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济南龙洞龙神信仰由来已久，其形成与发展与佛教文化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北宋元丰年间，由于其在祈雨、祈雪、祈晴等方面颇为“灵验”，在地方官员的奏请下，龙洞龙神被北宋王朝敕封为“顺应侯”，并列入国家正祀，后又升格为“灵惠公”。朝廷赐予的爵号极大提高了龙洞龙神的地位，使其在地方社会更为盛行。金元之交，济南张荣家族在龙神信仰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家族成员祈雨“灵验”事迹的宣扬，使得该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政治权威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时期，随着国家祭祀政策和地方信仰格局的变化，龙洞龙神不再受到官方的重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大大降低。龙洞的神圣性逐渐消退，慢慢演化成文人、官员寻访的一处古迹。这种由神圣到世俗的蜕变，是中国古代社会民间信仰功利性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国家、地方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济南；龙洞；龙神信仰；正统化；地方社会
作者简介：
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区域社会史。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时期华北道教与地方社会研究(24BZJ023)”阶段性成果。
龙神信仰源自古代原始宗教中的龙图腾崇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善变化、能呼风唤雨的瑞兽，无论是中国古代巫教中的龙神，还是道教和佛教中的龙王，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的特性使得祈雨成为庙堂和民间都极为重视的祭祀活动，而祭龙神祈雨又是祈雨活动中最为普遍的形式。中国北方半干旱的气候条件也促使龙王庙成为北方最为常见的庙宇之一。在当时现代灌溉技术尚未传入的传统中国，祭祀龙神成为民众对抗干旱的为数不多的方案之一。我国地域面积广阔，受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同地域龙神信仰的形成和发展轨迹亦多有不同，其与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关系更是纷繁复杂。对其开展相关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传统中国社会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济南古城东南三十里有禹登山，因传闻大禹治水尝登此山而得名。山中有龙洞，故又名“龙洞山”。龙洞山林壑幽深，泉石奇绝，元代文学家张养浩在其《龙洞山记》中称：“历下多名山水，龙洞为尤胜。”清代学者孙星衍《龙洞探奇序》称：“予凡三至其处，所见凡关洛、江浙名山，无过之者。”乾隆《历城县志》卷六《山水考•山一》记载：“自矿村之南山，而西北分者，禹登山为大。《九域志》云：禹所尝登也，山有洞曰‘龙洞’，亦名‘龙洞山’，宋元丰二年封，龙洞神为‘顺应侯’。”宋元以来，龙洞龙神经历了由地方神灵到国家正祀，再到地方名胜的发展轨迹，与国家祭祀政策和地方信仰格局的变化关系密切。本文以济南龙洞龙神信仰为研究对象，在论述其历史变迁和内在动力的同时，探讨国家、地方社会与神灵信仰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地方龙神信仰的发展特点和演变规律。
一、祈祷有应：北宋时期对龙洞龙神的敕封
对于济南龙洞，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崇祯《历城县志》卷二《封域志•山川》记载龙洞山：“城东南三十里，山如重甗，上有东西二洞，洞透一里许，秉火可入。东洞出万仞绝壁之上，洞口釜灶尚存，烟火之迹如墨盖，昔人避兵引絙以上。中必有泉，不知其深几许。又有翠屏岩、独秀峰，下有黑龙潭，悬珠泉。崖上有二石瓮，峰侧龙祠，郡邑祷雨辄应，宋封‘灵虚公’。”乾隆《历城县志》记载：“龙洞神为顺应侯，其峰之最奇者曰三秀，曰独秀，有龙潭三，水不甚深而大旱不竭，祷雨多应，自矿村山至此可六七里。……按宋元丰二年，封龙洞‘顺应侯’，勅牒碑今尚存；《齐乘》云封‘灵虚公’，恐误。”
元人张泰亨在其所撰《新修龙洞灵惠公庙记》中详细论述了龙洞景物与龙神信仰的关系：
自古齐州东方一大都会也，近改曰济南府，府治之东南行三十里许，山益峻，路益盘折，自西而少北，陡入深谷，丛薄覆翳，仅可容足。其间悬崖絶壁，突兀万仭，层峦叠巘，苍翠如画，有曰锦屏岩者，有曰演老岩者，有曰三秀峰者，有曰独秀峰者，山也。山腰半空洞口呀豁，阴飙荡胸，晦电撃目，近之则不觉，使人毛发竦立者，乃龙洞也。洞之石或有时而云，曾不肤寸，倐然而叆霴；洞之泉或有时而雨，曾不涓滴忽然而霶霈，若非神物是宅，其变化之状，其能如是之速耶？
中国龙王信仰的基础是先秦时代的龙崇拜，之后在佛教影响、民间创造及统治者的推动下不断变化并在宋代最终定型。文献材料表明，龙王形象自唐代开始在中国流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凡是有水的地方，即有龙神。龙洞山峰林立，层峦叠嶂，风景奇绝，再加上有深潭古洞，很自然让人联想到龙神的存在。
龙洞庄是入山的必经之地。在龙洞庄的南侧，有老君崖，峭壁撑云，危峰堕水，游龙洞者至此方能领略山水林石的奇绝。在古代，老君崖下有“朗公庙”，有“朗公井”，叶承宗编纂的崇祯《历城县志》中保存一则“朗公井”的传说，称“人往照井，能见前世业根；饮其水者，能已嗔杀贪淫”。朗公俗姓李，冀州（今河北省）人，西域龟兹高僧佛图澄的弟子。前秦皇始元年（351），来泰山之阴的金舆谷，创建朗公寺，成为当时山东地区的佛教中心，“上下诸院，十有余所”。金舆谷在今天四门塔所在的柳埠东边的山峪，与禹登山相隔不远，想当年朗公和尚云游，曾来到龙洞山，并建下院于此，实有可能。崇祯《历城县志》卷十六《杂志•传疑》记载朗公井：“在城东三十里老君崖下，郦道元曰：‘苻秦时有竺僧朗事佛图澄，与隐士张巨和居谷中，朗封井，戒勿用。至于寂后，开之人往炤井，能见前世业根。饮其水者，能已嗔杀、贪淫诸品’。” 这些史料都说明龙洞山一带在宋代以前就已有佛教寺庙的存在，其与佛教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龙洞山上建有寿圣院，创建时间不详。嘉靖《山东通志》记载龙洞寿圣院：“在府城东二十五里龙洞山，山如叠甃，甚奇，峰廻若城堵，高数百仞，有大峰中起，崖之半宋金刻‘勑龙洞寿圣院’六大书，下有寺，即古院也。”“寿圣院”一名据说为宋英宗所赐。道光《济南府志》记载寿圣院：“在府城东南三十里龙洞山下，宋司马光《稽古录》云：‘英宗治平四年正月辛亥，诏民间先私造寺观及三十间者悉存之，赐名寿圣’。”这说明，龙洞寿圣院最晚在英宗治平四年（1067）之前就已存在，而且规模可观。众所周知，佛教与龙王信仰形成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很多佛教寺庙中都供奉有龙王。笔者推测，济南龙洞信仰的存在，很有可能是中国民间龙神观念和佛教文化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至于其出现在寿圣院之前还是之后，限于史料的原因，我们无从得知。
龙洞祷雨雪而“辄应”的离奇故事，北宋以后层出不穷，使其成为济南最有名的祷雨求雪之地。龙洞祈求雨雪的最早实例，发生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苏辙任齐州掌书记时。其《齐州祈雨雪祷龙洞文》曰：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风雨，播洒甘泽，膏润下土。今兹历时不雨，麦不得种。饥馑既至，疫疠将起，守土之吏，知任其忧而不知所为。神能仁爱斯民，又能作为雨雪，以生育万物，是以敢告。苟克有应，嘉雪时降，以宽吏民之忧。敢不有以报也？尚飨。
在龙洞东口的崖壁上有题刻，记述元丰元年（1078）仲冬二十六日和二年二月八日，齐州知州韩铎两次祷雪、祷雨之事。由于求雪得雪，求雨得雨，韩铎上书，“欲乞朝廷以此名山神物所宅，每当久旱，屡有灵感，特加旌显，赐以封爵”，于是元丰二年（1079）七月，龙洞龙神获封“顺应侯”。崇祯《历城县志》卷十六《杂志•述闻》记载：
宋元丰二年，太常院奏准中书度支郎中、知齐州韩铎，旱诣本州岛龙洞山祈雪有应，奏龙洞灵异，欲祈圣惠，特赐开侯。院看详齐州龙洞山龙王洞，图经不载，缘祈祷有应，合封爵号，奉敕旨：林巘洞壑萃山川之秀，则宜有神物宅于其间，方灾沴旱干，百谷之仰云雨，皆可以祷而获也。惟尔龙洞为齐人望，祈罔不答，何可勿崇？爵以列侯，冠以嘉号，用厚荐报，永孚光灵，宜特封“顺应侯”。牒至，准。
“龙王”名称首现于西晋时的汉译佛经《海龙王经》，不久后，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中也出现了“五方龙王”“四海龙王”以及各种不同名号的龙王，但此后很长时间内“龙王”名称都未在官方和民间信仰中获得认同。直至宋代，朝廷开始大力鼓励地方官为民间神明申请封赐，制定了明确的封赐流程和标准。朝廷赐予的爵号极大提高了龙洞龙神的地位，使其得到更多重视和更加普遍的崇信。
元符三年（1100），齐州济南又逢大旱，新任知州何维百术用尽，仍然不见云雨，最后只好亲自来到龙洞求雨，结果“旋日而应”。为此，他命人立碑，并刻上敕封顺应侯的“制书”，这便是至今仍然保存在寿圣院原址上的“敕封顺应侯牒碑”。碑文云：
济南自春不雨，夏五月，旱气弥甚，通守何公摄郡事，不忍斯民告病，为之废食，求可以致雨者，百术并用，最后祷于龙洞，乃旋日而应，郡人皆以公至诚所致。公曰：“民则无罪，而神所怜也，我何有焉？”乃卜日率属吏冒大暑，往来驰八十里，以民意告谢。先是，历城令欧阳大春梦旌旗戈甲舆卫甚盛云，是顺应侯见大春正色曰：“吾受天子封爵而制书，吾不得见，何也？”大春深骇之，不得对。觉而语其梦，同僚莫有知者。久之，得于州军资库中，尘埃敝壊，乃元丰中守臣韩铎以侯之事请于神皇帝而赐者，盖于今二十余年矣。公既以祷雨而应，又得兹事异之，即归制书于庙，且购大石刻之立庑下，而谓法曹掾李元膺曰：“神之事彰彰如此，不可无所述，恐久而遂以冺灭，欲子之文以传于后，吾将并刻之。”元膺敬惟顺应侯功德在人，秉笔之士固愿有所述也。
由此可知，知州何维龙洞求雨得雨，又听到欧阳大春的奇梦，遂将当年宋神宗颁赐的“制书”恭请到顺应侯庙供奉。
给祠神赐予封号、庙额始见于六朝，盛行于宋代。“对宋代各个时段朝廷赐额、封号政策进行考察，是认识国家与祠神信仰之间的关系最主要途径之一。”唐宋时期，中央王朝都曾经对各地影响较大的神灵及其祠庙进行了加封、赐额。据松本浩一的研究，宋王朝对祠庙的加封、赐额，体现了宋朝企图支配各地祠庙的意图。中央王朝把与国家祭祀理念相一致的祠庙编入到祀典中去，对之实行奖励政策，而对有于祭祀理念的祠庙则加以取缔。有无封号、赐额，对于某一祠庙及其祀神而言，已变得非常重要。只要有了封号、赐额，祠庙的知名度便一下子放大，而且还能受到政府的有效保护。如果没有封号、赐额，就有可能被地方官指责为浮祠而遭到打击、毁坏。如要获得国家赐予的封号、赐额，地方祠庙的有关当事者必须要向上呈报该祠庙神灵保佑国家、地方利益的“灵异”事迹。为了迎合国家的祭祀政策，求得祠神祠庙的封号、庙额，各地人们都纷纷伪造灵迹，动用各种关系，向上申报灵异事迹以求加入祀典。“唯灵是信”成为社会各基层的普遍信仰原则。而具有现实的经济效用，是地方神灵被纳入国家正统体系所考察的标准之一。学者皮庆生就曾明确指出：“山林川谷等自然神则要同时具备宗教性功能（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和社会经济功能（民所取财用），这也是宋代检查地方祠神能否纳入祀典的标准。”正是因为龙洞龙神祈雪、祈雨颇为“灵验”，故得到国家的敕封，这大大增强了祠庙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反过来又推动了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总的来说，宋代龙洞龙神信仰的盛行主要是地方官员与统治者合力推动的结果。宋代统治者要求神明必须有“灵应”才能封赐，且封赐程序始于地方官的主动奏报，所以代表地方信仰的当地官员在其正统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古代社会龙王的地方性、区域性特点很强，通常与特定的水域联系在一起，主要管控其领地的降雨和水域。这就导致龙洞龙神有着较为固定的信仰地域和明确的边界，不会随人群的迁移而传播，更多扮演的是地方保护神的角色。
二、家族之功：金元时期张荣家族与龙洞信仰
金朝皇统年间，龙洞龙神的封号已变为“灵惠公”，故这一时期的寿圣院又名“灵惠庙”。至于加封“灵惠公”的具体时间，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张养浩《龙洞山记》云：“历下多名山水龙洞为尤胜。……中有潭，时出云气，旱祷輙雨，胜国尝封其神曰‘灵惠公’。”这里的“胜国”指的可能是“宋朝”，也可能是“金朝”。元人张泰亨所撰《新修龙洞灵惠公庙记》对“灵惠公”封号的由来做了详细考证：
（禹登）山之下有古刹焉，名寿圣院，而龙洞寓于其中，方膏雨不时祷，无不应，在图经文字皆所弗载。逮夫宋元丰间有太守韩铎者，因冬祷而灵，寻奏乞加封号，以答神庥，䝉锡以侯爵曰“顺应”。“顺应”之异迹已见于元符中，通判何维碑阴记。厥后，进封以公爵曰“灵惠”。“灵惠”之封不知始于何代何年耳，止于独秀峰下有石刻题曰：“南阳韩公美祷雨于灵惠祠，时皇统辛酉暮春十三日也。”皇统盖前金之年号。
这里的“皇统辛酉年”指的是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据此推测，“灵惠公”之封号很有可能在皇统元年(1141)就已出现。
金元之交，风云际会，历城人张荣崛起于草莽，发展成为山东地方的实权派人物，不久投靠蒙元政权，被成吉思汗封为济南公、山东行尚书省兼兵马都元帅、知济南府事。元代文人程锯夫将济南张氏、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并称“四大诸侯”，在当时世侯林立的中原地带，这种称呼足以证明张荣在蒙元时期拥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张荣共有子七人：长子张邦杰袭爵，不幸早逝；次子张邦直为行军万户：三子张邦彦权济南行省；四子张邦允知淄州；五子张邦孚任大都督府郎中：六子张邦昌为奥鲁总管；七子张邦宪任淮安路总管。张荣发迹之前，曾率领乡党避乱于西起龙洞东至黉堂岭一带山中，故而张荣祖孙三代虽然开府于城中珍珠泉畔，却分外垂青于龙洞山水，龙洞求雨在有元一代也臻于高潮。
乾隆《历城县志》卷十八《古迹考五•寺观》载张泰亨所撰《新修龙洞灵惠公庙记》详细记载了张荣家族与济南龙洞的渊源。由碑文可知，南宋淳祐十年（1250），张荣因年事过高，早已将爵位官职传给儿子张邦杰。这年春夏之交，济南大旱，当时张邦杰在大都（今北京）朝觐，不在济南，张荣于是委派济南府司僚属段徽、秦和等人前往龙洞祭祷，“是夕，大雨盈尺，明日雨亦如之”。为报答神庥，张荣下令重新整修灵惠庙，竣工之后，还不顾年迈亲自率领群官前往祭拜。蒙古宪宗四年（1254），春夏之交，济南又发生大旱，“麦将秀而半枯，谷欲种而未下”，张邦杰派儿子张开去龙洞求雨，“既归，路未半，沛然而雨。三日之中，甘泽沾足，物以是生，民以是喜”。事后，张开将此次祈雨成功归结为父祖“潜祈默祝”之功：“是雨之降也，民皆归功于我，我岂敢当之哉！是岂知皆吾祖吾父潜祈默祝之心，使我奉行之，致有如是之应耶！”。
在传统中国，住在某一地域的人们组成了被通称为“社”或“会”的祭祀共同体，其活动的主要舞台便是当地的祠庙。而作为地域共同设施的祠庙，既是当地的社会经济、精神生活的重要纽带，也是地域社会中位居支配阶层的父老、士人等在当地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场所，这其中就包括居住在当地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及其家庭成员。对于家族与民间信仰的关系，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地方家族为使得神明得到正统的认可，民间会给神明编造新的家世、重新塑造神明的形象和给神明披上道教佛教的外衣。“因为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如果某个家族供祀的神灵非常灵验，那么也就预示着这个家族将受到上天的眷顾。”同样，如果是家族成员前往祠庙中祈雨颇为“灵验”，亦意味着该家族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华北地区的地方家族普遍缺少祠堂，而多与民间信仰相关联，地方家族与民间信仰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的互利关系。“宗族组织要借助于民间信仰来教化族人，提高宗族内部凝聚力，加强在本地区的权力及地位，就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作为依托。”在地方社会普遍信奉龙洞龙神的情况下，宣扬家族成员祈雨“灵验”事迹，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该家族在区域社会的权威得到民众认可。
除了张氏家族外，这一时期在济南任职的官员也对龙神信仰给予了很大关注，推动了信仰的盛行。至元二十九年（1292），赵孟頫在任济南路同知期间，曾亲自到龙洞求雨。他的学生杨载在《赵公行状》中云：“公旱祷龙洞山，有云如车盖，随马而行，顷之，大雨骤至。”又据刘敏中《灵惠祠新田记》记载，皇庆二年（1313）、延祐元年（1314），时任中奉大夫、肃政廉访使的阿尔斯兰哈雅曾先后两次到龙洞求雨，都十分“灵验”。
三、地方名胜：明清时期的龙洞信仰的景观化
明清两代，龙洞祈雨，见诸史乘，也有多次，如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万历四十七年（1619），清康熙三年（1664）、嘉庆元年（1796）、咸丰九年（1870）、宣统二年（1910），据说也都是有祷必“应”。但总的来说，随着国家祭祀政策和地方信仰格局的变化，这一时期龙洞龙神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明万历年间，时任历城知县黎国器在祷雨“获应”后，捐资重修龙洞神庙。其《重修龙洞圣寿院记》云：
己未秋，余同唐郡丞祷雨立应，窃有志焉，而束于吏法，未敢首事。庚申春，中丞王公、侍御陈公观风过此，见其山势竒絶，相顾而叹曰：“田海陵谷，代而变迁，时和物阜，桑井亦太平之观；财尽民穷，山川皆黯淡之色。景自天开，物由人胜，我辈宁无责耶？”遂捐俸三十金，大为修葺，其有未敷，余以俸钱佐之，自大士殿以及山门皆焕然一新，复建圆亭者一，俾酒逰者有所依，由是山若增而奇焉。
黎国器，睢州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进士。曾担任历城知县，后升刑部主事。崇祯《历城县志》记载黎国器：“河南睢州人，丙辰进士，有执持，善课士，升刑部主事，官至宪副。”由记文可知，因祷雨“立应”，黎国器等人有志重修庙宇，但“束于吏法，未敢首事”。后在中丞王公、侍御陈公等人的支持下，借改善景物之由，才最终得以重修。
周有德（？—1680），字初，汉军镶红旗人。清顺治二年（1645），由贡生授弘文院编修。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六年（1667），任山东巡抚。康熙三年（1664），适逢旱灾，周有德赴龙洞祈雨“获应”，因而捐资重修庙宇。其《重修龙洞灵惠公庙碑记略》云：
康熙三载之间，民用大和，予以癸卯秋岀抚兹土。越明年甲申夏六月，不雨，爰命有司修大雩之礼，公偕予致斋歩祷者久之，雨未至。闻诸父老云：会城东南三十里有龙洞山，相传宋元时所祈輙应，遂率百职事吉蠲以往。祈祷甫毕，云气骤合，归及半途，大雨遂至。翌日又雨，四郊沾足，鼓舞载道。顾仰瞻庙貌既庳且圮，何以答神庥而崇祀典，于是鸠工庀材，不趣而速，唐皇既辟，两庑异如，规制宏廓倍于其旧。
嘉庆年间，担任山东布政使的康基田在其所撰《龙洞记》中亦对龙洞祈雨的经过做了详细记载：
泰山之北麓有山曰龙洞，山有祠祀龙神，祷雨辄应，自宋以来，屡有灵征，立碣庙中。丙辰春，余承宣山左，弥月不雨，种不得下，乃入山步祷，止宿庙中。数日，甘霖大沛，爰酬神贶，聿新祠宇。往来相视，然后知是山之诡奇绝特，不与群峰为类。……功既成，栋宇连欐，通望周博，地灵启运，神安其居，发泰岱北麓之精华作济南都会之屏障，非独明祀事美观，瞻成民利物之大于是乎！在不可以不记。
相较祈雨，这一时期龙洞的景观化倾向也极为明显，地方官员更多将其视为寻古探幽之所在，这在地方志等史料中多有记载。如嘉靖四十一年（1562），元思谦《游龙洞记》云：
嘉靖壬戌夏六月，予以右史莅东藩，适左辖位虚，诸务纷乱，故闻《山东通志》纪载典实颇详，取而读焉，字漫漶莫可解，乃购善本校雠而新之。三阅月，告成事，见张文忠公纪游龙洞濒殆，甚心骇焉。然以文忠善信士，必不妄开一语，泉司省吾、雷公体道不惑，颇疑文忠语不谓然。季秋十三日，乃偕约司徒郞南海黄公可、大宪副上党李公敏、德安成刘公旬、戎帅仁和周君嶅、淮阴刘君焕往探焉。是日晨曦，杲杲出城，云阴渐合，途中微雨沾衣，未至洞五里而渐大，近洞雨止。乃抠衣鱼贯而上，鸟道萦纡殆数十仞，屡憩始能至洞口，殊峻拔入，即宽广可容数十人，四壁皆诸佛像，盖皆天成者。……未食，顷达洞口，遣吏来报，余乃行。其高者可仰，卑者仅伛偻而已，殊无苦，较记所称大异。
清代顺治年间，担任山东学政的施闺章在其《游龙洞山记》中同样记载了其与友人游览龙洞的经过：
华不注龙洞皆历下诸山之最著者，华不注距城十五里，而龙洞之远倍之，山寺尽毁，故游者绝少。丁酉九月，余同严给谏子餐登华不注，因戒从者为龙洞之游。会风雨中止，凡官于齐及东西往来者十不得一游焉。己亥夏五月，视学既竣，念不可失龙洞，乃偕藩使袁君、参臬陆君、戎帅刘君往。……是游也，先二日戒，期次日雨；至是则微曦，出岫轻风在衣，山上下十里磵壑，声皆潺潺，诸公适无事，能不辞远，余为主人，刘君携歌者又益以善酒，日暮而别，具游之胜，惜乎山空无人不能止宿，观素月之照锦屏也。
清代学者阮元在其《小沧浪笔谈》中，对其所看到的龙洞景物亦做了极为详细的记载：
岀历城东门廿余里，至禹登山白云峰西南入谷，即“龙洞寿圣院”，有范纯仁、宋齐贤题名及元丰碑。院北绝壁隐天，石色绀碧，名“锦屛岩”。院南壁上有洞门，约高二十余丈。余与徐惕庵太守大榕登此，秉烛入洞，洞有石佛面泐如削，前数日梦中实见此象，亦异矣。洞中始犹宽阔，继乃逼仄，俯行约里许，又出一洞，则在前山矣。又院之西南有夹涧曰三龙潭，两壁直立，中如小��，曲折不穷，深转十余里。余足力颇健，直至黑峪，日暮乃返，余客不能从也。白云峰东南入谷为佛峪，小径深林，有石台岿然直立曰灵台。台南有泉曰林汲泉，泉北有飞瀑，每雨后悬流十丈，声满山谷。崖间多秋海棠，石壁间多唐人题名，且有隋开皇所造佛像。
由以上史料来看，明清时期的龙洞祈雨在地方社会依然极为盛行，但其相较宋元两代，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大大降低。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国家祭祀政策变化。明朝建立后，实施了大规模的礼制改革。洪武元年（1368）十月丙子，朱元璋命令中书省下文要求各地地方官“访求应祀神低：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把其具体的事实罗列出来并上报中央，经过礼部审查合格，方许列入祀典，由有关官员定期举行祭祀活动。接着，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颁布了充满原理主义色彩的“神号改正绍”和“禁淫祠制”。自那以来，除孔子神外，唐宋以降被授予的祠庙及其神灵的所有庙额、封号均被废除，并规定庶民只能祭祀祖先、土谷之神及灶神。相较宋元两代，明代对地方神灵信仰的控制更为严格，地方神灵上升为国家祀典的道路也更为艰难。虽然龙洞祈雨依然“灵验”，但因其不符合明代国家祭祀标准，没有被纳入国家正祀。而缺少了国家力量的推动和支持，地方信仰很难得以发展。
二是地方信仰格局的变化。相较宋元时期神灵信仰的单一性，明清时期济南境内神庙数量大为增加，具有祈雨功能的庙宇亦不在少数，这在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和描述。崇祯《历城县志》卷四《建置志下•坛庙》记载五龙坛：“西门外，有龙潭，祷雨多应，建宫祀之，张兵宪鹤鸣重修；崇祯庚辰，中丞王公谋修。”道光《济南府志》卷十八《祠祀》记载历城县城隍庙：“旧在南关，不详所始，道光六年夏，祷雨立应，知县侯燮堂世培移建城内仓厫公所。” 龙神庙：“在院署西芙蓉街东，《通志》特建福齐惠应龙王庙，雍正五年，奉旨颁送神像于省城设祀崇祠，岁时抚臣率属致祭。”五龙潭神祠：“在府城西门外，祀五方龙神。……明万历间，知县张鹤鸣、巡按毕懋康；国朝康熙间，巡抚赵世显、蒋陈锡，布政使侯居广并有记，皆言祈雨之应；乾隆三十二年，巡抚崔应阶重修。”水官庙：“旧在厚载门街北，今在泰山行宫东，乾隆五十八年创建，因祷雨灵应，自德平县迎神立祠于此。”此外，关帝、观音、真武、三官、二郎等神灵亦有祈雨的功能。同类神灵之间会存在一定竞争，祈雨神数量的增多，使得地方社会祈雨有了更多的选择，也导致龙洞龙神在地方信仰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下降。
三是缺少了地方官员和家族的支持。宋元时期龙洞龙神信仰之所以兴盛，就是因为地方官员和地方家族的推动。而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国家祭祀政策和地方信仰格局的变化，龙洞龙神的地位大大降低。在地方官员眼中，龙洞龙神虽非“淫祠”，但亦非国家正祀，更多地将其视为古迹名胜或者在他处祈雨无果后的无奈选择。这一时期，由于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等原因，亦无重要家族参与信仰活动的记载。在没有国家和地方社会倡导和支持的情况下，龙洞龙神信仰的衰落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四、结语
任何文化都不程度上经历着生发、发展、变化、腐朽、衰亡或再生的过程，这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过程就是所谓的“文化变迁”。社会文化的变迁历来是文化人类学学科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和主题。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伍兹在《文化变迁》一书中对西方文化人类学中有关变迁研究的理论、方法等作了深人浅出的归纳。他认为：“变迁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是恒定的，虽然变迁的速度及其表现形式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存在极大的差异。”这一理论观点说明文化变迁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系统中是一种恒定的模式，世界上任何社会、任何民族，其社会文化系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变迁通常随着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只是各自变迁的速度、表现形式等有所不同而已。
民间信仰作为地方社会的传统信仰形态，其间包含了丰富的地方社会和文化内容，这其中折射出了民间信仰的内涵及形成过程与地方社会地域环境和其中人群的紧密关系，正是在特定的地方社会条件下，不同群体的交流、互动之中使得民间信仰不断发生着变化，并产生了被各方都可接受的认同，才能在千百年的历史中被传承下来。通过对济南龙洞信仰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龙神信仰的发展与地方社会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龙洞山峰林立，层峦叠嶂，风景奇绝，再加上有深潭古洞，很自然让人联想到龙神的存在。而佛教文化的盛行，更是与其形成和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正是由于其祈雨、祈雪、祈晴等方面颇为“灵验”，才能在地方官员的奏请下，为北宋王朝所敕封，并列入国家正祀。在龙神信仰正统化的过程中，代表区域社会信仰力量的地方官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金元之交，龙神信仰也成为张氏家族强化地方权威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祈雨“灵验”事迹的记载，张氏家族在获得皇权青睐、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增强了该家族在地方社会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明清时期，随着国家祭祀政策和地方信仰格局的变化，龙洞龙神不再受到官方的重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大大降低。龙洞的神圣性逐渐消退，慢慢演化成官员、文人寻访的一处古迹。当然这种信仰的衰落是渐进式的，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尤其是国家祭祀政策和地方官员态度的变化，是导致龙洞龙神信仰衰落的主要因素。
来源：《海岱学刊》第30辑，齐鲁书社2024年版，第187页至201页。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