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实现运河文化科学保护、有效展示与合理利用的公共文化载体，在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显著的作用。近年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文旅融合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主要体现在文化挖掘和品牌塑造不够、产业融合和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协同发展联动性较差、政策支持及资金投入不足等方面。针对这一情况，沿线各地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坚持保护优先、突出特色、加强联动、绿色发展、科技引领等原则，着力提炼协同共生、旅游综合体、活态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特色小镇、社区参与六种公园建设模式，在做好遗产保护的前提下，推动运河文化的科学保护、活态传承与合理利用，真正实现大运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遗产保护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东省2022年社科规划研究专项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原则与策略研究”(22BLYJ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运河文化史与文化遗产保护。韩鸿霞(2001—)，女，山东滕州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24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集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和公共服务等诸多功能于一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发挥着着重要作用，同时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都明确指出，必须采用文旅融合等多种方式，来推动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这些方案和规划旨在通过旅游与文化的紧密结合，拓展大运河文化的影响力，确保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弘扬。其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了六项重点任务和五类重点工程，而六项重点任务中的第五项就是“促进文旅融合带动”，五类重点工程的其中一项就是“文旅融合工程”。此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主要围绕四类主体功能区展开，其中就包括“文旅融合区”。2020年9月颁布的《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同样突出强调，要进一步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程，应从加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布局和实施文旅融合项目两方面入手。
尽管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和建设路径仍存在争议，但学者们普遍认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功能是保护和传承运河文化遗产，同时还涵盖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休闲和科学研究等方面，为本地居民和游客提供服务。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也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运河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将其与区域旅游业发展相结合，是时代背景下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有利于充分挖掘大运河文化的综合价值；另一方面，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创新指导意义。本文在分析当前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现状的同时，探讨影响公园文旅融合发展的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和措施，以期为沿运地区公园建设和文旅融合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的意义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国家文化公园将其文化属性置于重要地位，突出区域内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综合保护。[1](P51～57)大运河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通过文旅融合，不仅提升了大运河沿线重要文化区域的经济活力，还通过其示范效应，深入传播这些文化高地的文化产品、文化精神和文化内涵，从而助推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2](P65～67)通过文旅融合，可以深入挖掘沿线地区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将其转化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亲身感受、理解和传承大运河文化。同时，文旅融合也促进了文化创新，通过与现代旅游元素的融合，为大运河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创意，推动其不断发展和传承。
（二）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我国重要的文化工程，通过挖掘大运河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将其与现代旅游经济有机地融合起来，能够为大运河旅游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3](P130～131)“文旅融合的发展顺时应势，契合当代经济转型的需求。通过深化文旅融合，不仅能够实现大运河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更能提升其文化旅游产品的品质与内涵，续写大运河历史的辉煌，展示其深厚的文化积淀。”[4](P55～60)大运河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文旅融合为沿线地区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整合沿线地区的文旅资源，打造特色鲜明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同时，文旅融合还能促进沿线地区的就业和收入增加，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大运河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键纽带，还见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过程。[5](P79～88)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新时代文化和文明繁荣的重要战略，在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对于中华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方面亦具有重要意义。[1] (P51～57)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在于体现“国家文化”，通过展示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力的文物及文化资源，讲好“中国故事”，深挖其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和生命力。[6](P7～11)通过文旅融合，可以进一步提升大运河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和软实力。这有助于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四）增进民生福祉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尤其强调了国家文化公园的公共服务属性，这不仅是设立国家文化公园的目标，也是在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工作内容。[6] (P7～11)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公共性质和以服务公众为导向的价值要求其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实现全体市民的共享和受益。[7](P1～6)“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切实融入沿线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艺术活动，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体系。”[8](P11～16)只有从大众需求出发来理解、建设和管理国家文化公园，才能真正体现其设立的初衷，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功能。[1] (P51～57)文旅融合不仅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休闲和旅游体验。游客可以在游览大运河的过程中感受历史文化的厚重和魅力，提升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同时，沿线地区的居民也能享受到文旅融合带来的便利和福祉，如就业机会的增加、生活环境的改善等。
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现状分析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内涵挖掘与品牌塑造不足
目前，大运河沿线地区在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整体水平有待提升，具体表现为资源结构较为单一，不同遗产类型之间的关联性不够紧密等。[4] (P55～60)尽管大运河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当前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整合仍显不足。在根植特定区域，深入发掘与识别运河文化资源独特性、表现形式多样性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9](P18～21)同时，部分项目的内容定位模糊，缺乏特色和针对性，难以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10](P8～13)这使得大运河的品牌形象不够清晰，难以形成强大的文化吸引力。
（二）产业要素不完善与旅游产业链不健全
大运河文旅融合的产业要素尚待完善，旅游产业链也存在不健全的问题，缺乏丰富的旅游产品、服务设施不完善、旅游线路设计不够合理等，影响了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在大运河旅游开发中，沿线地区的文化旅游产品结构依然较为单一，并没有充分展现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未能有效地将实现文旅融合，这使得产业链的纵向延展不够充分。大运河非物质文化资源与旅游业的融合程度仍有待提升，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拓展力度也相对不足，这使得大运河文化旅游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有所欠缺，未能充分彰显其经济价值。[4] (P55～60)
（三）地区之间的协同发展缺乏紧密的联动性
文旅融合的首要步骤是实现文化和旅游的互动。虽然文化和旅游本身有天然的联系，但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行业和产业，涉及到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文化管理和旅游管理往往归属不同部门。因此，在很多方面仍可能存在差异，这就需要通过跨部门的协调和合作来解决这些不一致。[10] (P8～13)大运河贯穿多个省、市，各行政区域之间存在壁垒，使得旅游线路往往呈现出点状分布，缺乏连贯性。此外，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导致各方利益诉求也难以协调一致。[11](P95～97)各地政府在制定保护与开发措施时存在差异，有些地区的政策甚至相互矛盾。[4] (P55～60)大运河沿线各地区在文旅融合发展上缺乏协同性和联动性，导致资源分散、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问题。这不仅浪费了资源，也降低了大运河文旅的整体竞争力。
（四）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的不足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地财政状况差异较大，一些省份财政紧张，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以维持公园的保护和利用，也难以承担其后续维护的费用。此外，公园的初期建设侧重于展示园和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公益性强，导致企业盈利模式不明确，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参与积极性。目前，国家文化公园的管理机构多为临时设置，缺乏长期稳定的管理机制。[12](P10～19)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然而，目前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明显不够，制约了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
总的来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需要坚持以下原则：
（一）强调保护优先和合理利用并举
在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如何合理利用大运河的文化资源，同时保护好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在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应以保护为优先原则，对涉及的文化遗产和资源以及其环境实施更加科学和有效的保护措施。[6] (P7～11) 过度商业化开发可能损害大运河的文化价值，而过于保守的保护策略又可能限制文旅融合的发展。因此，“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应致力于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和合理利用，确保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原真性。”[8] (P11～16)这不仅是大运河文化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激发文化活力、重塑时代风貌和繁荣文化生态的关键所在。在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过程中，不仅要牢牢遵循“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强调保护与合理利用并重，并将保护工作置于首位，依法合规地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推进遗产资源的合理适度利用，更要遵循新发展理念，采用新技术以及创新的开发和管理方法，以促进遗产的活化和动态传承。在确保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和利用遗产及其文化元素，以释放其活力和提升文化价值。
（二）着重体现地域特色
“地方营造是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彰显大运河国家文化属性的重要路径。”[13](P91～96)挖掘和运用地方历史文化不仅能突出当地独特的历史和生态特点，还能在新时代的文化旅游发展中展现地方文化自信，并有效满足公众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建设国家文化公园需要保持整体视角，注重系统性规划。在制定统一策划设计方案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各区域的地方特色。 [1] (P51～57)国家文化公园的所在地需要在整体文化框架中挖掘并强调地方特色，深入发掘本土文化的独特性，融入其文化基因，以保持文化的地方性。[6] (P7～11)在创建文旅品牌时，应将沿线城市的独特特色与大运河文化结合起来，以此来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品牌形象。[14](P79～83)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如黄河国家文化公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等，形成合力优势，同时展现区域特色，减少同质化与重复性建设，实现文旅融合的科学性发展。
（三）注重区域间的合作与联动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恢弘的运河文化遗产为基础，贯穿多省市行政区域，规模宏大，管理繁琐，亟需地方部门与相关社会力量的紧密协作，共同投入建设与保护。”[7] (P1～6)大运河沿线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在文旅融合过程中应得到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融合。沿线各地政有必要采取措施利用好大运河地理特征带来的联系，增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协同性，通过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可以共同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7] (P1～6)
（四）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是关键。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确保大运河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实现文化与生态的和谐共生。这不仅有助于保持大运河文化的原生态和真实性，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优美、舒适的旅游环境，促进了文旅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一方面，它作为文物和文化资源保存的载体，肩负着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的责任；另一方面，其公园形式决定了必须兼顾生态资源的配置，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7] (P1～6) “加强大运河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还能实现造福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的利民功效。”[11] (P95～97)
中华文明历来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也应当遵循这一理论，在保障其生态环境的同时对文化资源进行展示、对人工风貌进行打造。与之相对应，在优化自然景观与风貌的同时，也要合理融入文化元素，展现文化价值和意义。沿运各地在公园建设过程中，不仅要着力彰显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时也要注重体现其生态景观价值，使文化与生态二者相辅相成。要高度重视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加大水污染治理力度，强化生态空间保护与用途管制，加强沿大运河防护林带建设，打造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除此之外，还要重视对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使得大运河能够逐渐通水通航。
（五）发挥科技引领作用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深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也为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保护、利用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不破坏文化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前提下，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活化”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是大运河历史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如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还存在着许多限制，对于大运河文化保护的数字化应用仍停留在展示方面，未能设计应用深层次、实质性的文化保护辅助系统。其关键技术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仍需要进行优化升级。
在公园建设过程中，要加大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大运河文物和文化数字化展示。一是强化各类地区性、行业性大运河文化相关网络平台和信息渠道的互联互通，发挥文化展示、线上游览、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学术研讨、意见反馈等多种功能。二是利用 VR、AR、AI 等新技术创新展示方式在旅游领域的应用，不断提升博物馆展陈水平，丰富展陈内容，打造运河虚拟旅游仓，让游客们体验“网上畅游运河、在线体验运河文化”虚拟空间。三是增加智慧服务设施，力争让免费无线网络和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5G）在景区范围内实现全覆盖。四是积极开发推广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旅游APP，推进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互联网旅游服务和运营体系。
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的主要模式
国家文化公园是具有创新性和创造性思维的实践探索，也是新时期遗产保护与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个整体，不是系统要素的机械性组合体，而是系统各要素的耦合体，不同河段、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公园建设模式不能千篇一律，整齐划一。在具体实践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利用模式可划分为六种，彼此之间可以相互交融。
1897年，德国著名生物学家德贝里提出了“共生”的概念，“共生”的理论便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些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人类获得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高，这使得社会系统中的人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具体到遗产保护和开发领域，该模式最关注的是保护文化遗产资源与发展旅游业之间的关系，让两者可以实现协同发展；另外，还包括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保护展示的协同共生。
以台儿庄古城为例，由于地理、交通等方面的原因，台儿庄融合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台儿庄古城的文化资源主要由红色文化、运河文化和民俗文化三部分组成，三者相辅相成，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台儿庄古城的文化资源体系。针对这一情况，古城管理部门只有坚持以游客为本这一理念，运用日益发展的科技手段，融合台儿庄古城特色文化，最大限度地丰富古城文化的展现手段与方式，开发独具一格的文旅产品，才能为古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
（二）旅游综合体模式
旅游综合体是将商业、居住、餐饮、文娱等旅游功能在地区范围内排列组合，各个功能之间共生共存，使得整个旅游区域成为一个综合体。这个综合体有着多种多样的功能，并且有着极高的效率。虽然内部结构复杂，但却是一个统一体。西方国家是最早开发出旅游综合体形态的，如今全球范围内最为典型的大型旅游综合体多分布在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在探索中打造了一批旅游综合体，如北京的欢乐谷、广州的长隆乐园等。由于旅游综合体将现代旅游的功能全部囊括在内，因此其也有着“景中之景”的称号，是将商业、酒店、商务、居住、出行、文化娱乐、休憩集合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旅游实体群。
旅游产业是构成旅游综合体的核心要素，运河沿岸众多旅游城市均可以采取这种模式。以聊城中华水上古城为例，虽然其已不能再现明清时期“九街十八巷、七十二胡同”的繁盛景象，不过依旧保留了“四大宽街、十二窄巷”的建筑格局。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分别以商业、文化、住宿、美食为特色，“十二窄巷”则将古城划分成了四个不同的区域。围绕旅游过程中的“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整个古城成为一个整体。可以通过挖掘资源价值、构建特定主题、规划项目布局、整合产业发展等措施，实现古城旅游业跨越式发展。
（三）“活态博物馆”模式
“活态博物馆”理念是近些年出现的城市历史街区更新理念。“活态博物馆”基于对历史村镇人文环境的深刻理解，强调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纳入保护范围。其核心在于将整个村镇及其居民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人文现象和场景的保护与展示，注重原真性、社区参与和文化认同。这种展示方式更侧重于居民的动态参与，同时平衡文化空间环境的保护与传承。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直观地展示“活”的村镇文化，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手段。不同于传统的博物馆，活态博物馆内涵更加丰富，可操作性更强。这种博物馆是活化的、动态的，它淡化了传统博物馆的建筑实体的边界，使得展品的内涵及外延都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并让当地居民及参观者都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活态博物馆”强调各方关系的有序协调，注重遗产的原汁原味，为运河古城保护与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运河沿线地区适合运用“活态博物馆”理念进行保护和更新主要有无锡清名桥、临清中洲古城等历史文化街区。无锡清名桥历史文化街，作为一座凝聚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底蕴的遗产聚集地，其自然景观和人文景点在整个街区内呈现点、线、面状形式分布，构成了一个立体的运河遗产展示中心。依据“活态博物馆”的理念，整个街区被视作博物馆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历史文化的展示，还有效降低了建设传统博物馆的成本，而且也能够有效的避免对传统遗存的破坏，保障当地历史文脉的存续发展。此外，临清古城位于元运河、明运河与卫河三河互相交汇而形成的三角形区域，即所谓的“中洲”。该区域内文物古迹众多，文化资源丰富且特色突出，也可以运用“活态博物馆”理念进行规划和建设。
（四）考古遗址公园模式
2009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草案)》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对于考古遗址公园来说，保护遗址以及满足考古的需要是其最主要的功能和目的。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对遗迹以及文物的展示吸引游客，并同教育教学相结合，将遗址的内涵及价值充分地展现出来，形成一个集休闲娱乐与文化教育于一体的公益性公共活动空间。
在运河沿线建立的众多考古遗址公园中，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无疑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南旺分水枢纽主要包括戴村坝、小汶河、南旺各湖水柜及湖河相连的水渠、水闸和斗门等设施。此枢纽无论是从地形的选址、水源的蓄存与泄放上，还是从黄运关系的处理上，又或是从管理的体制机制上，都是大运河水利工程的杰出代表，因此也被后人称之为“北方的都江堰”。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推动了大运河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公众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深层次了解，实现了对大运河线性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五）特色小镇模式
特色小镇是近年来我国文旅融合发展的热点亮点，也是不少地方推进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2016年，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特色小镇”的发展方向——因地制宜。
大运河沿岸分布有众多历史名城和名镇，特色小镇更是数量众多，例如聊城段运河沿线就有戴湾、魏湾、李海务、周店、七级、阿城、张秋等古镇。特色小镇建设应以大运河文化为历史背景，形成不同于其他区域特色小镇独特的文化底蕴，成为其发展、宣传的一大亮点。如对于德州武城四女寺运河古镇来说，应当将运河文化资源与本地田园风光进行结合，并融入地方特色文化，打造综合性特色小镇。
（六）社区参与模式
“社区”一词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腾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所提出。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等学者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社区参与是一个包括政府、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在内的多方合作体系，其中政府部门发挥着关键的指导作用。具体到文化旅游方面来说，社区参与可以营造良好人文环境、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保障社区利益，保护和发展当地社会文化的重要途径。[15](P18)
大运河沿线城市中存在着众多历史文化街区，这些街区留存着种类丰富的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历史遗存都同运河文化息息相关。对于这些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和更新，不仅能够使得城市的历史记忆永久流传，同时也能够促使运河文化得以合理转化和利用，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相较于其他类型历史文化街区，居住性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往往更被忽视，问题也更复杂。像济宁竹竿巷、临清竹竿巷等历史文化街区都居住有大量居民，可以采用“社区参与”模式进行规划和设计。在公园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尊重居民的现实诉求与意愿，并在实施过程中予以落实，从而更好地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
五、结语
大运河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也是呈现国家形象的文化资源。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也是国家重点开展的文化工程，对于促进大运河文化的科学保护、活态传承和合理利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要打造高质量、高水平的国家文化公园，关键在于对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旅融合发展是国家关于大运河保护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沿运各地推进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16](P7-12)作为线性文化遗产廊道，大运河沿线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借此开展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从而为运河文化旅游的发展注入体制机制上的活力和动力。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强化产业融合与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区域合作与协同以及完善设施与服务。这些关键要素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的深入发展。聚焦运河文旅融合发展这一重要课题，沿运各地要在保留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深入挖掘运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以文化为引领，创新文化旅游产品，打造精品旅游线路；通过项目引领，不断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创新管理和运营机制，促进沿线地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樊潇飞，Kim Kyung Yee.新时代文化旅游发展中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价值、问题与优化[J].社会科学家，2022，(12).
[2]朱季康.文旅融合打造大运河文化高地[J].唯实，2020，(9).
[3]姜馨.文旅融合背景下大运河旅游发展对策研究——以大运河江苏段为例[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2，(8).
[4]张浩，刘镁辰.文旅融合时代大运河文化旅游开发研究[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
[5]路璐，张锦龙.文化主体性视域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系统性建设:原则、逻辑与路径[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
[6]梅耀林，姚秀利，刘小钊.文化价值视角下的国家文化公园认知探析——基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实践的思考[J].现代城市研究，2021，(7).
[7]刘润楠.文旅融合视域下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发展之维[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4，(1).
[8]周泓洋，王粟，周扬.大运河文化的多维价值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J].中国名城，2022，(7).
[9]吴宪霞.以文旅融合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24，(3).
[10]任唤麟，余敏辉.大运河长三角中心区段文旅融合现状与发展路径[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11]权欣薇.文旅融合视角下大运河江苏段的价值挖掘与利用研究[J].文化产业，2021，(32).
[12]吴丽云，邹统钎，王欣，阎芷歆，李颖，李艳.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机制建设成效分析[J].开发研究，2022，(1).
[13]杨伟容，陶卓民，朱振峰，曹艳琴.文旅融合视域下江苏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地方营造研究[J].中国名城，2023，(10).
[14]杨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文旅融合动能研究[J].中国商论，2024，(6).
[15]卫红，中国工业旅游发展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21.
[16]胡梦飞，甄思辰.山东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发展研究[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4，(1).
来源：《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5年第6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