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明清时期大运河是中外交流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直接记录大运河风情的域外文献数量众多，其中尤以旅行日记的价值最为突出。《漂海录》是明代第一个行经运河全程的朝鲜人崔溥所撰写的逐日记录，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当时大运河的交通情形和沿岸风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浙东运河为崔溥北上的必经之地，《漂海录》中有着众多众多有关浙东运河风物的记载和描述，尤其是对运河沿线交通和水利设施、驿递机构、城镇风貌的描写，真实再现了明代浙东运河的交通状况以及沿线地区的社会风貌，对于研究浙东运河史和区域社会史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明代；崔溥；《漂海录》；浙东运河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黄运地区河工经费研究”(19CZS028)；山东省2022年社科规划研究专项项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原则与策略研究”(22BLYJ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韩鸿霞(2001—)，女，山东滕州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24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浙东运河为古代名称，现称“杭甬运河”，西起杭州三堡船闸，在钱塘江流滴27公里后，过萧山、钱清、绍兴，沿曹娥江东到上虞、慈溪，接余姚江，经余姚至宁波进甬江，在镇海口出东海，全长239公里，贯穿浙东经济最发达的杭州、绍兴和宁波三个地区。浙东运河不仅沟通了钱塘江与甬江之间的宁绍平原东西向水系，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与京杭运河的融合，成为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大运河向东延伸了200多公里，直入东海，成为古代中国内陆交通连接海外贸易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水运通道。[1]256-257
当代浙东运河示意图（来源：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历史上由众多域外人士经浙东运河北上或南下，留下了众多有关浙东运河的记载和描述，明代朝鲜人崔溥的《漂海录》无疑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明弘治元年（1488），朝鲜官员崔溥和同船42人在海上遇险后，漂泊至浙东台州沿海，上岸后由官府接待，款送到宁波城，再沿运河北上抵达北京，北返归国。有关崔溥《漂海录》史料价值的分析，学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全面、系统论述浙东运河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其所载明代浙东运河风物进行分析和考证。
一、崔溥所记运河交通及水利设施
浙东运河西起杭州市钱塘江南岸，跨曹娥江，经过绍兴市，向东汇入宁波市苇江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主要包括西兴运河、绍兴城内运河、绍兴护城河、山阴故水道、虞余运河、慈江、刹子港等河段。为保障运河的畅通，历史上大多在运河沿岸修筑土塘、石塘和各种内河及外江航运码头，并利用两岸支流开浦建闸、作堰起坝，使浙东段运河逐步成为防洪（潮）、灌溉与航运两利的航道系统。对于浙东运河河湖纵横交错、堰坝桥梁众多这一特点，崔溥《漂海录》中亦多有描述。
现存《漂海录》的最早版本（高丽大学校图书馆藏）
正月二十九日，崔溥一行由连山驿出发，乘轿过“大川”，“又过虚白观、金钟铺、南渡铺，至广济桥”。[2]74过桥后，即进入宁波府界，跨越两座桥梁，“又过常浦桥至北渡江，乘小舠而渡”。崔溥写道：“自牛头外洋西北至连山驿，群峰列岫纠纷缭绕，溪涧岩壁萦纡错乱。至此江，则平郊广野一望豁如，但见远山如眉耳。”[2]75
这里的“大川”指的应该是奉化境内的“县江”。县江为奉化江右岸支流，发源于奉化、新昌、宁海三市县交界处的第一尖（海拔954米）北坡大堰镇大公岙，北流至董家折东北流经大堰、南溪口，左纳万竹溪进入横山水库，出水库流经楼岩、尚田、奉化市区（大桥）、南渡至方桥与东江汇合，在方桥以下300米的三江口与剡江汇合。因流经奉化县城，故名“县江”，古时又有县溪、大溪、龙津溪、龙溪、镇亭溪之称。[3]64
广济桥位于奉化市南浦乡南渡，又名“南渡桥”，是旧时奉化三大水路交通要道之一，上通台温，下达宁绍，为商旅过往必经之路。[4]403宝庆《四明志》记载广济桥：“县北二十五里，俗名南渡桥，在市中；……绍熙改元，邑人修职郎汪伋捐已费又新之，甃两岸立石柱，乃布板其上，覆以厦屋，高广坚丽，履之如平地，望之若晴虹。”[5]396-397
宁波南渡广济桥（图片来自网络）
“常浦桥”，又名“双庆桥”，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宝庆《四明志》记载常浦桥在县北三十五里。[5]397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双庆桥：“（奉化）县北四十里，俗名‘常浦桥’，绍兴间，邑人汪伋建。”[6]329光绪《奉化县志》记载双庆桥：“（奉化）县北四十里，俗名‘常浦桥’，邑人汪伋建；宋嘉祐中，礼部侍郎杨畏重建；国朝道光四年重修，升高加阔。”[7]87
这里提到的“北渡江”即“奉化江”。乾隆《鄞县志》记载奉化江：“在奉化县北四十五里，俗名‘北渡江’，流入鄞江。”[8]127“案鄞江之正源出于四明山自，仗锡过大皎，出它山堰，过鄞江桥，始有鄞江之名；又东南过百梁桥、元贞桥至方桥，而奉化江自东南合焉；又东南经北渡、九经塘、翻石渡、铜盆浦、周宿渡、长春塘，过郡城之东迤北，而慈溪江自西流入焉，所谓三江口也；合流东北注，至镇海而入于海。”[8]127-128
二月一日，崔溥等人离开宁波，前往慈溪。“经新青桥、进士乡，至宋将军庙。……过又过茶亭、景安铺、继锦乡、俞氏贞节门，至西镇桥，桥高大。所过又有二大桥，至西坝厅。坝之两岸筑堤，以石断流为堰，使与外江不得相通，两旁设机械，以竹为缆，挽舟而过。至西玙乡之新堰，堰旧为刹子港颜公堰，后塞，港废，堰为田。导水东汇至于广利桥之南置此坝，外捍江湖，挽济官船，谓之新堰，概与西坝同。”[2]76
高桥横跨西塘河，北通大西坝，是沟通西塘河和姚江的咽喉。[9]114这里提到的“西坝厅”，即宁波西门（望京城门）外的“大西坝”。[10]231由宁波北上的船只一般都是通过内河过西坝，入余姚小江（慈江)至丈亭，再候潮往姚江上游过余姚进入上虞境内。[3]52-53开庆《四明续志》记载西渡堰：“堰东距望京门二十里，西入慈溪江，舳舻相衔，下上堰无虚日，盖明、越往来者必经由之地。”[11]52-53
宁波望京门旧照（《衰落中的中国：一本解答远东问题的手册》，A.S.克劳斯著）
宁波大西坝遗址（潘旭光摄）
离开西坝后，崔溥等人又抵达西玙乡之“新堰”。该堰旧为刹子港颜公堰，后淤废；南宋宝祐五年（1257），丞相吴潜于广利桥之南置新坝。宋人桂锡孙《广利桥记》云：“慈溪为邑，有小江贯而中出，舟自西往东者，或过之，经刹子港，达西渡堰，此故道也。往年颜公作牧，相其阴阳，坝子港口，纤其途，为今新堰。”[11]30开庆《四明续志》记载新堰：“慈溪县之东德门乡有新堰，捍江潮而护河流者也；堰以圮告，宝祐五年八月，大使丞相吴公给钱下县，鼎新修筑。”[11]52《宁波府简要志》记载李溪堰、青林堰、新堰俱在西屿乡。[12]38
二月初二日夜，崔溥一行到达余姚下新坝，“坝又与前所见新堰同。又挽舟过坝，经一大桥，有大树数十株列立江中。将曙，到中坝，坝又与下新坝同。又挽舟逆上，江即上虞江也。”[2]77
浙东运河过曹娥江后，在上虞和余姚的交界处，分两处进入宁波段，一处从上虞的四十里河经通明坝，汇入姚江上游的干流“四明江”，在安家渡北侧余姚云楼乡上陈村东侧进入宁波段。在这段河道的西北侧约1公里处，是与之平行的“十八里河”；该河在云楼乡窑头东侧进入宁波段，下行1公里后，从云楼的下坝汇入姚江七湾处；这段塘河(十八里河)与四明江并行的航道，是浙东运河进入宁波段的主线。[13]87
万历《绍兴府志》记载上虞运河：“在县治前通衢之南，东接通明堰，西距梁湖坝，绵三十里；源出百楼、坤象诸山，由溪涧会注于河，潴滀皂李、西溪二湖水以通舟楫、资灌溉，杀于孟宅、清水二闸，第河浅窄，旱则涸，涝则溢。”[14]291新河：“在县东北十里旧水道北，由百官渡抵菁江南，由曹娥渡抵通明江；永乐九年，鄞人郏度以通明江七里滩阻塞不便，上言将县后旧沟开濬，名‘后新河’，置西黄浦桥，直抵郑监山堰，复旧通明坝；又开十八里河，直抵江口坝，官民船皆由之，路虽不甚便，然免潮候之难。”[14]291由日记可知，崔溥等人走的应为“十八里河”。
这里提到的“下新坝”，即“余姚下坝”，又名“大江口坝”。万历《绍兴府志》记载下坝：“一名新坝，亦䂖甃，西去中坝十八里，东至县四十里，左江右河，河高于江丈有五尺，明越舟航徃来所必经。”[14]642明人祁彪佳在其日记中记载：“过梁湖，行三十里抵上虞县，入，自西门出北门，观一邑风景。十二里，抵中坝；维挽而下，十八里，抵下坝；值潮退，顺潮而行，四十里至余姚。”[15]268光绪《余姚县志》记载大江口坝：“在治西南三十五里云楼乡，亦名‘下新坝’，左江右河，河高于江丈有五尺，明、越舟航往来所必经。”[16]246
日记中提到的“中坝”，又称“新通明坝”，位于上虞县谢桥乡郑蓝山下急递铺西南的新堰头。[17]108《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中坝：“在县东十里，宋置，一名‘通明北堰’；明初改建曰‘郑监山堰’，以其地有郑监山也。又东十八里，即余姚之下坝。”[18]4436光绪《上虞县志》记载新通明坝：“一名‘中坝’，在一都郑监山下急递铺西南，距县东十里；宋淳熙间，县令汪大定置，名通明北堰；明永乐间，鄞人郏度以舟经旧通明坝，滩流壅塞，盐运到，必需潮水大汛始得达，舟常坐困，建言将县东北旧港开浚，自西黄浦达是坝，又名‘郑监山堰’，官商往来便之。”[19]926
二月三日，至曹娥驿，崔溥写道：“驿北有坝，舍舟过坝，步至曹娥江，乱流而渡。越岸又有坝，坝与梁湖巡检司南北相对。又舍舟过坝，而步西二里至东关驿复乘船。”[2]77
日记中提到的“驿北有坝”指的应该是“曹娥堰”。曹娥堰位于会稽东南七十二里的曹娥江西岸，六朝时设置。曹娥江系潮汐河流，故是堰为控制江潮对浙东运河影响而设。[20]366明人祁彪佳在其所撰日记中记载：“二十三日晓，抵曹娥堰，与陈承之肃谒孝女祠读碑碣诗文。”[15]268《明一统志》记载曹娥堰：“在会稽县东南九十里曹娥江，胡三省《通鉴注》：浦阳江有北津埭，今曹娥堰；旧有闸，又有斗门，宋曾公亮宰邑时置，今斗门废而为坝。”[21]8369《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曹娥堰：“在府东九十里，水流湍急，两岸逼江，其地有曹娥渡及曹娥埭；又西岸为东关驿，驿南有曹娥场，旧设寨于此；东岸又有曹娥堰营，皆设险处也。”[18]4420
曹娥堰坝遗址（来源：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渡过曹娥江后，有“梁湖坝”。梁湖坝，又称梁湖堰，位于上虞县旧治西三十里曹娥江东岸。六朝时设置，因受曹娥江风涛影响，坝址在历代常有变动。[20]366万历《绍兴府志》记载上虞梁湖坝：“在曹娥江东岸，风潮冲损，移置不常，元后至元间，怒涛啮溃，邑簿马合麻重建；明嘉靖年间，江潮西徙，涨沙约七里，知县郑芸浚为河，移坝江边，仍旧名。”[14]640
梁湖堰坝遗址（来源：绍兴市鉴湖研究会提供）
根据崔溥的记载，梁湖坝与梁湖巡检司南北相对。对于梁湖巡检司，地方志中亦多有记载。嘉靖《浙江通志》记载梁湖巡检司：“在县西三十里梁湖坝元百官驿旧址，洪武初建。”[22]402康熙《上虞县志》记载梁湖坝巡检司：“在十都百官市，旧在梁湖，洪武戊寅，江潮冲圯，移置百官驿故址；弓兵一十八名，内济邉五名，实役一十三名。”[23]171
二、崔溥所记运河沿线驿递机构
浙东运河沿线由南到北主要有宁波四明驿、慈溪车厩驿、余姚姚江驿、上虞曹娥驿、会稽东关驿、山阴蓬莱驿、山阴钱清驿、萧山西兴驿等驿站，每个驿站又下设数量不等的急递铺。这些驿递机构与运河一道，形成一套完整的水陆交通网络。明人黄汴《水陆路程便览》卷三“浙江布政司至所属府至温、台、宁、绍四府水陆”条记载：“杭州府武林驿，廿五里，浙江水驿，属钱塘县。渡浙江，广十八里，至西兴驿，属萧山县。五十里钱清驿，今革。五十里，绍兴府山阴县、会稽县蓬莱驿。八十里东关驿，渡曹娥江。十里曹娥驿，今革，属上虞县。九十里，姚江驿，余姚县；六十里；车厩驿，属宁波；六十里，宁波府鄞县四明驿；百二十里，连山驿，陆路六十里，西店驿，并属奉化县；六十里，白峤驿，六十里，桑洲驿，六十里，至朱家奥驿，并属亭海县；六十里，台州府临海县赤驿。”[24]44有关浙东运河沿线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置情况，崔溥在其《漂海录》中亦多有记载，对于我们研究明代浙东运河沿线驿路交通具有重要价值。
崔溥行经路线图（图片来自网络）
在抵达宁波府城后，崔溥提到了城内的“四明驿”。四明驿在宁波府治西南二里十步月湖中，原为唐贺知章读书处。宋代时，驿站设于府治通判东厅内。元至元十二年（1276）移设水马站于月湖，分南北两馆。明洪武元年（1368），罢马站，设水站，名“四明驿”。至明时，四明驿成为专门接待日本等国使者与商旅的驿站。《宁波简要志》记载四明驿：“故地宋置涵虚馆，为迎送宾客之所；至元十三年，改置水马站，分南北二馆，中通桥路；国朝洪武元年，改置水驿，选官置吏，站船八只，每船水夫十名；带管递运船二十四只；每船水夫六名。”[12]70
从慈溪城内乘船由慈江转姚江，顺姚江过罗江，可达姚江边的车厩驿。崔溥《漂海录》写道：“（二月一日）夜，又溯江而北，至鸡报，泊于岸待曙。而问其江，则乃姚江也；江边有驿，乃车厩驿也。”[2]76崔溥在这里还专门提到当时车厩驿的驿丞名为“秦高”。车厩驿在车厩村，此驿为南路商旅必经之路。成化本《宁波郡志》记载车厩驿在宁波府城西六十里慈溪县之石台乡。[25]148嘉靖《宁波府志》记载车厩驿：“在县西南四十里，中为厅事，后为堂，左右为使客房，东为官廨，西为囚舍，廨后为庖舍，外为门，地名石台乡，在唐孙惟晸祠之北，元至元间，国朝因之。”[6]417
二月初二日，过余姚县，有姚江驿。《寰宇通衢》记载姚江驿：“六十里至车厩驿，六十里至本府四明驿。” [26]7嘉靖《浙江通志》记载姚江驿：“在县东一里，临于江，嘉靖三年，知县丘养浩重建并记。”[22]401《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姚江驿（在）县治东一里，江北岸，宋置；……又东六十里达宁波府之车厩驿，西九十里达上虞县之曹娥驿。”[18]4433江桥：“在城南，长二十四丈，嘉靖三十四年，督臣胡宗宪击倭于此。”[18]4433
二月三日，崔溥一行又过黄浦桥、华渡铺、蔡墓铺、大板桥、步青云门、新桥铺，至曹娥驿。过曹娥坝、梁湖坝后，至东关驿复乘船，过文昌桥、东关铺、景灵桥、黄家堰铺、瓜山铺、陶家堰铺、茅洋铺。[2]77万历《绍兴府志》记载上虞曹娥驿：“在梁湖坝旁，驿丞今裁革，以梁湖坝官代之，一应夫船等顷仍存。”[14]137康熙《上虞县志》记载曹娥驿：“旧去县西三十里梁湖镇，名曹娥站，元大德癸卯，江涛冲坏，尹阮公惟贞迁置县治西；明洪武初，复移置旧所总管庙边；嘉靖间，令杨公文明移驿出江口。”[26]172
崔溥在日记中提到的华渡、蔡墓、东关、黄家堰、瓜山、陶家堰、茅洋等急递铺，地方志等史料中亦有相关记载。《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上虞县：“额设县前、华渡、蔡墓、新桥、渣湖、通明、乌盆、夏盖、踏浦、沥海、池湖、嵩陡、昆仑、蔡山、板桥十五铺，铺司铺兵共五十七名；县前铺西北十里至华渡铺，十里至蔡墓铺，十里至新桥铺，十里至会稽县界。”[27]3384万历《会稽县志》卷四记载当时的会稽境内有五云铺、织女铺、皋部铺、茅洋铺、陶家堰铺、瓜山铺、黄家堰铺、东关铺、曹娥铺、白米堰铺、小江铺、桑盆铺、周家堰铺。[28]69
二月初四日，至绍兴府。在回答完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黄宗、巡视海道副使吴文元、布政司分守右参议陈潭等人的问话后，崔溥等人“复沿湖棹出城外，过迎恩桥，至蓬莱驿前留泊。”[2]79次日一早，崔溥等人在绍兴总兵官人的护送下，乘轿再次抵达蓬莱驿，并在此上船继续前行。崔溥写道：“臣又溯鉴水而西，经韵田铺、严氏贞节门、高桥铺至梅津桥。……又过院社桥、白塔铺、清江桥至钱清驿，江名乃一钱江也。夜过盐仓馆，白鹤铺、钱清铺、新林铺、萧山县地方，至西兴驿，天向曙矣。”[2]86-87
嘉靖《山阴县志》记载蓬莱驿在县西北五里迎恩门外。[29]15康熙《山阴县志》记载蓬莱驿：“在县西北五里迎恩门外，东西广一百一丈四尺，南北深二十九丈四尺，总三亩八分八厘，自明末颓塌，至今不修。”[30]71康熙《绍兴府志》记载蓬莱驿：“在迎恩门外，唐曰‘西亭’，宋曰‘仁风’，倾废巳久。”[31]163由崔溥记载可知，这时的蓬莱驿应该还在使用。万历《绍兴府志》记载山阴县钱清驿在钱清嵊。[14]142《肇域志》记载钱清镇：“在西北五十里为萧山县界，……旧有钱清驿，革。”[32]770《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钱清驿：“在府西钱清镇，正德十年革。”[18]4421嘉靖《萧山县志》记载西兴驿：“在西兴镇运河南岸，元至正二十五年，主簿海牙公重建；厅三间，厅之东为轿房，西为茶房各一间，川堂一间，后轩三间，厨房三间，左右厢六间，谯楼三间；厅之西北隅为官廨，凡十有一间。”[33]50-51
崔溥在这里提到的韵田、白塔、白鹤、钱清、新林等铺，地方志中亦能找到相关记载。嘉靖《山阴县志》记载：“县西北十里为青田铺，又十里为高桥铺，又十里为梅市铺，又十里为柯桥铺，又十里为白塔铺，又十里为钱清铺，西南十里为鉴湖铺。”[29]23康熙《萧山县志》记载：“五铺司兵二十五名，凤堰铺、沙岸铺、十里铺、新林铺、白鹤铺，每铺各五人。”[34]118 这里的“韵田铺”应为“青田铺”之误写。
三、崔溥所记运河沿岸城镇风貌
崔溥在其《漂海录》中对其所经城镇的城池、衙署、桥梁、古迹等景观风貌做了极为生动、细致的描述。宁波府城是崔溥进入宁波之后到达的第一个重要城镇，《漂海录》中更是用较大篇幅做了记载和描述。
正月二十九日，崔溥抵达宁波府城，对其所见城市风貌做了极为详细的描述：“江之东堤，闾阎扑地。其西南望有四明山。山西南连天台山，东北连会稽、秦望等山，即贺知章少时所居也。棹至宁波府城，截流筑城，城皆重门，门皆重层，门外重城，水沟亦重。城皆设虹门，门有铁扃，可容一船。棹入城中，至尚书桥，桥内江广可一百余步。又过惠政桥、社稷坛。凡城中所过大桥亦不止十余处，高宫巨室，夹岸联络，紫石为柱者，殆居其半，奇观胜景不可殚录。棹出北门，门亦与南门同，城周广狭不可知。府治及宁波卫、鄞县治及四明驿，俱在城中。至过大得桥，桥有三虹门。”[2]75对于明代宁波府城池和城门的布局和设置等情况，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宁波府简要志》卷一《城镇志》记载：“今府城六门，东二门：曰灵桥门，东郭，过浮橘至卖席桥；曰东渡门，东北过桃花渡关，抵白沙，为郭二，郭今名‘角东隅’。南曰角水门，至甬水桥接官亭为南郭。西曰望京门，至新河桥接官亭为西郭，南至二门旁置水关。北曰永丰门，至保丰碶为北郭。上三郭皆名城西隅。东北曰和义门，抵姚江，内有盐仓，俗呼‘盐仓门’。”[12]23嘉靖《宁波府志》卷九《城隍》记载：“（府城）高二丈五尺，址广二丈二尺，面一丈五尺，周围二千二百一十六丈，延表一十八里。辟为六门，东曰灵桥、东渡，南曰长春，西曰望京，北曰永丰，东北曰和义。”[6]443-444崔溥对宁波府城池的描述无疑可与地方志的记载相互映证，对于研究明代宁波城市史和建筑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明代宁波府治示意图（嘉靖《宁波府志》）
崔溥在北渡上岸后，并乘官船从南水关“棹入城中”，经月湖的尚书桥，又过惠政桥、四明驿，“城中所过大桥，不止十余处”。天色已晚，他们未惊动官府，出西水关后宿泊于有“三虹门”的大卿桥旁。不过，崔溥的记录中误把西门错记为“北门”。[35]167
尚书桥在今宁波市区月湖风景区中的柳汀岛内，宋代称“贺秘监西桥”，后又改名“憧憧西桥”“澄清桥”。明代天顺八年（1464），因桥西有为刑部尚书陆瑜立的牌坊，故改名为“尚书桥”。《宁波府简要志》记载尚书桥：“东达众乐桥，西达西河营。”[12]32成化本《宁波郡志》记载尚书桥在县治西南贺祕监祠西，“旧名澄清，一名憧桥，建于宋天禧五年，转运使陈尧佐题名，嘉祐间，守钱倚修；乾道五年，守张津重建，有亭，今废；大明天顺八年，邵守张瓒为司寇陆瑜立坊，改今名。”[25]94
惠政桥在鼓楼西侧的惠政巷口，原有水道，由月湖乘船可达府治（宁波卫），惠政桥则是必经之桥。从惠政桥过大得桥出西城门（望京水门）。宝庆《四明志》记载惠政桥：“县东北三里，旧名善胜，又名通剡，皇朝乾德二年建，后为洪水所坏，大观中重建，改今名。”[5]396《宁波府简要志》记载：“惠政桥北，入天宁寺，南达醋务桥。”[12]30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奉化江抵惠政桥，合諸溪水达郡城東，会鄞江入于海。”[6]319惠政桥：“在县东四里，一名善腾桥，又名通剡桥，宋乾道中建，后坏；……国朝正德七年，令陶麟命僧人募建，上覆屋。”[6]327
日记中提到的“社稷坛”即“社坛桥”。嘉靖《宁波府志》记载社稷坛：“宋置子城一里，今称社坛桥是也，元改建城西隅大卿桥之南。”[6]617-618康熙《鄞县志》亦记载社稷坛：“宋置郡城西南一里，今称‘西社坛桥’者，即其地。”[36]390成化本《宁波郡志》记载府社坛桥：”县治西望京门里，宋淳祐六年，守颜颐仲建；大德元年重建，改名‘大德’。”[25]94
日记中提到的“宁波卫”在府治西，即宋庆元府治故址。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宁波卫指挥使司：“郡治西，宋绍兴间，为沿海制置司，庆元元年，陞庆元府；大德六年，改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正十八年，台州方国珍据为浙东分省；皇明平国珍，改明州卫指挥使司，命指挥驸马王恭镇守，辖五千户所；……十四年，改为宁波卫指挥使司。”[6]429至于宁波“四明驿”，前文已有相关论述。
当然，崔溥对宁波府城的记载也有几处存在疑问的地方。一是“（尚书）桥内江广可一百余步”，这里所说的“江”实为“月湖”。二是“北门”当为“西门”之误，因为崔溥走的是水路，而宁波六门中也只有南门（长春门）和西北（望京门）有水门。三是“大得桥”，在地方志中没有记载，疑为“大卿桥”之误。因为他说这“桥有三虹门”，也即三孔石拱桥，从西塘河到大西坝这一路，也只有大卿桥是三孔桥。[37]63清人蒋学镛《鄞志稿》记载：“西乡河渠经纬错综，其源约有四：一源岀大雷诸山，下流四达，其南行者，或入仲夏，或入戚浦，或入镜川，或入栎社；惟一支北流值抵西坝，为西塘河，由西津桥折而东，五里至高桥，又十里至新桥，又十里至望春桥，乃由大卿桥入西水关。”[38]526-527
二月初一天明，崔溥一行经新清桥、进士乡，至宋石将军庙。“庙大如官府，立旌表之门。”[2]76康熙《鄞县志》记载石将军庙：“县西九里望春桥，祀宋石守信。相传建炎间，高宗幸明州，金人追之，高桥之战，忽见阴雾昼晦，见神兵被野，有大旗前导，号曰‘石将军’，俄而金人奔骇，为杨沂中所败，高宗得航海，故立庙祀之。”[36]410崔溥接着写道：“自府城至此十余里间，江之两岸，市肆、舸舰坌集如云。”[2]76
离开宁波府城后，崔溥一行经过西坝和西乡之新堰两处“济挽官船”的堰坝，再经过新桥、开禧桥、姚平处士墓，到达慈溪县。“棹入其中，有经元门、钟英门、都堂里门、都宪桥、进士门、德星桥、宝峰门，至临清亭前少停舟。”[2]76
天启《慈溪县志》记载慈溪县城门：“东曰瞻岳，西曰萃实，南曰拱寿，北曰拱辰”；城楼四处，东西水门凡三处。[39]23光绪《慈溪县志》记载：“辟为四门，东曰镇海，南曰景明，西曰望京，北曰环山，东西各为小门；又穴水门于东西之左右以通潮汐，门各有楼，罗以月城。”[40]106这里提到的经元门、钟英门、都堂里门、进士门、宝峰门等，地方志中没有记载，很有可能指的是城内的“水门”。日记中提到的“都宪桥”在县治南一里，原名为“骢马桥”，为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慈溪县令房琯所建。明天顺二年（1458），知县贾奭为都御史王来立坊，改为“都宪桥”。
日记中提到的“德星桥”和“临清亭”，地方志中亦有相关记载。成化本《宁波郡志》记载德星桥：“县治西南一里永明寺之南，上有屋三间，南北构亭，贞观三年建；……大明洪武十八年，鄞人李大方输资辇石重建。”[25]109临清亭：“旧名迎麾，县西二里，令杨原复重建。”[25]110天启《慈溪县志》记载迎麾亭：“旧名‘临清亭’，县西二里，令杨原复重建二亭，为东西停驻之所，时加修葺。”[39]117
2014年6月22日，宁波段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就包括从上虞五夫升船机至余姚曹墅桥这段运河。该段河道沟通曹娥江和姚江，历史上对促进沿线城镇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3]129离开慈溪后，崔溥对其所见沿途景色及城镇风貌亦做了描述。如慈溪至余姚途中：“江山高大，郊野平铺，人烟稠密，景物万千。”[2]76记载余姚县城：“江抱城而西，有联锦乡、曹墅桥，桥三虹门，又过登科门、张氏光明堂。”[2]77
日记中提到“曹墅桥”位于姚江的支流马渚中河与姚江汇合处，是上虞到余姚官道上的必经之处。姚江主航道穿余姚县城而过，南有最良江，北有候青江，形成“江水抱城”的格局。光绪《余姚县志》记载余姚县城有水门三处：“东西水仓门各一：其一在齐政门；西曰小南门，俗呼‘新陆门’，内外皆有桥通潮汐，与两水仓合流。今内外两桥联城门为一，其上为通衢，下仅通小舟矣。四面环江为濠，可通舟楫。”[41]168
二月初四日，到绍兴府。崔溥用相当大的篇幅对绍兴府的城镇风貌做了描述：“是日晴。撑鉴水而上，水自镜湖一派来，绕城中，日出时，到绍兴府。自城南溯鉴水而东而北，过昌安铺棹入城。城有虹门，当水口，凡四重，皆设铁扃。过有光相桥等五大桥，及经魁门、联桂门、祐圣观、会水则碑。”在崔溥看来，绍兴“其阔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宁波府矣。”[2]77
绍兴鉴湖，又名镜湖、长湖、大湖、南湖，为浙东运河绍兴段的重要组成部分。[42]13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郡太守马臻在原有的山阴故水道基础上筑坝建堤，纳三十六源之水，兴建了鉴湖。鉴湖建成后，水位抬高和设施的完善使此一线航运条件更为优越。鉴湖初创至晋代，山阴、会稽地区的人工运河主航线即为鉴湖；晋代至唐宋，西线（山阴县）的航线渐为西兴运河所取代，而东线（会稽县）仍为鉴湖航线并延承到现代。《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鉴湖：“城南三里，亦曰‘镜湖’，一名‘长湖’，又为‘南湖’。”[18]4417鉴湖环绕山阴两面即府城东面和南面，从府城东门出发后进入鉴湖航道，即可到达府城的南面。[43]110
东汉鉴湖水利图（来源：绍兴市鉴湖研究会）
日记中提到的“光相桥”在山阴县北三里许。[33]48崔溥所经过的“经魁门、联桂门”，很有可能指的是“水门”。这里提到的“佑圣观”，地方志中亦有相关记载。嘉靖《山阴县志》记载祐圣观：“在卧龙山东麓，前瞰簟醪河，岸侧有则水牌；嘉靖二十年，知府张明道改大节祠。”[33]298
鉴湖水利工程湮废后，在山会平原农田水利上产生了河、湖水位的控制和涵闸的管理问题。明成化十二年(1476)，时任绍兴知府戴琥在经过深入实地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在绍兴府城内佑圣观前河中立了一块可供观测使用的“山会水则碑”。碑文如下：
种高田，水宜至中则；种中高田，水宜至中则下五寸；种低田，水宜至下则，稍上五寸亦无妨，低田秋已旺。及常时，及菜麦未收时，宜在中则下五寸，决不可令过中则也。收稻时，宜在下则上五寸，再下恐伤舟矣。水在中则上，各闸俱用开；至中则下五寸，只开玉山斗门、扁拖、禽山闸；至下则上各间俱用闭，正、二、三、四、五、八、九、十月不用土筑，余月及久早用土筑。及水早非常时月，又当临时按视以为开闭，不在此例也。[33]91
按《山会水则碑》观测水位，管理十多公里以外的玉山斗门启闭，可以调节整个山会平原河网高、中、低田的灌溉和航运，这是绍兴平原地区河湖水网充分整治的标志，也是绍兴水利史上的一个杰出创造。这座水则一直使用了六十年，直至汤绍恩主持建成三江闸。[44]136
迎恩桥位于绍兴市越城区西郭门运河进城处，南北向横跨古运河。运河与护城河在此相交，河旁有古城楼及城墙，重檐翘角，雄伟壮观，古时称“迎恩门”。迎恩桥是古代绍兴水路进城的西门户，古代皇帝驾临绍兴，文武百官在此迎候，故名“迎恩桥”。传说春秋战国时便有此桥，具体始建年代不详。现桥建于明天启六年（1626），清雍正十一年（1733）重修时，曾立桥碑刻有“见龙在恩”四字，现碑已不存。[45]204
四、结语
域外中国行记因其异域性、直观性等特点，相较国内史料，有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价值。在明清两代的众多域外中国行记中，崔溥《漂海录》无疑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史料价值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有关崔溥与大运河的研究成果亦数量众多。但总的来说，相关成果多集中于北段的京杭大运河，涉及浙东运河的尚不多见。
崔溥在台州沿海登录后，乘船沿运河北上为其最为便捷和安全的交通方式。他乘船沿南塘河到宁波城南的长春门入城，出西门到西塘河，由西塘河到大西坝，由大西坝至小西坝，进入慈溪县境内；经过车厩驿、姚江驿、江桥，至余姚县，到下新坝，过通明坝，挽舟至上虞江。又沿上虞江，过上虞县，抵达曹娥驿。后又循鉴水而上，到绍兴府里，进衙门复审后，又鉴水而西，过柯桥铺、钱清驿，夜过萧山县。最后，渡过钱塘江，到达杭州。[46]10由其《漂海录》可知，当时浙东运河沿岸用于调节水量、控制水位差的堰坝数量众多，虽然对运河交通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在地方社会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浙东运河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路通道，亦促进了沿线城镇经济文化的发展。崔溥的记载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当时浙东运河的真实情形，为我们深化和拓展浙东运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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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化交流》2025年第2期。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