾地理位置之重要。程穆衡对渡江路线的记载，对于我们研究清代运河水路交通状况亦具有重要价值。
淮安境内黄、淮、运在此交汇，黄流湍急，闸坝林立，过黄、过闸极为艰难。程穆衡详细记载其在淮安过黄、过闸的经历：“十五里至板闸，亦名移风上闸，钞关在此税船。……换‘草上飞’，十里至清江浦，地即黄河岸口，清水入淮而河淮复于此合流。……（清江）闸上有御诗碑亭。登岸唤夫抬至河岸下。小舟过河，所谓‘老灞口’是也。河水甚浅，极力撑篙始得过。登岸再抬至黄家营，清江浦至黄家营，名为十里，然甚近，不啻三四里许。盖河水正干，坝口阔故耳。”[3]208-209光绪《淮安府志》中记载驻板闸钞关为户部钞关，最初于明代时设立。[9]208《续纂淮关统志》卷五《关口》记载淮安钞关位于板闸镇的运河北岸，并对其房屋建制做了详细的描述，还记录了行舟情况：“关楼之前设有桥船五只，联以篾缆，横截河身，每日放关暂撤南岸，过后仍即封闭；而民间小船时刻往来不绝，未便禁阻，因于关前傍岸开一小口名曰‘小关’，以利舟行，仍严稽察，毋许夹带。”[10]88程穆衡日记中提到的“草上飞”是一种小快船。《扬州画舫录》记载：“传宣接递，用小快船名‘草上飞’；迨上岸时，大船令其先行，恐不能赶到码头，另备如意船先在码头伺候；今钞关马头御舟，即如意船也。”[7]8
至于提到的清江闸御诗碑亭，据学者考证，在清江闸运河南北两岸都建有一座，其上御诗分别为康熙皇帝两次南巡时所作[11]。这种说法在地方志中亦能得到印证，光绪《清河县志》中就记载，南岸御诗亭为康熙二十二年建造，北岸则为康熙三十八年建造[12]36。而程穆衡看到的是哪座御诗亭，由于日记中没有加以说明，我们不得而知。随后提到的“老灞口”（应为“老坝口”），即“清江坝”，其作用是保持清江闸以下的运河水位，保障漕运，当漕船在淮安末口的土坝盘坝过于集中时，部分船只则可以分流至清江坝盘坝[13]35。《漕运通志》记载成化七年（1471）秋，“淮河泛涨，灌入新庄闸口，至清江浦二十余里淤浅不通，遂筑坝于清江浦北以蓄水，令粮船俱由淮安东北仁字、义字二坝车过，又于浦东西置二坝，以助不及。”[14]173万历《淮安府志》记载清江坝：“去治西北三十里清江浦之东，正德六年开，遇清江口淤塞，即经此达淮。”[15]153老坝口一带设有分税关，专门负责查验来往货船是否交纳商税。光绪《清河县志》记载外河口：“在老坝口，距大关十五里，专查北来旱驼货物，以及清江货物北去，俱在该口纳税验放”[12]162。《续纂淮关统志》记载外河口位于山阳县的老坝口，处大关以北十五里处，归清河县管辖，有三栋官屋和六栋民宅，查验来往货船[10]89-90。
而后提到的“黄家营”，应为“王家营”之误。明代中期以来，由于黄河频繁发生决口，导致清江浦与徐州之间的黄河支流及其以北的运河都出现了缺水的现象。而清江浦以西长达二十多里的运河路段，更是水流缓慢，航行困难，时常会有船只沉没其中。官商往来，凡北往者，大都从清江浦下船，到黄河北岸王家营转马车陆行；而南来者，则将车马留置在王家营，渡过黄河后到清江浦登船。于是，清江浦也就成为了“南船北马、辕辑交替”之地。水陆分程，民间客商、士大夫从陆路北走京师，以王家营为起点，车行十八站至京师，所谓“河北第一程”“舍王家营无他道”[16]157-158。清人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也记载：“廿八，渔沟打尖，至王家营渡河，叫担至清江浦抬花巷，雇小船至板闸，换至淮安。”[17]36
二、《燕程日记》中的运河城镇风情
对运河沿岸城镇的物产风貌，程穆衡亦做了生动的描述。如记载过江之后，“自花园汛油关一带，即以芦苇筑岸，居人守水，次以贴纤为业。”[3]194记载扬州：“三岔河十里至扬州。进钞关南门，即户部衙门，盐商比居，门宇峻整。……转西为埂子大街，街高于两旁屋基，诸凡杂货集此：木器、桌椅、床厨、海味、镀金簪珥。”[3]194-195
扬州钞关在明代是大运河沿线七大钞关之一，在清代是户部著名的二十四关之一。明宣德四年（1429），便于七里港河拐弯口设立了钞关。扬州钞关设立一百多年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为防寇侵扰，扬州城东扩新筑，城池一直延至古运河边，新建城南门“挹江门”。挹江门位于小秦淮河东岸，今埂子街南。于是钞关更设于挹江门处，此处既是扬州城南门，又是关税征收口；既名挹江门，又叫钞关，民间又称钞关作“关上”。扬州钞关由户部分司管辖，公署名曰“户部分司馆”[18]43。
日记中提到的“埂子大街”，又称埂子上、埂子口，明朝嘉靖年间，筑城疏濠，积土隆起，故称“埂子”。因为此街地处挹江门也就是钞关内，民间也有称钞关街的。埂子街地处扬州城中心地段，南起古运河畔的钞关，西依小秦淮河，北至南柳大儒坊，街长约700米，道宽4-8米不等。明清时期，埂子街是官商行旅往来的干道。据《扬州画舫录》记载，康熙南巡也曾巡幸至此；埂子街两边多有名铺，如明代的伍少西毡铺、戴春林香料铺，清代的何公盛酱园、体仁斋膏药店、杨文竹笔庄，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气的[19]47-48。由程穆衡的记载亦可以看出当时的埂子街之繁华。
邵伯镇，又名“邵伯埭”、“甘棠”，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甘棠小志》记载邵伯镇：“古邵伯埭，晋谢太傅安筑，后人思安德，邵伯、甘棠，所由名也。”[20]17东晋太元十年（385年），太傅谢安出镇广陵步邱，他看到“邵伯镇地势西高东下，每春夏，湖水涨，辄东浸民田，而西又苦旱；（谢）安为筑埭以界之，高下两利，民以比邵伯甘棠，名‘邵伯埭’。”[21]108对于邵伯埭，程穆衡在其《燕程日记》中也有所记载：“十里至邵伯，所谓‘邵伯埭’者也。”并提到本筑此堤以抵御湖水，中间有三道闸门，因无足够的石头，就用芦苇和草进行填补。还描述了邵伯镇集市由东向西，在岸上绵延四五里。且当地自产大米，凡是入京的粳稻都在此处装袋北上，并有一些虾米、鸭蛋和黄草布[3]196。对于高邮城内的古迹及特产，程穆衡亦做了详细记载：“初五日，惊蛰。十五里至高邮州。州南土桥，高杰伏兵劫黄得功处。夜旷天低，令人吊古。……州城滨湖，颇雄整。城东南寺二，浮图矗立平野，城中复有一方塔。……土产太乙、木瓜、五茄皮酒，鲜、咸鸭子，包子、白米。”[3]198-200淮安为漕运总督和江南河道总督驻节之地，程穆衡二月初七抵达淮安，在其《燕程日记》中对淮安的城市地位及其城内的名胜古迹做了详细记载：“初七日，连夜行十里至淮安三十里铺，十里至二十里铺，十里至十里铺。晨过淮安府，为总漕驻扎处，地当冲剧，河务、漕务皆于此为统会。”[3]206-207
虽然自淮安登岸陆行，但其所行路线大致与运河平行，故所见亦属运河风情。淮安以北为宿迁，《燕程日记》记载：“（二月）初九日，二十里至来安集，地有额曰‘清桃交界’。盖当清河、桃源之地，最为河冲。”[3]211在宿迁众兴集，程穆衡注意到了淮河南北民居的差异：“二十里至重（众）兴集，自是所过村聚，皆草茨土壁，秽陋零落。连甍复屋，绝处难逢，而蚁丘之浆，反十室而九。入舍，桌设豆腐粉条诸物，千里如一。”[3]211对宿迁仰化集、钟吾驿，程穆衡亦做了记载：“二十五里，宿宿迁县之仰化集，即新安。宿迁，古钟吾氏地，春秋庄十年，宋人迁宿焉。有钟吾驿，驿马四十匹。雍正八年，河决于此，民居荡尽，故今一望皆平芜。”[3]212
顺河集（今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原名“中河镇”或“中河集”，因乾隆皇帝在其诗中多次提到“顺河集”，故改称“顺河集”。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黄河泛滥，因宿迁段黄河运道不利于航运，总河靳辅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七年（1688）开凿“中运河”。在漕运的刺激下，往来于此的漕船、商贾络绎不绝，逐渐发展为集市。程穆衡在其《燕程日记》中记载：“初十日，五里至甜水闸，四十五里至顺河集，又名‘中和集’，在县城外。一路皆沿河北走，此地尤当下流，向恒决于此。”[3]212二月十一日，程穆衡等人行四十八里至刘马庄（今江苏新沂市），又行十二里至苏、鲁交界的郯城红花埠，并由此进入山东境内。
三、《燕程日记》中的运河名胜古迹
对于运河沿岸的名胜古迹，程穆衡更是不吝笔墨，加以详细描绘。扬州城内名胜古迹众多，程穆衡记载扬州：“巡宫亭殿，金碧辉煌，曰‘高旻寺’。……蕃釐观内，琼花台在焉。文选楼，即今文楼巷是。”[3]194-195
日记中提到的“高旻寺”在扬州市区南郊三汊河西岸，大门临河。顺治八年（1651），漕运总督吴惟华购地在此建七层的天中塔和塔庙。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帝第三次南巡到此，见天中塔和塔庙倾圮，传谕要重建塔庙，为皇太后祝寿。扬州商人纷纷献银，出钱出力。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四次南巡时，塔和庙都已焕然一新，康熙帝亲书“高旻寺”额，遂改称“高旻寺”，塔仍称“天中塔”。新修的高旻寺分为寺院与行宫两部分，行宫在寺院西侧，又名“塔湾行宫”，建造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由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照等人监修[22]138。
琼花观位于扬州市区文昌中路（原琼花路）的北侧，最初是西汉成帝元延二年（前11）所建的后土祠，是祭祀地神或土神的庙宇。后来因为祠的附近是羊巷，故又称羊里观、羊离观。北宋政和年间，改庙名为“蕃釐观”，宋徽宗钦赐“蕃釐观”匾额。因此观中有琼花，故俗称为“琼花观”。[19]306乾隆《江都县志》记载蕃釐观：“在大东门外，即古后土祠，旧有琼花一株，因名‘琼花观’，观内有无双亭，以琼花天下无双也；宋欧阳修建，观后有井曰‘玉勾洞天’。”[23]488光绪《江都县续志》记载田家巷：“此即琼花观街，街北为古家巷、芍药巷；街南为小安乐巷、大安乐巷、井巷，至东关街乃竟。”[24]18《民国扬州丛刻》记载文选楼：“在府城小东门文选巷内，即今之旌忠寺也；相传为梁昭明太子选文处。”[25]200
露筋祠，俗称“露筋娘娘庙”，故址在今高邮城南三十里运河西岸，明清两代方志中对露筋祠多有记载。乾隆《江都县志》记载露筋祠：“在邵伯鎭北三十里，事见《列女传》，宋米芾有庙碑，国朝康熙四十六年，赐‘节媛芳躅’四字额。”[23]217《大清一统志》记载露筋庙：“在高邮州南三十里，旧志：唐时露筋烈女死此；宋绍圣元年，米芾刻石纪事；本朝康熙四十六年，圣祖御赐‘节媛芳躅’额；乾隆二十二年、四十九年，皇上南巡，有御制露筋祠诗。”[26]2474程穆衡《燕程日记》中记录露筋祠在河西岸，有十多间房屋以及老尼三数人。他还提到这里有一处水名“鹿筋”，那里有一座水神庙，建造年代不详。水阴德，其神像状似无足女怪，后来被讹传为“露筋”。[3]197程穆衡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露筋祠的由来及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宝应碧霞宫，又称泰山殿，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位于宝应县城北门外西侧。起初供奉碧霞元君，明代后期增建观音阁，遂成佛、道合一的江淮巨观，香火之盛为东南数省之冠。隆庆《宝应县志》记载晏公庙：“在北门外，洪武十七年，邑人钮常建，后废，今即其地建碧霞宫。”碧霞宫：“即晏公庙旧址，嘉靖四十年建，殿宇弘敞，楼阁辉映，为江淮巨观。”[27]56-57程穆衡在其《燕程日记》中记载：“西门外有碧霞元君故刹，……北门外新建元君庙，甚壮丽，因游焉。”[3]203
游览完碧霞元君庙后，程穆衡又乘船西行，到达了白马湖，此处有双烈祠，其中供奉着臧洪、陈容二人[3]205。这里提到的“双烈祠”，即“臧陈旧址”，位于宝应县射阳湖镇臧陈居委会官巷口。射阳是东汉臧洪和陈容的故乡，因反对董卓、袁绍分封割据而被袁绍杀害。射阳父老于故里建起了“臧陈烈士祠”和“臧陈旧址门坊”。[28]264康熙《扬州府志》记载双烈祠：“在宝应，祀汉臧洪、陈容。”[21]602船行十里，泊平湖桥，这里的“平湖桥”即“平桥”，位于淮安与扬州二市的交界处，京杭大运河东岸[18]138。谈迁《北游录》记载：“十五里淮安，四十里平河桥，为剧镇，支河通盐城，桥跨之。”[29]167《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平河桥：“在府西南四十里，南至宝应县六十里，为往来通衢。”[30]1159《续纂淮关统志》更是描述了其南北货船往来络绎不绝之情景，称其为“淮关之门户”[11]61。
程穆衡在其《燕程日记》中对淮安府城内的名胜古迹亦做了详细记载：“城中有汉楚元王庙；城西有胯下桥，韩信受辱处；城南有娑罗树，碑李邕记并书。城西有漂母墓，与韩信母冢相对，其旁有千金亭、漂母祠。”[3]207-208这些名胜古迹在地方志中均能找到相关记载。万历《淮安府志》记载楚元王庙：“在郡治西南百步县学外，汉高帝少弟（刘）交封于此。”[15]239光绪《淮安府志》记载胯下桥在淮阴故城半里许，千金亭在胯下桥旁[9]1196。光绪《清河县志》记载娑罗树碑：“在淮阴县南二百步，唐开元十一年立，海州刺史李邕文并书。”[12]466万历《淮安府志》记载韩信母墓：“在淮阴县西四十里，漂母墓相对，俗呼‘东西塚’。”漂母墓：“在城西四十里旧淮阴县北。”[15]196千金亭：“在淮阴旧县西，韩信微时渔钓于此，漂母常进食；（韩）信既贵，报以千金，后人因筑亭其上。”[15]183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对漂母祠的位置及沿革作了详细的记录：“旧在东门内，明成化初迁西门外，后移建钓鱼台侧。”[31]59清代时，多次对其进行重修。
四、结语
清代行记有着数量繁多、内容广泛以及时间跨度大的特点，作者大多为河漕官员、文人墨客，或是一些域外的旅行者。而在作者群体中占比最大的则为文人墨客，诸如谈迁、陆陇其等人。这类作家的运河游记，大部分都是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的，其写作格式和关注点都非常随意，而且倾注了很强的个人感情，在讲述漕运、河道事务的同时，也记录了大量的运河地区的城市发展、风土人情和社会文化，以及作者自己的思想情感和心路历程[32]。
在众多文人行记中，程穆衡的《燕程日记》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者称，“自家乡至此，为路三千，为时一月，车篷偃伏之余，土店荒寒之次，比辑所见”而成此书。该书对道途见闻，诸如地方风习、山川古迹、民生疾苦等，逐一秉笔纂录，对沿途所经地区的社会风情和名胜古迹做了详细记述。由于作者是由镇洋乘舟沿运河北上，至淮安登岸陆行，故在其对运河风物的记载尤为详细，而真实性和原始性无疑是该书的最大特色。通过对其内容进行分析和考证，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了解清代中期运河的真实状况，这对深化清代运河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程穆衡虽功名不显，但以其学问笃实、著作宏富获誉当时。”[33]从其《燕程日记》的内容及价值，我们亦可以看出其治学的特点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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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淮阴工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